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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他们，谷歌将会怎样？
英国小说家赫胥黎在他的经典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中描述了一个未来的工业世界，在那里，甚至连人类都是由婴儿厂制造的，而且那个未来工业世界的开始不是从耶稣诞生算起，而是从亨利。福特的出生算起。尽管他并没有发明汽车，但成批生产中产阶级消费得起的汽车则完全是他的点子——一个改变了美国和全世界的点子。现在看来，这样的科幻已经是过去式。因为电影《骇客帝国》和《终结者》告诉我们，人类不是由婴儿工厂制造的，人类世界是被人工智能体系所控制的。那么，这个世界应该是从1973年开始算起。GOOGLE的两位创始人塞吉。布林(Sergey Brin)和拉里。佩奇(Larry Page)均出生于1973年。
Google并没有发明搜索，但是却找到了更好的搜索方式。以至于GOOGLE变成了一个动词，人们也一致认为，在GOOGLE上都找不到的东西，那肯定是不存在的。互联网出现后，成为信息储存和传播的最佳工具。随着带宽的不断增加，每比特单位的信息成本的下降，使更多的人连上互联网，人数的增加又反过来提供了更多的信息，成为滚滚的数字浪潮，滚雪球式把地球上的每一个人每一寸土地都裹挟进来，所谓的“避世隐居”成了一个冷笑话。但是，如何在浩如烟海的信息当中准确、快速地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现实问题。因此，搜索引擎出现了。从最早的AltaVista，到后来的雅虎、微软，一度有上百家公司在进行搜索引擎的开发和服务。但最终胜出的是 GOOGLE，在这样一场竞赛当中，第二名的名字是不会被记住的。原因很简单：Google做出了更好的捕鼠器。
Google站在前人的肩上，对搜索引擎进行了颠覆传统的修改，创造出了新的价值，也促使搜索成为互联网的心脏。Google用这几千台机器构成一个庞大的超级计算机，并很好地完成了一切步骤：搜集信息、整理归类、精确网络信息、处理搜索请求。尽管每天要处理1亿以上、每秒上千次的搜索查询，Google仍然能够在不到1秒的时间内对其近百亿网页进行筛选并得出搜索结果。
……
Google改变了世界，并以“全球信息的有效组织者”为己任，这一切都源自两位创始人布林和佩奇。
布林和佩奇定下了Google的基调。他们是从来没有上过商学院的商人，他们认为，这让他们具有创意上的优势。他们的标准装束是黑色T 恤，牛仔裤和运动鞋(特殊场合上是白色实验室外套)。与其说他们在经营一家公司，倒不如说他们是在玩耍，他们定期参加在谷歌中心举行的滚轴曲棍球比赛，然后顺便实现庄严的理想，比如投资谷歌基金会。他们往往被人指责态度傲慢，但有哪个创业者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并顽固地坚持自己的做事方式呢？(这两人庆祝里程碑式胜利的方式是去汉堡王。)“我们已经很明显是成功的，”布林曾经说。“但仍然有很多的运气。”
也许就是运气使他们走到了一起。 1995 年在美国的夏天，佩奇从密歇根大学毕业了，他从事学术研究的父亲希望他可以继续深造完成博士学位。为了决定深造的大学研究院，佩奇来到了斯坦福大学参观，当时他遇到的向导就是布林。初次见面，两人谈不上情投意合。两个人几乎无所不谈，但是几乎每一个话题都观点相左。两人都有很强的个性和自己的观点。佩奇在接受《商业周刊》采访时说，“我跟布林初次相遇时似乎并不投缘，相互之间都没有留下什么好感。”
很快，佩奇决定了进入斯坦福大学，入学后他第一件考虑的事情就是决定博士课题。佩奇认为互联网是人类有史以来创造的最大的网络，互联网里隐藏着许多有用的信息，可是互联网最大的缺点就是太大了，想要获得这些有用的信息是件很困难的事，他觉得解决这些难题可能有很大的用处。但是，这个课题的复杂性超越了一般博士生的能力范围，佩奇没办法自己一个人进行实验，需要帮助的他邀请了布林加入。
布林在6岁时全家从俄罗斯移民来美国，他的父亲是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的科学家和马里兰大学的教授，母亲在美国宇航局工作。他自己则在数学方面拥有天才般的天赋，佩奇所需要的算法研究正是他的强项。他们共同开发了佩奇位阶技术。
由于佩奇位阶是依靠网页链接来作为数据进行统计，所以网页的数量越多就会有越准确的搜索，这点与其他的搜索引擎完全相反。当年的佩奇只是一心想完成自己的博士学位，根本没想过创办公司，他们只是想把手头的技术卖出去，可是当时的互联网巨头如 Yahoo 、 Infoseek 、 Excite 等都对这两位大学生的技术没有兴趣。
不得已，佩奇走进了斯坦福大学技术授权办公室，要求对佩奇位阶进行许可，好让他可以得到版税以支持他日后的学术研究。可惜专利只能够许可给公司。感到无比失望的两人最后决定自己创办公司。这是因为从技术上来看，斯坦福大学拥有教授及学生的研究成果，然后申请专利，但它通常会将这些专利许可给发明者，让他们可以使用。由于当时佩奇和布林成立Google初期并没有具体的商业计划或现金，因此斯坦福大学决定持有Google的一小部分股份作为条件。斯坦福大学从Google及其专利中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在Google股价升至336美元的时候，斯坦福大学卖掉了手头上的Google股份，大赚了一笔。此外，Google在重组DNA方面的工作及专利也为斯坦福大学带来了超过5亿美元的收入。1998 年 9 月， Google 公司在车库中诞生了。
……
2000年，佩奇和布林首次找到当时任网威公司CEO的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t)。一番客气之后，谈话自然而然地转到了技术问题上。在90分钟的会面里，施密特大部分时间是在和这两个年轻人争论技术问题。佩奇和布林很直率，有时甚至给人不知天高地厚的感觉，但施密特对他们的聪明和热情印象极为深刻。施密特清晰地记得第一次与Google的创始人见面时的情景：“他们在各个方面的看法，都与我不尽相同。让人搞不清他们的看法，究竟是令人耳目一新的远见，还是单方面的单纯天真。”
第二年施密特开始出任 Google首席执行官，施密特掌管公司财务和经营战略，佩奇主攻研发，30岁的布林主要负责制定公司政策，是 Google道德标准的掌舵人，因此也有机会向世人灌输自己的世界观。三驾马车的架构维持至今。而且，根据Google上市的招股书，为了维持公司原有的独特性格，继续像未上市企业那样经营，Google实行的是在高科技公司中十分少见的双层股票结构，将股票分为A、B两类。向外部投资人公开发行的A类股，每股只有1票的投票权，管理阶层手上的B类股却能投10票。如果公司被出售，这两类股票将享有同等的派息和出售所得分配权。B类股不公开交易，但可以按照1：1的比例转换成A类股。Google的共同创始人佩奇和布林，以及首席执行官施密特一共持有Google大约三分之一的股票，但如果他们不转换手中的B类股，即便其他B类股均被转换，他们三人将拥有超过80%的投票权。这就保证了即使他们离开Google，也能继续掌控公司的命运。
为了保持创业精神，佩奇和布林在Google推行了一条“70%、20%、10%”的规定，也就是鼓励工程师们用70%的工作时间进行核心业务的研究，20%的时间用于与核心业务有关联的研究，剩下的10%则随便研究。许多产品来自于那30%的思考。佩奇说：“我们鼓励员工在做好常规项目的基础上，抽出20%的时间去做那些他们认为会给公司带来最多回报的项目。大多数风险项目最终会流于失败，但仍能提供给我们些许经验。而那些成功的项目最终将成长为高回报的产业。
当Google花了大价钱请来的工程师们有了主意，他们就需要向三巨头——施密特、布林和佩奇当面陈述，其中一次的场景是这样的。佩奇和布林身着白大褂坐在会议室里，旁边是施密特，可能是公司里唯一一个打了领带的人，四名工程师进入会议室，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个 ThinkPad。他们只有20分钟：一个投射在墙上的数字时钟不停地跳动着。他们都清楚打动佩奇和布林的方式不可能是提高音调，而是量化的数字。所以，一个工程师说，他提议在搜索结果中增加赞助商链接的小图像，可以产生高达每年8000万美元额外的广告收入。 “我们赚的钱还不够吗？”佩奇反问道。每个人都笑了。就Google的市值而言，它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媒体公司。而布林也毫无表情：“我看不出它如何提高我们的用户体验，”他说。它可能也不会伤害到用户体验。但是，提议被拒绝了—— “下一个。”布林宣布，这个工程师只好失望地离开，把8000万美元留在了桌上。
他们是如何做出这个决定的呢？用户体验至上和不作恶。再没有比Google的招股说明书更能清楚地表明该公司独辟蹊径的经营观了。这本被冠以《投资者指南》名称的七页文件阐述了Google有别于大多数上市公司的独特理念和准则。文件由佩奇起草，内容涵盖了从公司两位创建者及首席执行官施密特组成的“权力铁三角”，到绝不因追逐短期收益牺牲公司长远发展目标的承诺。在这份文件中，两位创建者许诺将给每位员工提供更多诸如免费餐食、管理者的独立表决权及对华尔街行情预测的规避等好处。与此相关的是，与立即能够产生收益的短期投资相比，公司将更加注重长远发展。
……
在Google公司众多独树一帜的行为当中，没有比“不作恶 (Don‘t be evil)”更引人注目的了。他们说：“搜寻和整理世界上所有的信息，是极其重要的任务，应该由值得信赖和热心公益的公司去执行。我们相信，运转顺畅的社会，应该有充裕、自由和公正的管道，取得高品质的信息。Google因此对这个世界负有责任。” 布林和佩奇用公司1%的股本和收益成立了Google基金会，发展可再生能源、预防疾病和促进政府提高治理透明度。
在维基百科对“不作恶”的解释中给出了这句话的原始出处，来自前Gmail工程师Paul Buchheit。这里面还有故事，由于当时Google 很多人都是来自 Microsoft、Apple 等大公司的人，为了强化公司的核心价值观，于是开会来讨论公司的核心原则。但是大家都是提出一些类似“开会要准时”的空洞话。后来，Paul Buchheit 说：“All of these things can be covered by just saying，Don‘t Be Evil。(一言蔽之，就是不作恶。)”这句话于是很快流行起来，并成为 Google 的公司信条。佩奇评价说，这比说“行善事”或其他什么说法好得多，这会促使你在做任何决定前先思考下我是否在作恶了？根据Google首席执行官施密特的回忆，他曾以为“不作恶”只是布林和佩奇讲给自己的一个笑话。直到有一天，他在办公室里参加一项新广告产品的战略讨论，一位工程师中途插话说：那是在作恶。这句话就像在屋子里扔下了一颗炸弹，大家将工作放在一边，开始讨论道德和伦理问题，那个产品也最终被取消了。
卖广告，但是不卖搜索结果，这是Google做广告的原则。所有的广告都是按照客户购买的关键词，以纯文本的方式把广告安置在相关搜索页面的右侧空白处，把所有的文字广告单独列出来，并用特别的颜色标示“赞助商链接”。而搜索结果的正文则是一种自动排序，取决于100多个因素，其中包括 PageRank(网页排名)算法，即Google将网页划分成10个等级，与等级高的网页链接以及链接数量都会影响排名。为了保持搜索结果的公正客观，Google还下大力气封杀一切可以作弊的行为。表面上看起来，这会影响收入和盈利，但与影响用户体验——掺水的搜索结果——相比，收入只能退居次位，只有更多的用户才能带来更多、更长远的广告收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但是“不作恶”这样一个自己套在自己头上的紧箍咒，并不完全是针对广告客户的，更多的是公众对Google的信任。Google以搜索为核心的一系列产品，Google Earth、Gmail、Google Library等等，帮助人们更好地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同时也使自己成为网络活动的中心，人们的每一次搜索、每一张图片、在网上浏览的网页、每一封 Email都被存贮在服务器当中，这使得Google成为全球最大也最有价值的数据库。
2006年1月，谷歌股价曾一天之内暴跌 8.5%，创下公司上市以来最大单日跌幅。而原因正是谷歌拒绝向美国司法部交出用户搜寻记录的要求，被后者告上法庭。从2005年夏天起，美国司法部一直要求Google提供某一周内所有键入Google的搜索关键词，并且要求Google从其数据库中提供100万个随机选择的网址。理由是网络充斥色情内容，危害未成年人。美国其他搜索引擎，如雅虎、微软等都按要求向司法部提供了相关资料。但谷歌认为，用户的隐私应当受到保护，提供色情内容的搜索，并非出于本意。法官最后判决，谷歌只须交出它数据库中5万个搜索结果链接地址，司法部不得向谷歌索要任何用户搜索查询资料。
坐拥金矿，却给自己戴上紧箍咒，佩奇和布林是值得敬佩的。但逐利是公司的天性。有人将Google喻为网络时代的“信息”银行，这是最恰当不过的比喻了。银行自身没有资本，吸收公众储户的资金后放贷经营，赚取其中的差价，一旦发生挤兑，毫无疑问会破产。Google也是如此，它自身不生产内容，靠引导用户找到所需要的信息，过程中收集到信息换成广告来获利。所以依靠的都是公众对其的信任。现代的银行系统产生在大概400年前，银行是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Google也同样改变了世界和我们的生活方式。可是，不正是银行和金融机构的逐利冲动，导致了今天的经济危机吗？Google如何能够抵抗利益的永恒诱惑呢？
佩奇和布林是两个值得敬佩的人，但是他们的继承人呢？更别提只知道钱的华尔街和股东了。
现在就谈论他们的继承人和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有点早，也似乎杞人忧天。那么我们就只能心怀善念，祈祷继续还有天才出现吧。
英国小说家赫胥黎在他的经典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中描述了一个未来的工业世界，在那里，甚至连人类都是由婴儿厂制造的，而且那个未来工业世界的开始不是从耶稣诞生算起，而是从亨利。福特的出生算起。尽管他并没有发明汽车，但成批生产中产阶级消费得起的汽车则完全是他的点子——一个改变了美国和全世界的点子。现在看来，这样的科幻已经是过去式。因为电影《骇客帝国》和《终结者》告诉我们，人类不是由婴儿工厂制造的，人类世界是被人工智能体系所控制的。那么，这个世界应该是从1973年开始算起。GOOGLE的两位创始人塞吉。布林(Sergey Brin)和拉里。佩奇(Larry Page)均出生于1973年。
Google并没有发明搜索，但是却找到了更好的搜索方式。以至于GOOGLE变成了一个动词，人们也一致认为，在GOOGLE上都找不到的东西，那肯定是不存在的。互联网出现后，成为信息储存和传播的最佳工具。随着带宽的不断增加，每比特单位的信息成本的下降，使更多的人连上互联网，人数的增加又反过来提供了更多的信息，成为滚滚的数字浪潮，滚雪球式把地球上的每一个人每一寸土地都裹挟进来，所谓的“避世隐居”成了一个冷笑话。但是，如何在浩如烟海的信息当中准确、快速地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现实问题。因此，搜索引擎出现了。从最早的AltaVista，到后来的雅虎、微软，一度有上百家公司在进行搜索引擎的开发和服务。但最终胜出的是 GOOGLE，在这样一场竞赛当中，第二名的名字是不会被记住的。原因很简单：Google做出了更好的捕鼠器。
Google站在前人的肩上，对搜索引擎进行了颠覆传统的修改，创造出了新的价值，也促使搜索成为互联网的心脏。Google用这几千台机器构成一个庞大的超级计算机，并很好地完成了一切步骤：搜集信息、整理归类、精确网络信息、处理搜索请求。尽管每天要处理1亿以上、每秒上千次的搜索查询，Google仍然能够在不到1秒的时间内对其近百亿网页进行筛选并得出搜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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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改变了世界，并以“全球信息的有效组织者”为己任，这一切都源自两位创始人布林和佩奇。
布林和佩奇定下了Google的基调。他们是从来没有上过商学院的商人，他们认为，这让他们具有创意上的优势。他们的标准装束是黑色T 恤，牛仔裤和运动鞋(特殊场合上是白色实验室外套)。与其说他们在经营一家公司，倒不如说他们是在玩耍，他们定期参加在谷歌中心举行的滚轴曲棍球比赛，然后顺便实现庄严的理想，比如投资谷歌基金会。他们往往被人指责态度傲慢，但有哪个创业者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并顽固地坚持自己的做事方式呢？(这两人庆祝里程碑式胜利的方式是去汉堡王。)“我们已经很明显是成功的，”布林曾经说。“但仍然有很多的运气。”
也许就是运气使他们走到了一起。 1995 年在美国的夏天，佩奇从密歇根大学毕业了，他从事学术研究的父亲希望他可以继续深造完成博士学位。为了决定深造的大学研究院，佩奇来到了斯坦福大学参观，当时他遇到的向导就是布林。初次见面，两人谈不上情投意合。两个人几乎无所不谈，但是几乎每一个话题都观点相左。两人都有很强的个性和自己的观点。佩奇在接受《商业周刊》采访时说，“我跟布林初次相遇时似乎并不投缘，相互之间都没有留下什么好感。”
很快，佩奇决定了进入斯坦福大学，入学后他第一件考虑的事情就是决定博士课题。佩奇认为互联网是人类有史以来创造的最大的网络，互联网里隐藏着许多有用的信息，可是互联网最大的缺点就是太大了，想要获得这些有用的信息是件很困难的事，他觉得解决这些难题可能有很大的用处。但是，这个课题的复杂性超越了一般博士生的能力范围，佩奇没办法自己一个人进行实验，需要帮助的他邀请了布林加入。
布林在6岁时全家从俄罗斯移民来美国，他的父亲是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的科学家和马里兰大学的教授，母亲在美国宇航局工作。他自己则在数学方面拥有天才般的天赋，佩奇所需要的算法研究正是他的强项。他们共同开发了佩奇位阶技术。
由于佩奇位阶是依靠网页链接来作为数据进行统计，所以网页的数量越多就会有越准确的搜索，这点与其他的搜索引擎完全相反。当年的佩奇只是一心想完成自己的博士学位，根本没想过创办公司，他们只是想把手头的技术卖出去，可是当时的互联网巨头如 Yahoo 、 Infoseek 、 Excite 等都对这两位大学生的技术没有兴趣。
不得已，佩奇走进了斯坦福大学技术授权办公室，要求对佩奇位阶进行许可，好让他可以得到版税以支持他日后的学术研究。可惜专利只能够许可给公司。感到无比失望的两人最后决定自己创办公司。这是因为从技术上来看，斯坦福大学拥有教授及学生的研究成果，然后申请专利，但它通常会将这些专利许可给发明者，让他们可以使用。由于当时佩奇和布林成立Google初期并没有具体的商业计划或现金，因此斯坦福大学决定持有Google的一小部分股份作为条件。斯坦福大学从Google及其专利中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在Google股价升至336美元的时候，斯坦福大学卖掉了手头上的Google股份，大赚了一笔。此外，Google在重组DNA方面的工作及专利也为斯坦福大学带来了超过5亿美元的收入。1998 年 9 月， Google 公司在车库中诞生了。
……
2000年，佩奇和布林首次找到当时任网威公司CEO的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t)。一番客气之后，谈话自然而然地转到了技术问题上。在90分钟的会面里，施密特大部分时间是在和这两个年轻人争论技术问题。佩奇和布林很直率，有时甚至给人不知天高地厚的感觉，但施密特对他们的聪明和热情印象极为深刻。施密特清晰地记得第一次与Google的创始人见面时的情景：“他们在各个方面的看法，都与我不尽相同。让人搞不清他们的看法，究竟是令人耳目一新的远见，还是单方面的单纯天真。”
第二年施密特开始出任 Google首席执行官，施密特掌管公司财务和经营战略，佩奇主攻研发，30岁的布林主要负责制定公司政策，是 Google道德标准的掌舵人，因此也有机会向世人灌输自己的世界观。三驾马车的架构维持至今。而且，根据Google上市的招股书，为了维持公司原有的独特性格，继续像未上市企业那样经营，Google实行的是在高科技公司中十分少见的双层股票结构，将股票分为A、B两类。向外部投资人公开发行的A类股，每股只有1票的投票权，管理阶层手上的B类股却能投10票。如果公司被出售，这两类股票将享有同等的派息和出售所得分配权。B类股不公开交易，但可以按照1：1的比例转换成A类股。Google的共同创始人佩奇和布林，以及首席执行官施密特一共持有Google大约三分之一的股票，但如果他们不转换手中的B类股，即便其他B类股均被转换，他们三人将拥有超过80%的投票权。这就保证了即使他们离开Google，也能继续掌控公司的命运。
为了保持创业精神，佩奇和布林在Google推行了一条“70%、20%、10%”的规定，也就是鼓励工程师们用70%的工作时间进行核心业务的研究，20%的时间用于与核心业务有关联的研究，剩下的10%则随便研究。许多产品来自于那30%的思考。佩奇说：“我们鼓励员工在做好常规项目的基础上，抽出20%的时间去做那些他们认为会给公司带来最多回报的项目。大多数风险项目最终会流于失败，但仍能提供给我们些许经验。而那些成功的项目最终将成长为高回报的产业。
当Google花了大价钱请来的工程师们有了主意，他们就需要向三巨头——施密特、布林和佩奇当面陈述，其中一次的场景是这样的。佩奇和布林身着白大褂坐在会议室里，旁边是施密特，可能是公司里唯一一个打了领带的人，四名工程师进入会议室，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个 ThinkPad。他们只有20分钟：一个投射在墙上的数字时钟不停地跳动着。他们都清楚打动佩奇和布林的方式不可能是提高音调，而是量化的数字。所以，一个工程师说，他提议在搜索结果中增加赞助商链接的小图像，可以产生高达每年8000万美元额外的广告收入。 “我们赚的钱还不够吗？”佩奇反问道。每个人都笑了。就Google的市值而言，它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媒体公司。而布林也毫无表情：“我看不出它如何提高我们的用户体验，”他说。它可能也不会伤害到用户体验。但是，提议被拒绝了—— “下一个。”布林宣布，这个工程师只好失望地离开，把8000万美元留在了桌上。
他们是如何做出这个决定的呢？用户体验至上和不作恶。再没有比Google的招股说明书更能清楚地表明该公司独辟蹊径的经营观了。这本被冠以《投资者指南》名称的七页文件阐述了Google有别于大多数上市公司的独特理念和准则。文件由佩奇起草，内容涵盖了从公司两位创建者及首席执行官施密特组成的“权力铁三角”，到绝不因追逐短期收益牺牲公司长远发展目标的承诺。在这份文件中，两位创建者许诺将给每位员工提供更多诸如免费餐食、管理者的独立表决权及对华尔街行情预测的规避等好处。与此相关的是，与立即能够产生收益的短期投资相比，公司将更加注重长远发展。
……
在Google公司众多独树一帜的行为当中，没有比“不作恶 (Don‘t be evil)”更引人注目的了。他们说：“搜寻和整理世界上所有的信息，是极其重要的任务，应该由值得信赖和热心公益的公司去执行。我们相信，运转顺畅的社会，应该有充裕、自由和公正的管道，取得高品质的信息。Google因此对这个世界负有责任。” 布林和佩奇用公司1%的股本和收益成立了Google基金会，发展可再生能源、预防疾病和促进政府提高治理透明度。
在维基百科对“不作恶”的解释中给出了这句话的原始出处，来自前Gmail工程师Paul Buchheit。这里面还有故事，由于当时Google 很多人都是来自 Microsoft、Apple 等大公司的人，为了强化公司的核心价值观，于是开会来讨论公司的核心原则。但是大家都是提出一些类似“开会要准时”的空洞话。后来，Paul Buchheit 说：“All of these things can be covered by just saying，Don‘t Be Evil。(一言蔽之，就是不作恶。)”这句话于是很快流行起来，并成为 Google 的公司信条。佩奇评价说，这比说“行善事”或其他什么说法好得多，这会促使你在做任何决定前先思考下我是否在作恶了？根据Google首席执行官施密特的回忆，他曾以为“不作恶”只是布林和佩奇讲给自己的一个笑话。直到有一天，他在办公室里参加一项新广告产品的战略讨论，一位工程师中途插话说：那是在作恶。这句话就像在屋子里扔下了一颗炸弹，大家将工作放在一边，开始讨论道德和伦理问题，那个产品也最终被取消了。
卖广告，但是不卖搜索结果，这是Google做广告的原则。所有的广告都是按照客户购买的关键词，以纯文本的方式把广告安置在相关搜索页面的右侧空白处，把所有的文字广告单独列出来，并用特别的颜色标示“赞助商链接”。而搜索结果的正文则是一种自动排序，取决于100多个因素，其中包括 PageRank(网页排名)算法，即Google将网页划分成10个等级，与等级高的网页链接以及链接数量都会影响排名。为了保持搜索结果的公正客观，Google还下大力气封杀一切可以作弊的行为。表面上看起来，这会影响收入和盈利，但与影响用户体验——掺水的搜索结果——相比，收入只能退居次位，只有更多的用户才能带来更多、更长远的广告收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但是“不作恶”这样一个自己套在自己头上的紧箍咒，并不完全是针对广告客户的，更多的是公众对Google的信任。Google以搜索为核心的一系列产品，Google Earth、Gmail、Google Library等等，帮助人们更好地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同时也使自己成为网络活动的中心，人们的每一次搜索、每一张图片、在网上浏览的网页、每一封 Email都被存贮在服务器当中，这使得Google成为全球最大也最有价值的数据库。
2006年1月，谷歌股价曾一天之内暴跌 8.5%，创下公司上市以来最大单日跌幅。而原因正是谷歌拒绝向美国司法部交出用户搜寻记录的要求，被后者告上法庭。从2005年夏天起，美国司法部一直要求Google提供某一周内所有键入Google的搜索关键词，并且要求Google从其数据库中提供100万个随机选择的网址。理由是网络充斥色情内容，危害未成年人。美国其他搜索引擎，如雅虎、微软等都按要求向司法部提供了相关资料。但谷歌认为，用户的隐私应当受到保护，提供色情内容的搜索，并非出于本意。法官最后判决，谷歌只须交出它数据库中5万个搜索结果链接地址，司法部不得向谷歌索要任何用户搜索查询资料。
坐拥金矿，却给自己戴上紧箍咒，佩奇和布林是值得敬佩的。但逐利是公司的天性。有人将Google喻为网络时代的“信息”银行，这是最恰当不过的比喻了。银行自身没有资本，吸收公众储户的资金后放贷经营，赚取其中的差价，一旦发生挤兑，毫无疑问会破产。Google也是如此，它自身不生产内容，靠引导用户找到所需要的信息，过程中收集到信息换成广告来获利。所以依靠的都是公众对其的信任。现代的银行系统产生在大概400年前，银行是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Google也同样改变了世界和我们的生活方式。可是，不正是银行和金融机构的逐利冲动，导致了今天的经济危机吗？Google如何能够抵抗利益的永恒诱惑呢？
佩奇和布林是两个值得敬佩的人，但是他们的继承人呢？更别提只知道钱的华尔街和股东了。
现在就谈论他们的继承人和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有点早，也似乎杞人忧天。那么我们就只能心怀善念，祈祷继续还有天才出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