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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谦
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很快也波及到了中国。经济形势一逆转，新的问题在中国也暴露了出来。首先出现的是两个问题：一方面是珠三角一带出口导向的小工厂纷纷裁员甚至关门；另一方面则是明年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们，找工作越来越难，以至于前几日招考公务员的考试又出现了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景象。
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这个现象可能会让人觉得困惑。人口学家、经济学家不是一直在就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在发出警告吗？施行了近三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均寿命的延长，使得中国在变得像发达国家一样富裕之前，却已经得上发达社会的“富裕病”：人口老年化、劳动力不足。而接下来威胁中国发展的，将是没有足够的年轻人就业，来养活迅速增长的老年人口。有些评论者在分析中国与印度在未来谁更有发展的潜力时，就以人口结构为根据，认为印度今后的增长将超越中国，因为印度有足够的年轻的劳动力，能创造财富，而中国则有太多的老年人，只能消耗年轻人创造的财富。
何以今日之中国，突然会有太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了？
高等教育大跃进
其实，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自从2003年，高校扩招后的首批大学生开始进入就业市场起，就一直是个问题。这一轮的经济不景气把这一问题更加严重地推到了前台。
大学生就业难似乎是个简单的供需关系的问题：毕业的大学生太多，而需要他们这样受过教育的劳动力的工作又太少。粗看起来，造成这一供需关系的失衡的罪魁祸首就是始自1999年的高校扩招。
中国的普通高等学校（包括本科与专科）在从1993年到1998年这六年间，每年的招生人数只不过从92.4万增加到108.4万，年均增长2.8%。而在1999年，高校招生人数却骤增至275万人，一年间竟翻了一番还不止。之后数年里，高校招生人数连创新高，今年已达600万人，还不包括成人高等教育所另外招收的近200万人。从1999年高校扩招开始到今年，近十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招生人数在以每年12%的速度激增，如今每年高校招生的人数竟已是十年前的五倍以上！这样的增长速度，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上，当也是前无古人的了。
教育体制的失衡
高等教育大扩张随即给中国教育体制带来明显的改变，其中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今天的中国，高中生升大学已比初中生升高中还要容易。中国高中生升入大学的比率在过去20年里经历过两次明显的飞跃：第一次是1993年，当时恰逢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经济增长迅速升温，而高等学校也首次实行缴费上学。这一年，高中毕业生升入高等教育的比率从之前的35%骤升到43%。第二次飞跃是1999年，即高校扩招政策的开始，此一比率又从之前的46%骤升至64%。这一比率之后一路上涨，到2002年时达到了84%的最高值，而之后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控制，开始逐年回落，尤其是2005年，从之前的83%一下子跌到了76%。
而另一方面，初中毕业升高中的比率与高中毕业升高等教育的比率，从99年的高校扩招之后，就一直是倒退。也就是说，从高中升大学比从初中升高中还要容易。在2002年这个高校扩招的顶峰之时，初中升高中的比率只有58%，比高中升入大学的比率低了足足26个百分点。这两个比率直到2006年才持平。
全国性的数据虽然可以展现出中国高等教育近十年来的过快增长，但其实还掩盖了中国教育体制中另一个更严重的失衡：城乡之间教育机会的日益不均。
从初中升高中的比率看，在1985年到2004年期间，城市的升学率从40%提高到55.4%，而同期农村的升学率不升反降：从22.3%下降到18.6%。两者间的差距从1.8倍扩大到3倍以上。
在农村高中生升大学的比率方面，目前暂无全国性的数据，但只要知道城乡之间在高校招生名额的分配、录取分数的设定、教育资源的配置、师资的待遇等各方面的巨大差距，就不难想象，这一小部分能幸运地进入高中的农村学生，在进入高等教育时，还要面临比城市学生高得多的门槛。
比如说，1998年到2002年期间，农村普通中学的数量在逐年减少，共降低了7个百分点。到2002年时，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61%，而农村的普通中学却只占全国的49.6％，城市中学数量首次超过农村。
既然在高等教育迅速扩张的同时，而农村子弟中能够从初中毕业升入高中的机会却越来越小，那就说明这些年来所新增加的高等教育的机会，绝大部分是为城市里的高中毕业生所占据。
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在升学或就业这一点上，中国的农村与城市已经出现两种不同的生活路径。
对农村里的年轻人而言，最普遍的经历是，初中毕业，即九年义务制教育的完成，就是他们学校教育的终结。农村的子弟要从初中升入高中，面临着各种困难：学费的昂贵、家庭对劳动力和就业收入的急需、高中学校的短缺、升入高中后就业形势的不明朗。所以，大多数的农村青年（80%以上的初中毕业生和数量可能同样庞大的初中都没有读完的学生），在初中毕业前后就直接进入就业市场——当然，只能是在低端的制造业或服务业中，否则就是留在农村务农。所以，农村劳动力完成教育进入就业市场的关口在初中毕业。
城乡二元体制造成就业市场的两极化
而城市里的大多数年轻人，在进入就业市场前，走过的却是另一条路径：从小学一路读到高中，高中毕业之后，再进入城市里各种各样的高等教育，然后直到完成高等教育，起码有了个大专或本科的文凭之后，才离开学校进入就业市场。对城市人口而言，从学校进入就业市场的关口在大学毕业。
而城乡之间这两条生活路径的出现，也造成了就业市场中的两极化和我们今天在全球经济危机袭来之时所看到的两个现象：一边是低教育程度的农村劳动力多，而随着初级加工业工厂的倒闭，大量低技术劳力失业；而另一边则是大学毕业生过多，毕业后要找到合适的白领工作却难上加难。而两头大的当中所欠缺的，却恰恰是中国经济可能最需要的：受过高中或中等专科教育的技术型产业工人。
所以，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所反映的并不是什么真正的人才或劳动力的过剩，而是教育体制的失衡。中国其实仍存在巨大的人才缺口，比如说迅速发展的高级制造业对技术工人的需求、比如小城镇、内地城市及广大农村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的需求。但偏偏中国目前所多出来的两种劳动力——来自农村的低教育劳力和从城市里的大学毕业的高教育劳力——却都无法满足这两种需求。
就以大学毕业生来说。花那多钱读大学，想的自然是人往高处走。进了大学的学生们，本来大多数就是城市人，不仅为接受教育投入了不菲的一笔资金，而且已经在一个起码是中等规模的城市生活了三四年（中国的绝大多数高校都集中在省会或更高级别的城市）。鉴于中国日益加剧的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不平等，要他们毕业后离开大城市，回到偏远的小城市、小城镇、甚至农村去就业，那是难上加难的事情。对很多人来说，这简直是对整个高等教育的意义的否定。读大学就是为了能走出来、能不用到工厂里去吃苦受累，哪能毕了业反倒要回去的？于是，便只好大家一起往公务员那条路上挤了。
作者在新加坡管理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任教
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很快也波及到了中国。经济形势一逆转，新的问题在中国也暴露了出来。首先出现的是两个问题：一方面是珠三角一带出口导向的小工厂纷纷裁员甚至关门；另一方面则是明年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们，找工作越来越难，以至于前几日招考公务员的考试又出现了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景象。
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这个现象可能会让人觉得困惑。人口学家、经济学家不是一直在就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在发出警告吗？施行了近三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均寿命的延长，使得中国在变得像发达国家一样富裕之前，却已经得上发达社会的“富裕病”：人口老年化、劳动力不足。而接下来威胁中国发展的，将是没有足够的年轻人就业，来养活迅速增长的老年人口。有些评论者在分析中国与印度在未来谁更有发展的潜力时，就以人口结构为根据，认为印度今后的增长将超越中国，因为印度有足够的年轻的劳动力，能创造财富，而中国则有太多的老年人，只能消耗年轻人创造的财富。
何以今日之中国，突然会有太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了？
高等教育大跃进
其实，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自从2003年，高校扩招后的首批大学生开始进入就业市场起，就一直是个问题。这一轮的经济不景气把这一问题更加严重地推到了前台。
大学生就业难似乎是个简单的供需关系的问题：毕业的大学生太多，而需要他们这样受过教育的劳动力的工作又太少。粗看起来，造成这一供需关系的失衡的罪魁祸首就是始自1999年的高校扩招。
中国的普通高等学校（包括本科与专科）在从1993年到1998年这六年间，每年的招生人数只不过从92.4万增加到108.4万，年均增长2.8%。而在1999年，高校招生人数却骤增至275万人，一年间竟翻了一番还不止。之后数年里，高校招生人数连创新高，今年已达600万人，还不包括成人高等教育所另外招收的近200万人。从1999年高校扩招开始到今年，近十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招生人数在以每年12%的速度激增，如今每年高校招生的人数竟已是十年前的五倍以上！这样的增长速度，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上，当也是前无古人的了。
教育体制的失衡
高等教育大扩张随即给中国教育体制带来明显的改变，其中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今天的中国，高中生升大学已比初中生升高中还要容易。中国高中生升入大学的比率在过去20年里经历过两次明显的飞跃：第一次是1993年，当时恰逢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经济增长迅速升温，而高等学校也首次实行缴费上学。这一年，高中毕业生升入高等教育的比率从之前的35%骤升到43%。第二次飞跃是1999年，即高校扩招政策的开始，此一比率又从之前的46%骤升至64%。这一比率之后一路上涨，到2002年时达到了84%的最高值，而之后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控制，开始逐年回落，尤其是2005年，从之前的83%一下子跌到了76%。
而另一方面，初中毕业升高中的比率与高中毕业升高等教育的比率，从99年的高校扩招之后，就一直是倒退。也就是说，从高中升大学比从初中升高中还要容易。在2002年这个高校扩招的顶峰之时，初中升高中的比率只有58%，比高中升入大学的比率低了足足26个百分点。这两个比率直到2006年才持平。
全国性的数据虽然可以展现出中国高等教育近十年来的过快增长，但其实还掩盖了中国教育体制中另一个更严重的失衡：城乡之间教育机会的日益不均。
从初中升高中的比率看，在1985年到2004年期间，城市的升学率从40%提高到55.4%，而同期农村的升学率不升反降：从22.3%下降到18.6%。两者间的差距从1.8倍扩大到3倍以上。
在农村高中生升大学的比率方面，目前暂无全国性的数据，但只要知道城乡之间在高校招生名额的分配、录取分数的设定、教育资源的配置、师资的待遇等各方面的巨大差距，就不难想象，这一小部分能幸运地进入高中的农村学生，在进入高等教育时，还要面临比城市学生高得多的门槛。
比如说，1998年到2002年期间，农村普通中学的数量在逐年减少，共降低了7个百分点。到2002年时，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61%，而农村的普通中学却只占全国的49.6％，城市中学数量首次超过农村。
既然在高等教育迅速扩张的同时，而农村子弟中能够从初中毕业升入高中的机会却越来越小，那就说明这些年来所新增加的高等教育的机会，绝大部分是为城市里的高中毕业生所占据。
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在升学或就业这一点上，中国的农村与城市已经出现两种不同的生活路径。
对农村里的年轻人而言，最普遍的经历是，初中毕业，即九年义务制教育的完成，就是他们学校教育的终结。农村的子弟要从初中升入高中，面临着各种困难：学费的昂贵、家庭对劳动力和就业收入的急需、高中学校的短缺、升入高中后就业形势的不明朗。所以，大多数的农村青年（80%以上的初中毕业生和数量可能同样庞大的初中都没有读完的学生），在初中毕业前后就直接进入就业市场——当然，只能是在低端的制造业或服务业中，否则就是留在农村务农。所以，农村劳动力完成教育进入就业市场的关口在初中毕业。
城乡二元体制造成就业市场的两极化
而城市里的大多数年轻人，在进入就业市场前，走过的却是另一条路径：从小学一路读到高中，高中毕业之后，再进入城市里各种各样的高等教育，然后直到完成高等教育，起码有了个大专或本科的文凭之后，才离开学校进入就业市场。对城市人口而言，从学校进入就业市场的关口在大学毕业。
而城乡之间这两条生活路径的出现，也造成了就业市场中的两极化和我们今天在全球经济危机袭来之时所看到的两个现象：一边是低教育程度的农村劳动力多，而随着初级加工业工厂的倒闭，大量低技术劳力失业；而另一边则是大学毕业生过多，毕业后要找到合适的白领工作却难上加难。而两头大的当中所欠缺的，却恰恰是中国经济可能最需要的：受过高中或中等专科教育的技术型产业工人。
所以，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所反映的并不是什么真正的人才或劳动力的过剩，而是教育体制的失衡。中国其实仍存在巨大的人才缺口，比如说迅速发展的高级制造业对技术工人的需求、比如小城镇、内地城市及广大农村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的需求。但偏偏中国目前所多出来的两种劳动力——来自农村的低教育劳力和从城市里的大学毕业的高教育劳力——却都无法满足这两种需求。
就以大学毕业生来说。花那多钱读大学，想的自然是人往高处走。进了大学的学生们，本来大多数就是城市人，不仅为接受教育投入了不菲的一笔资金，而且已经在一个起码是中等规模的城市生活了三四年（中国的绝大多数高校都集中在省会或更高级别的城市）。鉴于中国日益加剧的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不平等，要他们毕业后离开大城市，回到偏远的小城市、小城镇、甚至农村去就业，那是难上加难的事情。对很多人来说，这简直是对整个高等教育的意义的否定。读大学就是为了能走出来、能不用到工厂里去吃苦受累，哪能毕了业反倒要回去的？于是，便只好大家一起往公务员那条路上挤了。
作者在新加坡管理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