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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不好、交通堵塞、人群拥挤……”一提到这些词语，出现在人们脑海中的往往是一些繁华大都市的印象。其实，这些“症状”正是常见的“城市病”。
10月17日，由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组织上百名专家历时两年完成的《中国城市“十二五”核心问题研究报告》在京发布。该报告指出，“十二五”期间（2010年~2015年），将是中国城市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城市病的多发期和爆发期。
所谓“城市病”，是对城市问题的一种形象说法。它是存在于城市发展中比较突出的问题和矛盾，这种矛盾只有在城市化、工业化快速发展的阶段才会凸显出来。城市病主要包含城市的人口、环境、交通、住房、资源等社会问题。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明告诉《北京科技报》，之所以说“未来五年将是我国城市病的多发期”，是因为目前我国城市化率的增长速度很快。城市化率是市镇人口占总人口（包括农业与非农业）的比率。2007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为44.9%；如果城市化率按照1%的速度增长，那么到2015年末，中国城市化率将超过50%，城市人口将超过农村人口。随着人口快速集聚在城市，一旦城市的建设和管理跟不上需求，供不应求，势必会引发一系列的矛盾。届时，随着人口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将迎来人口规模增长高峰、适龄劳动力就业高峰、人口老龄化高峰、流动人口增长高峰，以及艾滋病蔓延和爆发的高峰。
19世纪末前后，英国城市人口急剧膨胀，造成住房短缺，贫民窟比比皆是。加之，由于公共卫生等设施的缺乏，环境变得恶劣，空气及水源污染日趋严重，就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其实，很多发达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病”都给人们带来过不同程度的麻烦，甚至是灾难。
以环境问题为例，日本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工业化高速发展时，城市的环境问题就很突出。东京1970年发生了光化学烟雾事件，2万人患上了红眼病，这就是工业化快速发展带来的问题。1952年的英国伦敦，冬季取暖燃煤和工业排放的烟雾造成了 “烟雾事件”，短短的4天时间内，4000多人失去了生命。上世纪50年代，伦敦开始下大力气治理污染，在周边建立绿色隔离带，将大批污染企业迁出伦敦， “雾都”才终于拨云见日。
美国现在同样在反思“小汽车社会”所带来的能源浪费、上下班效率低等问题，提出“精明增长”的概念，建造适合步行的社区与多种可供选择的交通方式和住宅，将城市周边的生态基础设施当作一种开放空间来看待，从而起到保护土地的作用，同时让每一位居民都能共享城市发展的便利。
不过，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陆益龙教授则认为我国的城市病不会如此严重，原因在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模式与其他国家不同。以韩国、法国、英国等国为例，它们的人口大多集中在少数大城市。例如，韩国4000多万人口中，有一大半集中在首尔；巴黎集中了法国1/7的人口；伦敦集中了英国1/6的人口。而在我国，城市和城镇的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我国的农村人口占有很大的比例，随着城乡一体化，人口并不会都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城市。
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董黎明告诉记者，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大力发展经济之初，城市病的一些“症状”在我国就已经存在。以交通来说，如果一个城市的人口、住房过分集中，而汽车的增长速度又远超过道路的增长速度，那么，交通就会成为城市发展的瓶颈。另外，城市发展过快会造成耕地的大量流失，水资源短缺，污染加剧；现在，有三分之二的城市都存在缺水问题。
对于居住在城市的人们来说，“城市病”的这些症状就如同顽症一般，侵扰着人们的生活。交通和住房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由于中心区房价过高，有的人不得不到郊区买房，又由于交通拥堵，人们浪费了大把的时间“在路上”，生活和工作效率也就降低了。同时，机动车辆和工厂排放的废气，会导致空气质量下降，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很容易生病。除此之外，人口的大量流动还增加了城市治安、管理的难度，犯罪率容易上升，人们就会生活得“不放心”。
“不过，我认为未来的五年，我国的‘城市病’会逐渐好转起来。”董黎明说。如今，人们已经认识到了城市病的危害，开始进行“治疗”。以北京为例，通过合理规划对污染源进行了调整，过去城市里的污染源“大户”首钢，现在就已经搬到了河北唐山曹妃甸，这样一来，北京的空气质量也有所提升。在解决交通问题方面，现在实行“公交优先”，大力发展轨道交通。此外，一些资源也在合理配置中，例如，不能把工作地点全集中在三环以内，否则势必吸引大量的人集中在一起，造成交通拥堵，但这种治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城市问题是全球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它贯穿整个城市化进程的始终，想要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但通过合理的规划和理念，我们可以缓冲矛盾。”董黎明说。 (本文来源：北京科技报 作者：李金金) 董凌
10月17日，由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组织上百名专家历时两年完成的《中国城市“十二五”核心问题研究报告》在京发布。该报告指出，“十二五”期间（2010年~2015年），将是中国城市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城市病的多发期和爆发期。
所谓“城市病”，是对城市问题的一种形象说法。它是存在于城市发展中比较突出的问题和矛盾，这种矛盾只有在城市化、工业化快速发展的阶段才会凸显出来。城市病主要包含城市的人口、环境、交通、住房、资源等社会问题。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明告诉《北京科技报》，之所以说“未来五年将是我国城市病的多发期”，是因为目前我国城市化率的增长速度很快。城市化率是市镇人口占总人口（包括农业与非农业）的比率。2007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为44.9%；如果城市化率按照1%的速度增长，那么到2015年末，中国城市化率将超过50%，城市人口将超过农村人口。随着人口快速集聚在城市，一旦城市的建设和管理跟不上需求，供不应求，势必会引发一系列的矛盾。届时，随着人口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将迎来人口规模增长高峰、适龄劳动力就业高峰、人口老龄化高峰、流动人口增长高峰，以及艾滋病蔓延和爆发的高峰。
19世纪末前后，英国城市人口急剧膨胀，造成住房短缺，贫民窟比比皆是。加之，由于公共卫生等设施的缺乏，环境变得恶劣，空气及水源污染日趋严重，就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其实，很多发达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病”都给人们带来过不同程度的麻烦，甚至是灾难。
以环境问题为例，日本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工业化高速发展时，城市的环境问题就很突出。东京1970年发生了光化学烟雾事件，2万人患上了红眼病，这就是工业化快速发展带来的问题。1952年的英国伦敦，冬季取暖燃煤和工业排放的烟雾造成了 “烟雾事件”，短短的4天时间内，4000多人失去了生命。上世纪50年代，伦敦开始下大力气治理污染，在周边建立绿色隔离带，将大批污染企业迁出伦敦， “雾都”才终于拨云见日。
美国现在同样在反思“小汽车社会”所带来的能源浪费、上下班效率低等问题，提出“精明增长”的概念，建造适合步行的社区与多种可供选择的交通方式和住宅，将城市周边的生态基础设施当作一种开放空间来看待，从而起到保护土地的作用，同时让每一位居民都能共享城市发展的便利。
不过，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陆益龙教授则认为我国的城市病不会如此严重，原因在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模式与其他国家不同。以韩国、法国、英国等国为例，它们的人口大多集中在少数大城市。例如，韩国4000多万人口中，有一大半集中在首尔；巴黎集中了法国1/7的人口；伦敦集中了英国1/6的人口。而在我国，城市和城镇的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我国的农村人口占有很大的比例，随着城乡一体化，人口并不会都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城市。
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董黎明告诉记者，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大力发展经济之初，城市病的一些“症状”在我国就已经存在。以交通来说，如果一个城市的人口、住房过分集中，而汽车的增长速度又远超过道路的增长速度，那么，交通就会成为城市发展的瓶颈。另外，城市发展过快会造成耕地的大量流失，水资源短缺，污染加剧；现在，有三分之二的城市都存在缺水问题。
对于居住在城市的人们来说，“城市病”的这些症状就如同顽症一般，侵扰着人们的生活。交通和住房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由于中心区房价过高，有的人不得不到郊区买房，又由于交通拥堵，人们浪费了大把的时间“在路上”，生活和工作效率也就降低了。同时，机动车辆和工厂排放的废气，会导致空气质量下降，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很容易生病。除此之外，人口的大量流动还增加了城市治安、管理的难度，犯罪率容易上升，人们就会生活得“不放心”。
“不过，我认为未来的五年，我国的‘城市病’会逐渐好转起来。”董黎明说。如今，人们已经认识到了城市病的危害，开始进行“治疗”。以北京为例，通过合理规划对污染源进行了调整，过去城市里的污染源“大户”首钢，现在就已经搬到了河北唐山曹妃甸，这样一来，北京的空气质量也有所提升。在解决交通问题方面，现在实行“公交优先”，大力发展轨道交通。此外，一些资源也在合理配置中，例如，不能把工作地点全集中在三环以内，否则势必吸引大量的人集中在一起，造成交通拥堵，但这种治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城市问题是全球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它贯穿整个城市化进程的始终，想要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但通过合理的规划和理念，我们可以缓冲矛盾。”董黎明说。 (本文来源：北京科技报 作者：李金金) 董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