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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经济网 作者：赵斌
单田芳，评书大师。1935年11月11日出生于天津，1954年走上评书舞台，《隋唐演义》是其走进广播电台的开山之作，在全国影响很大。从艺50余年已录制完成1万余集广播、电视评书作品，单田芳的评书可谓“说”遍全国。上世纪九十年代移居北京，创办单田芳艺术传播公司，为保护、继承和发展评书这门古老的传统艺术做出显著的贡献。
如果再给我十年时间……
60岁退休当上“北漂”
记者(以下简称“记”)：评书面临传承危机，目前这种危机到底“危险”到什么程度呢？
单田芳(以下简称“单”)：我经常形容说，评书在曲艺百花园中是一朵小花，而且是靠边上的那朵小花，人本来就不多，现在经常上电视、广播的为数更少，不超过10个人。 而且呢，我算了一下，过60岁的占大部分。过了60岁了，这个生老病死的事很难说，你很难说能活多久。这种问题相声界还没有，虽然侯耀文先生去世了，但是还有郭德纲等人，总算后继有人，是不是？但我们评书一旦出现这个现象就很可悲，不知道后面还有几位能够继承下来，谁能擎得起这一面大旗。
记：是不是这种危机，促使您当初决定放弃退休的安逸生活，选择了创办公司？
单：其实创办公司纯属偶然，最开始并没有这么想。从鞍山曲艺团退休，无官一身清，什么事都没有，主要的任务就是录书。录书不一定就限制在鞍山，可能在山东，也可能是在北京。正好北京电视台接我上北京录书，就把我安排住在了北京广播学院(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记者注)，后来我索性就租房住在这里了，用当时时髦的话讲，这就叫开始了北漂生活。这60岁的人放着舒适的生活不过，非要做北漂一族，让人不太理解，但是这样时间长了也不是办法啊。就在这个时候，我遇到了一个人，也是这个人让我与商业结缘，从此告别北漂生活，落住在了北京。
首次创业失败想放弃
记：公司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成立的？
单：他们提议的，咱们成立个公司得了。我说成立公司咱经营什么呢？咱从来没经过商。他们就说你现在比较有名气，干脆就成立一个单田芳文化传播公司，就你的录像和录音往市场外推销，咱们公司就能运作。我是怎么考虑的呢？北京是个我向往的地方，谁都想上北京来发展。所以我们一拍即合，我说好吧，就以自己的名字注册了一家公司。
我们有明确分工，没有雇佣关系，就是合作者。我专门负责生产东西，他们负责搞宣传，负责搞营销这些。公司在北京三环边上的一个公寓楼里成立了。但事情并没有当初设计的那样顺利，对于我来说，做公司要比说评书难上很多倍。归根结底一句话，我们都没有从商经验，也不懂得分析市场，就觉着广大听众喜欢我的评书，肯定就有人要，想得过于单纯。结果远不是那么回事。收入上不来，你公司没法运转了，我们暂停了，后来合作者去拍电视剧，我还支撑着这个公司，希望能够起死回生。
记：剩下您一个人，这公司难做啊，虽然说名人下海，多少会有一定的优势，但毕竟那是10多年前的情形啊，一定很苦吧？
单：大家也许不知道那时候拉广告是多么的难。许多企业都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叫“防鼠、防盗、防广告”。要想在这种形势下为评书找到广告，简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对于我来说就更难了，当时甚至想放弃吧。当时全国播评书的电视台就十几家，我们录一集评书的成本是3500~5000元，一集评书20分钟，每分钟卖8块钱，一集160块钱，就算卖给10家电视台才1600块钱，根本收不回成本。当时没有节目购销买卖，就是节目交换。电视评书录了大概一千多集，连本都收不回来。后来又想，电视剧热，把评书改编成电视剧吧。但拍了两部电视剧，都不成，投资方有权改编剧本，花钱的场景都去掉了，拍出来的东西也没意思了，肯定就没什么收视率。同样，电视台在经过一段时间后也发现电视评书形同鸡肋，收视率不高，再加上成本偏高，所以后来纷纷取消了电视评书。
白送节目经营起死回生
记：局面是怎么扭转的？
单：我还经营着单田芳艺术公司，阴死阳活的后来有一年多吧。那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跟以前的合作者见着了。他说，看来咱们还得重新合作，还得另起炉灶。他提出第二次合作，我没有拒绝。我心里清楚，要想真正地把评书艺术传承下去，就必须走商业运作这条路，但是，在这条路上我不是高手，我需要有人共同作战。首先公司得生存，讨论来讨论去，觉得最适合评书生存的土壤就是广播，制作成本低，市场大，全国有几百个电台都在播评书。可当时能掏钱买得起的只有四五十家电台，其它的都买不起，最便宜15块钱一讲也买不起。最后，公司采取贴片广告的方式，我们免费给电台提供评书节目，但是我们要带广告时间。
记：节目本身白送，依靠广告赚钱，这种模式现在很流行，但当时对您来说恐怕挑战不小吧？
单：起步的时候很难，前3年没什么广告，但咬着牙也得干，没有量就没有客户。任何事情就得开拓进取，墨守成规不行，这里走不通，咱换一条路再走，我的终极目的就是发扬传统的文化艺术，光靠咱们一段一段去录评书很难。这条路太窄了，得全方位的，多多开拓路子。现在全国有500多家电台，800多条频率在播我的评书。有人认为评书只是中老年听众，其实不然，小学生也有，大学生也有，白领、蓝领都有。现在广播书场被我们做得越来越火，全国有三四十个城市都有说书频道。现在公司收益不错，每年仅税就上交一百多万元。我们做的都是大客户。现在广播分成几大类节目，一类是新闻类，这是电台必保的，都号称收听率最高的节目。其次就是评书，广播剧已经很少了，评书基本上都是黄金时间的节目，所以养成了人们的收听习惯。
夕阳西照 70岁的梦想
记：在公司取得了收益的同时，您也为评书艺术找到了新的生存空间，在这种模式下，您觉得对当前的传统文化保护最大的启示是什么？
单：我觉得传统文化保护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借助媒体的力量。通过媒体的传播，可以让观众，特别是年轻人了解传统文化。其次，传统文化保护依然要面向市场，为了保护而保护，绝对不是真正的保护，这样的保护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的，归根到底还是要面向市场。而媒体是连接市场的桥梁，也是反映市场即时和真实状态的“晴雨表”。这次我来成都参加武侯祠和成都电视台少儿频道共同举办的“寻找小说书人”活动，对这个概念的感受更深刻了。真没料到，这么一个暑期活动竟然可以吸引那么多孩子有兴趣来参加，这一方面说明了传统文化还是有市场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媒体的力量真大！
记：下一步还有什么计划？
单：多录书呗！作为一个演员，很多很多听众喜欢你，你这就是成功，咱也别说他大师，著名不著名，这就是成功。如果一个演员没有观众，没有听众，那有多可悲，太可悲了。至于够哪级的演员，由观众去评价。不过，要是有可能，我想搞一个文化村。人家有德云社，有相声俱乐部，人家有中国京剧演出场所。唯独我们没有，我们也得有个平台，也得有块基地啊。我一直想搞一个文化园区，就以单田芳文化村的这种方式来命名，搞土地搞建设非常非常难，牵扯的部门很多，据说要盖几百个章。我想以我们公司带头把一块960亩的地租下来，但我们哪能占得了那么大的地方嘛。光租子我们也交不起，我们只能占其中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有几十亩的地，我们干什么呢？我们就设想建立剧场，评书茶社，评书培训班，动漫基地。我们想这样就能培养出一大批接班人来。这个传承问题基本就能解决了。我都70多岁了，古稀之年都过了，残灯破庙，夕阳西照。不一定哪天就结束了，你还这么使劲你犯得上吗？心里头又很难过。如果能够让时光倒流，再给我十年时间，我会干出更大一番事业，我会给评书做出更多的贡献。无论如何，把这门古老的文化艺术传承下去，发扬光大，这是我的心愿。
采访手记
2007年8月17日成都
单田芳是当今评书界德高望重的艺术家之一，他说了50年的评书，有录音记录的评书他说了有109部，加在一起有12000多回，如果他的评书每天播一回的话，可以播到2036年，而且这个数字还在继续增长。按照单田芳现在每天录制四五个小时的评书进度，播出半个世纪恐怕不是难题。如果把他讲过的评书列在一起，你会发现，从反映商周时期的《封神榜》到眼下的改革题材的评书，完全可以构筑成一部中国历史评书演义。目前，全国有500家电台的800条频率在播出单田芳的评书。据有关部门调查显示，每7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人在听他的评书，他的听众将近两亿人。有人说单田芳的评书跟毒品一样，千万别沾，一沾就上瘾。“凡有井水处，皆听单田芳”，这话一点都不夸张。
如今，评书仍像当年一样，是广播中最重头的内容之一。当年刘兰芳讲《岳飞传》，最多的时候在100多条频率播出，而今天单田芳的评书已经覆盖了全国800多条频率。尽管今天的娱乐消遣方式多种多样，但评书仍是人们最喜闻乐见的方式之一。可是，当你历数一下今天说评书的人，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田战义、连丽如、张少佐、孙一……能说评书的人不超过10个。10年“文革”没有摧毁评书，但是在传媒时代的评书繁荣背后，评书面临着后继无人的窘境。评书演员孙一曾说过:“30年后可能就没有人说评书了。”这话绝对不是危言耸听。作为评书界最年轻的表演者，孙一今年已经40岁，他说:“我回头一看，怎么没人了？”
为评书找条新路子，这句话单田芳每次说起来都非常沉重，丰硕的作品为单田芳赢得了荣誉，但也给他带来了压力，那就是，谁来延续、尊重和继承这些成果呢？单田芳不断地学习和摸索，甚至“歪打正着”地闯出一条评书产业之路，为的就是让评书能够跟得上时代的发展，他不想让这门传统艺术失去它原有的光芒。单田芳说他打算以公司的名义牵头租下一块960亩的地，发展成一个包括评书在内的文化园村。能不能完成他的文化村的项目，我们且不多论，单就一位70多岁的老人能有这份执著的热情，我们就值得去尊重他。在今天这个泛娱乐化的年代里，有多少人还像他一样，愿意为自己的艺术而去拼命，担起我们艺术传承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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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书在新中国成立前一直被看成是江湖卖艺的那一类，说评书的人也是闯荡江湖，走到哪儿说到哪儿，登不得大雅之堂。新中国成立以后，评书逐渐被归为曲艺团的编制之内。在北京、天津、河北、东北，有数不清的说书艺人，他们或消失于民间，或归纳于体制。“文革”期间，评书被当成四旧、牛鬼蛇神，成了“革命”的对象，但这种深深扎根在群众心中的艺术，并没有因为“文革”浩劫而消失。1979年，评书终于又回到了老百姓的生活中，当鞍山人民广播电台把新录制的评书《岳飞传》通过电波传播出去的时候，评书又恢复了她的生机和活力。《岳飞传》在首播的时候，受到了听众的热烈欢迎，出现了万人空巷的盛况。《岳飞传》在当时与邓丽君的流行歌曲一样，成了大江南北的流行现象之一，刘兰芳的名字可能也是当时文艺界知名度最高的人。随后，单田芳的《隋唐演义》、田连元的《杨家将》、袁阔成的《三国演义》先后在全国播出，也就是从那时起，评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了全国听众茶余饭后最常见的消遣娱乐形式。
单田芳，评书大师。1935年11月11日出生于天津，1954年走上评书舞台，《隋唐演义》是其走进广播电台的开山之作，在全国影响很大。从艺50余年已录制完成1万余集广播、电视评书作品，单田芳的评书可谓“说”遍全国。上世纪九十年代移居北京，创办单田芳艺术传播公司，为保护、继承和发展评书这门古老的传统艺术做出显著的贡献。
如果再给我十年时间……
60岁退休当上“北漂”
记者(以下简称“记”)：评书面临传承危机，目前这种危机到底“危险”到什么程度呢？
单田芳(以下简称“单”)：我经常形容说，评书在曲艺百花园中是一朵小花，而且是靠边上的那朵小花，人本来就不多，现在经常上电视、广播的为数更少，不超过10个人。 而且呢，我算了一下，过60岁的占大部分。过了60岁了，这个生老病死的事很难说，你很难说能活多久。这种问题相声界还没有，虽然侯耀文先生去世了，但是还有郭德纲等人，总算后继有人，是不是？但我们评书一旦出现这个现象就很可悲，不知道后面还有几位能够继承下来，谁能擎得起这一面大旗。
记：是不是这种危机，促使您当初决定放弃退休的安逸生活，选择了创办公司？
单：其实创办公司纯属偶然，最开始并没有这么想。从鞍山曲艺团退休，无官一身清，什么事都没有，主要的任务就是录书。录书不一定就限制在鞍山，可能在山东，也可能是在北京。正好北京电视台接我上北京录书，就把我安排住在了北京广播学院(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记者注)，后来我索性就租房住在这里了，用当时时髦的话讲，这就叫开始了北漂生活。这60岁的人放着舒适的生活不过，非要做北漂一族，让人不太理解，但是这样时间长了也不是办法啊。就在这个时候，我遇到了一个人，也是这个人让我与商业结缘，从此告别北漂生活，落住在了北京。
首次创业失败想放弃
记：公司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成立的？
单：他们提议的，咱们成立个公司得了。我说成立公司咱经营什么呢？咱从来没经过商。他们就说你现在比较有名气，干脆就成立一个单田芳文化传播公司，就你的录像和录音往市场外推销，咱们公司就能运作。我是怎么考虑的呢？北京是个我向往的地方，谁都想上北京来发展。所以我们一拍即合，我说好吧，就以自己的名字注册了一家公司。
我们有明确分工，没有雇佣关系，就是合作者。我专门负责生产东西，他们负责搞宣传，负责搞营销这些。公司在北京三环边上的一个公寓楼里成立了。但事情并没有当初设计的那样顺利，对于我来说，做公司要比说评书难上很多倍。归根结底一句话，我们都没有从商经验，也不懂得分析市场，就觉着广大听众喜欢我的评书，肯定就有人要，想得过于单纯。结果远不是那么回事。收入上不来，你公司没法运转了，我们暂停了，后来合作者去拍电视剧，我还支撑着这个公司，希望能够起死回生。
记：剩下您一个人，这公司难做啊，虽然说名人下海，多少会有一定的优势，但毕竟那是10多年前的情形啊，一定很苦吧？
单：大家也许不知道那时候拉广告是多么的难。许多企业都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叫“防鼠、防盗、防广告”。要想在这种形势下为评书找到广告，简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对于我来说就更难了，当时甚至想放弃吧。当时全国播评书的电视台就十几家，我们录一集评书的成本是3500~5000元，一集评书20分钟，每分钟卖8块钱，一集160块钱，就算卖给10家电视台才1600块钱，根本收不回成本。当时没有节目购销买卖，就是节目交换。电视评书录了大概一千多集，连本都收不回来。后来又想，电视剧热，把评书改编成电视剧吧。但拍了两部电视剧，都不成，投资方有权改编剧本，花钱的场景都去掉了，拍出来的东西也没意思了，肯定就没什么收视率。同样，电视台在经过一段时间后也发现电视评书形同鸡肋，收视率不高，再加上成本偏高，所以后来纷纷取消了电视评书。
白送节目经营起死回生
记：局面是怎么扭转的？
单：我还经营着单田芳艺术公司，阴死阳活的后来有一年多吧。那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跟以前的合作者见着了。他说，看来咱们还得重新合作，还得另起炉灶。他提出第二次合作，我没有拒绝。我心里清楚，要想真正地把评书艺术传承下去，就必须走商业运作这条路，但是，在这条路上我不是高手，我需要有人共同作战。首先公司得生存，讨论来讨论去，觉得最适合评书生存的土壤就是广播，制作成本低，市场大，全国有几百个电台都在播评书。可当时能掏钱买得起的只有四五十家电台，其它的都买不起，最便宜15块钱一讲也买不起。最后，公司采取贴片广告的方式，我们免费给电台提供评书节目，但是我们要带广告时间。
记：节目本身白送，依靠广告赚钱，这种模式现在很流行，但当时对您来说恐怕挑战不小吧？
单：起步的时候很难，前3年没什么广告，但咬着牙也得干，没有量就没有客户。任何事情就得开拓进取，墨守成规不行，这里走不通，咱换一条路再走，我的终极目的就是发扬传统的文化艺术，光靠咱们一段一段去录评书很难。这条路太窄了，得全方位的，多多开拓路子。现在全国有500多家电台，800多条频率在播我的评书。有人认为评书只是中老年听众，其实不然，小学生也有，大学生也有，白领、蓝领都有。现在广播书场被我们做得越来越火，全国有三四十个城市都有说书频道。现在公司收益不错，每年仅税就上交一百多万元。我们做的都是大客户。现在广播分成几大类节目，一类是新闻类，这是电台必保的，都号称收听率最高的节目。其次就是评书，广播剧已经很少了，评书基本上都是黄金时间的节目，所以养成了人们的收听习惯。
夕阳西照 70岁的梦想
记：在公司取得了收益的同时，您也为评书艺术找到了新的生存空间，在这种模式下，您觉得对当前的传统文化保护最大的启示是什么？
单：我觉得传统文化保护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借助媒体的力量。通过媒体的传播，可以让观众，特别是年轻人了解传统文化。其次，传统文化保护依然要面向市场，为了保护而保护，绝对不是真正的保护，这样的保护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的，归根到底还是要面向市场。而媒体是连接市场的桥梁，也是反映市场即时和真实状态的“晴雨表”。这次我来成都参加武侯祠和成都电视台少儿频道共同举办的“寻找小说书人”活动，对这个概念的感受更深刻了。真没料到，这么一个暑期活动竟然可以吸引那么多孩子有兴趣来参加，这一方面说明了传统文化还是有市场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媒体的力量真大！
记：下一步还有什么计划？
单：多录书呗！作为一个演员，很多很多听众喜欢你，你这就是成功，咱也别说他大师，著名不著名，这就是成功。如果一个演员没有观众，没有听众，那有多可悲，太可悲了。至于够哪级的演员，由观众去评价。不过，要是有可能，我想搞一个文化村。人家有德云社，有相声俱乐部，人家有中国京剧演出场所。唯独我们没有，我们也得有个平台，也得有块基地啊。我一直想搞一个文化园区，就以单田芳文化村的这种方式来命名，搞土地搞建设非常非常难，牵扯的部门很多，据说要盖几百个章。我想以我们公司带头把一块960亩的地租下来，但我们哪能占得了那么大的地方嘛。光租子我们也交不起，我们只能占其中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有几十亩的地，我们干什么呢？我们就设想建立剧场，评书茶社，评书培训班，动漫基地。我们想这样就能培养出一大批接班人来。这个传承问题基本就能解决了。我都70多岁了，古稀之年都过了，残灯破庙，夕阳西照。不一定哪天就结束了，你还这么使劲你犯得上吗？心里头又很难过。如果能够让时光倒流，再给我十年时间，我会干出更大一番事业，我会给评书做出更多的贡献。无论如何，把这门古老的文化艺术传承下去，发扬光大，这是我的心愿。
采访手记
2007年8月17日成都
单田芳是当今评书界德高望重的艺术家之一，他说了50年的评书，有录音记录的评书他说了有109部，加在一起有12000多回，如果他的评书每天播一回的话，可以播到2036年，而且这个数字还在继续增长。按照单田芳现在每天录制四五个小时的评书进度，播出半个世纪恐怕不是难题。如果把他讲过的评书列在一起，你会发现，从反映商周时期的《封神榜》到眼下的改革题材的评书，完全可以构筑成一部中国历史评书演义。目前，全国有500家电台的800条频率在播出单田芳的评书。据有关部门调查显示，每7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人在听他的评书，他的听众将近两亿人。有人说单田芳的评书跟毒品一样，千万别沾，一沾就上瘾。“凡有井水处，皆听单田芳”，这话一点都不夸张。
如今，评书仍像当年一样，是广播中最重头的内容之一。当年刘兰芳讲《岳飞传》，最多的时候在100多条频率播出，而今天单田芳的评书已经覆盖了全国800多条频率。尽管今天的娱乐消遣方式多种多样，但评书仍是人们最喜闻乐见的方式之一。可是，当你历数一下今天说评书的人，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田战义、连丽如、张少佐、孙一……能说评书的人不超过10个。10年“文革”没有摧毁评书，但是在传媒时代的评书繁荣背后，评书面临着后继无人的窘境。评书演员孙一曾说过:“30年后可能就没有人说评书了。”这话绝对不是危言耸听。作为评书界最年轻的表演者，孙一今年已经40岁，他说:“我回头一看，怎么没人了？”
为评书找条新路子，这句话单田芳每次说起来都非常沉重，丰硕的作品为单田芳赢得了荣誉，但也给他带来了压力，那就是，谁来延续、尊重和继承这些成果呢？单田芳不断地学习和摸索，甚至“歪打正着”地闯出一条评书产业之路，为的就是让评书能够跟得上时代的发展，他不想让这门传统艺术失去它原有的光芒。单田芳说他打算以公司的名义牵头租下一块960亩的地，发展成一个包括评书在内的文化园村。能不能完成他的文化村的项目，我们且不多论，单就一位70多岁的老人能有这份执著的热情，我们就值得去尊重他。在今天这个泛娱乐化的年代里，有多少人还像他一样，愿意为自己的艺术而去拼命，担起我们艺术传承的责任？
链接
评书在新中国成立前一直被看成是江湖卖艺的那一类，说评书的人也是闯荡江湖，走到哪儿说到哪儿，登不得大雅之堂。新中国成立以后，评书逐渐被归为曲艺团的编制之内。在北京、天津、河北、东北，有数不清的说书艺人，他们或消失于民间，或归纳于体制。“文革”期间，评书被当成四旧、牛鬼蛇神，成了“革命”的对象，但这种深深扎根在群众心中的艺术，并没有因为“文革”浩劫而消失。1979年，评书终于又回到了老百姓的生活中，当鞍山人民广播电台把新录制的评书《岳飞传》通过电波传播出去的时候，评书又恢复了她的生机和活力。《岳飞传》在首播的时候，受到了听众的热烈欢迎，出现了万人空巷的盛况。《岳飞传》在当时与邓丽君的流行歌曲一样，成了大江南北的流行现象之一，刘兰芳的名字可能也是当时文艺界知名度最高的人。随后，单田芳的《隋唐演义》、田连元的《杨家将》、袁阔成的《三国演义》先后在全国播出，也就是从那时起，评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了全国听众茶余饭后最常见的消遣娱乐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