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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北京色情产业经营者状况
北京色情产业的经营者分为几种：色情图书、音像制品的经营者、北京色情服务产业的经营者、相关医疗行业经营者。
对于色情图书与音像产品的经营者，大都是兼营这种产品。从北京的消费者可以以很低廉的价格从渠道经销商手中长期购买这些色情图书与音像，这说明：1、北京的色情图书、音像制品应当是从几个大型长期从事色情图书与音像产品的盗版商中手中得到的。2、这几个批发商批发产品的数量不是小数字。3、与色情场所的经营者一样，有很深的社会背景。并可以长期进行经营。
初步分析这些从业者是因为既然盗版也是犯罪，那么色情产品同样是犯罪，这可能就是所谓债多了不愁吧！而中国在九十年代，对待犯罪的判定有很大变化。九十年代以前的从商都是犯罪，但是正是这些当时在法律缝隙中生存下来的人到了2000年以后成为很多中国富起来的人。所以市场、生存、机遇、对待人生的挑战与法律之间的斗争是这批人生存的原因。
从事色情产品的渠道经销商，大都是社会中下层、甚至于是社会底层的人。同时外地人员、本地下岗职工、本地残疾人员是这部分人的主要经营者。因为这些人要应付各种检查，同时市场竞争加大、场地租赁价格变化，这些人的收入一般情况下只够维持其生活费用。
由于色情相关医疗产品的经营已经合法化，在这里就不加叙述了。
北京色情服务产业的经营者分为几种：娱乐场所的经营者兼营、色情服务的组织者经营、色情服务者自己经营。
色情服务的组织者经营也就是俗称的“鸡头”经营，或是“拉客”。这种经营方式也有两种，一种是纯粹拉客，另一种是与娱乐场所的经营者联合经营。第一种组织者当然不会像书中描写的旧社会街头拉皮条的那样明目张胆。这些人常常会在发廊、饭店、小宾馆等场所物色对象。他们有时也与从事贩卖色情音像制品的人在一起，对于常常光顾与消费色情音像制品的人提供信息。但是因为是面对低端色情服务产品的消费，这些人从事的工作往往不光是“拉客”同时也要兼当“打手”，有时甚至于是强买强卖的奸商。与第一种“鸡头”不同，第二种色情服务的组织者经营者，往往只是从事提供与组织色情服务。这些人有一些是警务、司法或者工商税务部门犯错误的下岗职工，或与这些人有一定关系的人士。他们配合娱乐场所的经营者，对有需求的对象进行消费。如果他们有一定责任心的话，他们还常常为手下的小姐们组织住房的选择与租赁（当然是要有费用的）。高级或是关系与娱乐场所经营人关系好的人，要就小姐的身体状况对娱乐场所的经营者负责（很多时候是不负责，或是假负责）。
色情服务者自己经营一般就是站街女与发廊老板，当然有时也会从中选择出比较有经营头脑或是比较敢于出头的色情从业者，作旧社会所称的“老鸨”。但是与老鸨不同的事，他们一般情况下也从事色情服务。只不过在为同僚的从业中提供帮助，有时是服务。这里到处是利益关系，没有利益是没人做的。但是同是弱者群体，如果组织起来总比单人对抗整个压力强一些。所以，这些人也可以说是这个行业中盗亦有道的一部分。
一般中高档娱乐场所兼营或是经营色情服务的经营者，在其工作的地区一般很有名望或是背景。他们往往与这个地区的各个方面有着经济利益的联系。自身的条件倒不一定有多好，但是也应熟悉色情场所的经营之道。他们的学历普遍不高，社会地位大多数有半黑与半白的社会关系。
在高档娱乐场所兼营或是经营色情服务的经营者，往往本身很有背景。但是也有一些经营者是职业经理人出身或受雇用的职业经理人，只负责经营在高档的色情场所的经营与管理，一旦出事由幕后人安排解决。这些职业经理人有的学历之高，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有些甚至于是英美高级酒店专业毕业的硕士。）。就职业经理人来说，他们的年收入没有不过100万元的（这也是从那里的一名服务生得到的消息。）。同时，高档色情场所的服务生一般收入为1500-2000元，但是小费可以达到这个数的5-10倍。在2000年以后出现的赖昌星事件中，公众发现很多对于高档次色情业的秘密。其中当地的一些市民对待“红楼”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红楼”是一个戒备森严的场所，平时高档汽车出入，从车辆的牌照中可以知道车中的人物背景不菲（政府要员、明星等等）。而在赖昌星出事以前，从来没有人敢对“红楼”进行检查。在北京的高档色情场所也有同样的待遇。从来没有听说过或是报纸报道，民间传说的高档色情场所被查封。2002年就有房地产开发商在北京想以房地产开发的形势，建一所北京的“红楼”，但是这件事搁浅了。在那里的一位不露姓名工作人员说：“一般的警察是够不上到这里说话的，在那里工作绝对安全。” 在《新闻周刊》一篇文章则说，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警员透露：各地有规模的色情业都有背景，难以彻底清理。但是到底背景是什么，有待灵通人士考证。
2.4司法与政府人员
北京的警察在整个色情产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直接的说北京警察是北京色情产业“杠杆”中的“秤砣”，北京警察的行动直接影响北京色情经济的发展与收益。德国之声中文网也发表文章说，中国有关部门对卖淫现象的打击，以北京为例，警方的搜查每年只进行两到三次，每次都是在开重要会议前夕，匆匆下达对卖淫行为的“严打”号令。每到这时，电视节目也都采取行动配合“严打”，卖淫之风便略有收敛。在北京警察体系中有三种警察对北京色情产业的经济发展起到最重要的作用——片警、城管、刑警。他们在北京色情产业中起的作用不尽相同。
片警最了解北京色情产业，同时也是在警察体系中与北京色情产业接触最多的警察。每个管片的业务过硬的片警，都知道他所在区域内的色情场所所在地。有很多片警间接从事色情场所的经营，或是从中取得间接利益。具体比例对于北京市难以下定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色情场所如果要长期在一个地区经营下去，就必须与当地的片警达成某种程度的协议，否则无法生存。片警也对地区色情产业的安全性、可控制性等有利与经济秩序方面提供一定帮助。同时对于从事色情产业的弱势群体，片警也提供一些便利。其中也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定，例如：对待孕妇、残疾人在从事色情音像产品销售的过程中，往往是网开一面以警告的形式处理。就算是没收也可以以很多形式归还给孕妇、残疾人。
在对待没收音像制品的方面也有很多不规范的事例。其中在2002年朝外大街的盗版DVD商贩就曾经以低廉的价格贩卖盗版DVD影碟，并对其老客户保证这批影碟没有质量问题并透露是从政府内部没收中回购而来。这种事在2004年沙子口的部分从事盗版音像制品贩卖的人士口中也可以得知。但是是否是从片警还是工商税务进行的违规操作就不得而知了，唯一肯定的是一定是从政府部门回流而来的。
城管对比片警来说在色情产业中的作用相对少一些。但是对待从事色情产业的弱势群体的方式也大致相同，毕竟人都有恻隐之心。这一点大多数人民警察的人性一面可以从这方面事情表现出来。城管在对待都市的色情场所经营方面总体影响不如片警，而在税收等方面的作用有不如工商与税务部门。但是城管毕竟是近些年新形成的一个城市治安形式，同时也是工商税务与警察合作的共和体，以后在对色情产业的影响方面的作用会越来越大。
协助刑警破获刑事案件是片警的工作职责中一个主要部分。所以片警不希望有过多的刑事案件发生在自身的管区内，在对待色情产业的更是以控制、限制、了解等形式为主。刑警就不太一样，由于色情行业在中国的高风险性，刑事案件与色情行业牵扯的几率较大。所以刑警方面很多对色情行业有鄙视与反感的心理。而现阶段色情行业的从业者，确实是社会中的高危人群。特别是北京是外地打工人员聚集地之一，每到春节这个传统节日，正是这些外地打工人士返回家乡的时段。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在北京得到满意的收入，而且虽然政府在2004年开始对企业拖欠工人工资的现象进行整治，要完全杜绝上有困难。这样就出现在春节等长假节日前大量针对色情从业者的刑事犯罪。为刑警的假期生活带来不少麻烦，所以刑警对色情从业人士也没好感，有时可以用憎恶来形容。但是，毕竟警察对地区治安是以控制、防范为主。对本地长期从事的色情行业的人士留有生存空间总是有一些利处！刑警也是一样，只是程度不同。
上文应用德国的网站说北京市政府一年要有三次对色情行业进行大检查，不清楚这是什么方面的检查，但是如果把工商、税务、城管、公安对色情经营场所的检查集合起来一般在北京城区对色情场所的大小检查一年内要进行5次以上，如果赶上“两会”、十年大庆就更多。工商税务对于色情经营场所的检查比较简单，以查封与罚款为主。一般工商与税务人员对色情场所的经营也比较了解，与部分片警一样，工商税务人员也有部分人员从这些经营场所收取利益。国家实行公务员的工薪制度以后，这几方面都有所改变。原来在娱乐场所从事直接经营的部分公务员，不直接经营或以隐蔽的形式从经营活动中获得利益。就像广东江门一家夜总会的主任苏仲桥道出秘诀：“谁都知道，娱乐场所如果没有伴舞、伴唱小姐，根本不可能做生意，但国务院发了文件，公安又来了通知，在这风口浪尖上，也要想些应对的办法。”（引自《方舟时讯》）北京也不例外，同时警方与工商内部人员的内部消息也是地方对于色情产业的支持与保护形式之一。在北京产业链中色情娱乐行业毕竟是一个可以给娱乐行业增加收入的行业。也是北京娱乐产业一个支撑点之一，所以从色情产业已经在北京出现十多年的事实推断出，工商税收人员在这种商品经济条件下对此种行业也采取对外打击，而实际以模糊的态度扶持。比如在2005年春节的时候，北京工商税务人员就以各种形式对于其辖区所有电脑城进行突击检查，没收多种盗版音像制品。但据电脑城的负责人与经营者调侃说这些音像制品会很快的回流到销售者手中，但是需要一些费用就可以了（也可能是在吹牛）。
上述参与色情场所经营或是得利的政府背景的北京工商税务、公安民警，往往在色情从业场所有固定的，近似于“情人”或是“傍间”的色情从业者。这样可能也是在经济与对色情服务需求中求得平衡点的方法。
总体来说，在北京工商税务、公安民警等政府部门对色情产业，鄙视心理是很强但并非深恶痛绝。主要的实际行动也很象发达国家的政府部门报到的那样，以控制为主，在这个前提下不要为政府部门增添事端。如果这两项事件都做好了，能够为其谋取一定的利益就更好了！
3. 北京色情产业经济分析
《华商报》英国版2003年4月5日文章《如火似荼的英国色情业》，叙述：据专家公布，英国较大的色情公司每年的相关收入不低于二亿三千万英镑；色情印刷收入占英国印刷行业的2%；色情杂志每月的发行总量约为2，250，000册。发展较快的是性商店。英国的性商店大都是全国连锁，经营范围也不尽相同。除色情杂志、色情音像外，性玩具是主打产品。据报导，四年前刚刚创建的PABO如今每年的营业额不少于四百万英镑。英国一个地域不到中国东三省的小岛，人口不足中国十分之一的国家尚且如此，中国的地下色情产业一定比英国要大。那北京作为中国首都同时又是中国富有人的聚集地，一个政要集中的政治中心，北京色情产业这个产业有多大呢？详细的资料现阶段不可能有仔细的统计，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北京的色情产业不会是一个小产业。
目前的北京地下“性产业”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嫖娼卖淫业、色情服务业、色情品产销业，另外还有一个联带产业；估计年市场价值总计60--90亿元人民币左右。
现在一点一点的对这个产业的市场价值进行推断与计算。
1、 色情发廊涉及色情交易的金额
发廊的小姐数目看发廊的大小，一般使用面积四十平方米的发廊，前店后厂式色情服务形式，有3-5个小姐。而15平方米的发廊，一般有两个小姐。这样计算北京的色情服务发廊大约有40万平方米，那么应当有5万发廊小姐在工作，一个月由于女性生理状况有5天不能从事这方面服务，所以按25天计算一年12个月，以平均1.5天进行一次服务。发廊的色情从业者服务层次较低，发廊妹一次性交易一般要150，发廊妹一般不包夜，一旦包夜一般为300元，所以按每个小姐每天200元营业额计算。北京每年在发廊色情服务额为：5万人*25天*12月*200（元/天）/1.5=20亿元
2、 有色情服务歌厅的色情交易值
歌厅的色情服务收费很杂，但是坐台的收费标准一般是固定的一次100元。一般情况，一个小姐一天可以做两次台。中型歌厅即含有25-30个包间，一般从事色情服务的小姐有70-80人，平均每个包间有4名人员。北京有这种服务的歌舞厅估计有12000个包间，那么理论上讲，有4万小姐在歌厅从事色情服务。其中坐台与出台比例按1：1计算。北京一年色情产业坐台项目的收入为：2万人*25天*12月*200（元/天）=12亿元。而包夜一般为1000，简单的“快跑”为400，综合就按作=屏蔽广告=易的色情服务小姐一般收费一夜700元。北京一年色情产业出台项目的收入为：2万人*25天*12月*700（元/天）=42亿元。
3、 站街女的色情服务交易值
站街女的数量与交易金额不一定，但是站街女友一部分是九十年代初的歌厅小姐，一部分是入行的低层次从业者。估计从业人数为3万人左右。交易费用100元，平均2天一次交易计算。北京一年色情产业站街项目的收入为：3万人*25天*12月*100（元/天）/2=4.5亿元。
4、 包养的色情服务涉及金额
包养这种色情服务金额很难确定，从业人员一定很少。估计被包养的人员有5000人，每年的包养费用按20万元计算。一年预计费用为10亿元人民币。但是就算色情业合法化与公开化的国家这方面。税收也无从下手，但是它毕竟为北京色情行业的一部分，同时也带动相关产业与产品。从影响之来说就取其一半，按5亿元计算。
5、 印刷业、网络与音像制品
北京的印刷业不准许从事公开的色情印刷品制作，而色情书籍在北京业市场不大。色情网络与音像制品虽然有一定影响，但是产业化不足，数量有限，总体估计影响为3亿人民币计算。
6、 性保健品与医疗用品
性保健用品与医疗用品，在色情产业中连带作用很大。北京的性保健用品商店约有5000家，总共产业一年起码3亿元产业值。这之中不包括产销性方面的滋补品和保健品以及治疗性障碍或者性病。
总共北京色情产业年销售合计：20+42+12+4.5+5+3+3=89.5亿元。
如果公安严打带来的损失以40%计算。北京色情产业的产业年销售额51亿元。
4. 北京色情产业有待讨论的问题
中国人民近代在经历诸多痛苦的经验以后发现，发展经济就要经历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使得中国人面对现实成为可能。现在的中国社会已经没人相信，中国能在短时间“超英赶美”，也不会再次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种曾经冠冕堂皇宣传语言。中国社会渐渐的认识与学会面对问题，包括社会的、企业的、国家的、个人的种种问题。同时，对政府工作提出异议的人打击报复现象也在减少。如果一味的遮掩问题只会使问题变大与变坏。从实践中中国人民发现更可怕的是，对待问题的错误处理，特别是政府行为在追求自身超然与特立独行的时候，往往也是民众遭受最大损失的时候。当然面对问题在心理学方面讲是一件极度痛苦的事情，同时解决问题是对心理压力更大的一件事。但是商品经济往往逼迫人们面对现实问题。同时，问题解决的好就有发展，解决不好就会受到惩罚。可是一旦由于不解决，而等到商品经济的经济规律作出惩罚的时候，往往对于当事人已经没有余地了。
色情行业在人类文明史中几乎是有商品交换就存在。世界公认我国是打击色情行业十分严厉的国家。在建国前三十年，政府对待色情行业态度明确——毁灭。但是中国没有因为毁灭了色情行业或是当时被定位资本主义腐朽的行业（尤其是商业）而使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在2000年以后这个星球经济发达、人均收入达到前十位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禁止色情业。而且这些国家对待色情行业的有效管理，从而有效控制性病蔓延，使得性行为犯罪减少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们可以对近十年日本艾滋病传播速度与中国的传播速度进行比较，再得出结论)。这些是不是我国应当借鉴的？
有以下几个难题是北京的警察界与司法界答案不能让社会满意。
第一、从犯罪学的角度，所有警官大学毕业的警察都应当知道，色情业对于减少社会性犯罪中起到很大作用。有合法化色情产业的地区、国家，其色情产业合法化以后的性犯罪急剧减少。这是在全球已经得到事实证实，中国能不能出现特例？
第二、在商品经济的社会，色情产业是遵守商品经济自愿原则的经济形势，对于社会的危害性特别是对于当事人的损害在那里，在商品经济中无法得到合理解释。对于自愿的自我伤害，或是没有伤害在法律上可以认定是有罪么？
第三、对于色情产业多次打击多次复燃，劳民伤财。除了法西斯德国与我国的文革时期，世界色情产业已经存在几千年的历史，一直没有消失。这种产业是否是人类经济活动中的普通的形式？有没有必要在中国社会还有众多漏洞的时候，把这种部分人的生存方式放到整治的前位，
第四、在北京的色情产业链中，存在着大量弱势群体，如果完全割断其生活出路，这些弱势人群又会以何种形式生存？
第五、色情产业中到底哪种行为是处罚法律，如何认定？
第六、什么是色情文学、色情音像制品？这些作品的划分，如果是人为而不是规定的话。如何制止滥用职权。这是不是与依法治国矛盾。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重点。而现在北京存在色情产业，是世界所有社会分析机构都可以证实的事件。而现在中国色情产业如何状况，中国有良知的社会学家也不会完全不知道。中国要何时对此产业进行规范与管理，是中国老百姓很关心的事情。从艾滋病的传播速度与传播比例上看留给中国人的时间不多了。中国的老百姓一定不希望看到，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会出现，象2002到2004年的一系列煤矿爆炸事件一样的政府工作报告，更不希望我国的艾滋病象非洲国家那样普及。当然，中国向来把色情产业视为邪恶的产业，要是走向法制化与正规化还很难。如果不走法制化与正规化，色情产业又要去向何方？用一句外国人中形容中国人的话：是不是可以为了面子，而伤害事实？
还有一点值得所有人重视的是，在调查中发现被社会认可的色情服务形式，同时又是法律模糊地带，往往是疾病传播的最快环节。是比如：包养的形势、性谋实惠、傍等被认为是卫生与安全的色情服务形式，往往比一般简单的性行为要危险的多。越被社会认可的色情服务，疾病的传播危险越大。这又回到上文提到的在中国社会存在隐蔽的三重性道德标准问题，能不能有效解决是控制性疾病传播的基础工作。
北京色情产业的经营者分为几种：色情图书、音像制品的经营者、北京色情服务产业的经营者、相关医疗行业经营者。
对于色情图书与音像产品的经营者，大都是兼营这种产品。从北京的消费者可以以很低廉的价格从渠道经销商手中长期购买这些色情图书与音像，这说明：1、北京的色情图书、音像制品应当是从几个大型长期从事色情图书与音像产品的盗版商中手中得到的。2、这几个批发商批发产品的数量不是小数字。3、与色情场所的经营者一样，有很深的社会背景。并可以长期进行经营。
初步分析这些从业者是因为既然盗版也是犯罪，那么色情产品同样是犯罪，这可能就是所谓债多了不愁吧！而中国在九十年代，对待犯罪的判定有很大变化。九十年代以前的从商都是犯罪，但是正是这些当时在法律缝隙中生存下来的人到了2000年以后成为很多中国富起来的人。所以市场、生存、机遇、对待人生的挑战与法律之间的斗争是这批人生存的原因。
从事色情产品的渠道经销商，大都是社会中下层、甚至于是社会底层的人。同时外地人员、本地下岗职工、本地残疾人员是这部分人的主要经营者。因为这些人要应付各种检查，同时市场竞争加大、场地租赁价格变化，这些人的收入一般情况下只够维持其生活费用。
由于色情相关医疗产品的经营已经合法化，在这里就不加叙述了。
北京色情服务产业的经营者分为几种：娱乐场所的经营者兼营、色情服务的组织者经营、色情服务者自己经营。
色情服务的组织者经营也就是俗称的“鸡头”经营，或是“拉客”。这种经营方式也有两种，一种是纯粹拉客，另一种是与娱乐场所的经营者联合经营。第一种组织者当然不会像书中描写的旧社会街头拉皮条的那样明目张胆。这些人常常会在发廊、饭店、小宾馆等场所物色对象。他们有时也与从事贩卖色情音像制品的人在一起，对于常常光顾与消费色情音像制品的人提供信息。但是因为是面对低端色情服务产品的消费，这些人从事的工作往往不光是“拉客”同时也要兼当“打手”，有时甚至于是强买强卖的奸商。与第一种“鸡头”不同，第二种色情服务的组织者经营者，往往只是从事提供与组织色情服务。这些人有一些是警务、司法或者工商税务部门犯错误的下岗职工，或与这些人有一定关系的人士。他们配合娱乐场所的经营者，对有需求的对象进行消费。如果他们有一定责任心的话，他们还常常为手下的小姐们组织住房的选择与租赁（当然是要有费用的）。高级或是关系与娱乐场所经营人关系好的人，要就小姐的身体状况对娱乐场所的经营者负责（很多时候是不负责，或是假负责）。
色情服务者自己经营一般就是站街女与发廊老板，当然有时也会从中选择出比较有经营头脑或是比较敢于出头的色情从业者，作旧社会所称的“老鸨”。但是与老鸨不同的事，他们一般情况下也从事色情服务。只不过在为同僚的从业中提供帮助，有时是服务。这里到处是利益关系，没有利益是没人做的。但是同是弱者群体，如果组织起来总比单人对抗整个压力强一些。所以，这些人也可以说是这个行业中盗亦有道的一部分。
一般中高档娱乐场所兼营或是经营色情服务的经营者，在其工作的地区一般很有名望或是背景。他们往往与这个地区的各个方面有着经济利益的联系。自身的条件倒不一定有多好，但是也应熟悉色情场所的经营之道。他们的学历普遍不高，社会地位大多数有半黑与半白的社会关系。
在高档娱乐场所兼营或是经营色情服务的经营者，往往本身很有背景。但是也有一些经营者是职业经理人出身或受雇用的职业经理人，只负责经营在高档的色情场所的经营与管理，一旦出事由幕后人安排解决。这些职业经理人有的学历之高，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有些甚至于是英美高级酒店专业毕业的硕士。）。就职业经理人来说，他们的年收入没有不过100万元的（这也是从那里的一名服务生得到的消息。）。同时，高档色情场所的服务生一般收入为1500-2000元，但是小费可以达到这个数的5-10倍。在2000年以后出现的赖昌星事件中，公众发现很多对于高档次色情业的秘密。其中当地的一些市民对待“红楼”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红楼”是一个戒备森严的场所，平时高档汽车出入，从车辆的牌照中可以知道车中的人物背景不菲（政府要员、明星等等）。而在赖昌星出事以前，从来没有人敢对“红楼”进行检查。在北京的高档色情场所也有同样的待遇。从来没有听说过或是报纸报道，民间传说的高档色情场所被查封。2002年就有房地产开发商在北京想以房地产开发的形势，建一所北京的“红楼”，但是这件事搁浅了。在那里的一位不露姓名工作人员说：“一般的警察是够不上到这里说话的，在那里工作绝对安全。” 在《新闻周刊》一篇文章则说，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警员透露：各地有规模的色情业都有背景，难以彻底清理。但是到底背景是什么，有待灵通人士考证。
2.4司法与政府人员
北京的警察在整个色情产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直接的说北京警察是北京色情产业“杠杆”中的“秤砣”，北京警察的行动直接影响北京色情经济的发展与收益。德国之声中文网也发表文章说，中国有关部门对卖淫现象的打击，以北京为例，警方的搜查每年只进行两到三次，每次都是在开重要会议前夕，匆匆下达对卖淫行为的“严打”号令。每到这时，电视节目也都采取行动配合“严打”，卖淫之风便略有收敛。在北京警察体系中有三种警察对北京色情产业的经济发展起到最重要的作用——片警、城管、刑警。他们在北京色情产业中起的作用不尽相同。
片警最了解北京色情产业，同时也是在警察体系中与北京色情产业接触最多的警察。每个管片的业务过硬的片警，都知道他所在区域内的色情场所所在地。有很多片警间接从事色情场所的经营，或是从中取得间接利益。具体比例对于北京市难以下定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色情场所如果要长期在一个地区经营下去，就必须与当地的片警达成某种程度的协议，否则无法生存。片警也对地区色情产业的安全性、可控制性等有利与经济秩序方面提供一定帮助。同时对于从事色情产业的弱势群体，片警也提供一些便利。其中也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定，例如：对待孕妇、残疾人在从事色情音像产品销售的过程中，往往是网开一面以警告的形式处理。就算是没收也可以以很多形式归还给孕妇、残疾人。
在对待没收音像制品的方面也有很多不规范的事例。其中在2002年朝外大街的盗版DVD商贩就曾经以低廉的价格贩卖盗版DVD影碟，并对其老客户保证这批影碟没有质量问题并透露是从政府内部没收中回购而来。这种事在2004年沙子口的部分从事盗版音像制品贩卖的人士口中也可以得知。但是是否是从片警还是工商税务进行的违规操作就不得而知了，唯一肯定的是一定是从政府部门回流而来的。
城管对比片警来说在色情产业中的作用相对少一些。但是对待从事色情产业的弱势群体的方式也大致相同，毕竟人都有恻隐之心。这一点大多数人民警察的人性一面可以从这方面事情表现出来。城管在对待都市的色情场所经营方面总体影响不如片警，而在税收等方面的作用有不如工商与税务部门。但是城管毕竟是近些年新形成的一个城市治安形式，同时也是工商税务与警察合作的共和体，以后在对色情产业的影响方面的作用会越来越大。
协助刑警破获刑事案件是片警的工作职责中一个主要部分。所以片警不希望有过多的刑事案件发生在自身的管区内，在对待色情产业的更是以控制、限制、了解等形式为主。刑警就不太一样，由于色情行业在中国的高风险性，刑事案件与色情行业牵扯的几率较大。所以刑警方面很多对色情行业有鄙视与反感的心理。而现阶段色情行业的从业者，确实是社会中的高危人群。特别是北京是外地打工人员聚集地之一，每到春节这个传统节日，正是这些外地打工人士返回家乡的时段。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在北京得到满意的收入，而且虽然政府在2004年开始对企业拖欠工人工资的现象进行整治，要完全杜绝上有困难。这样就出现在春节等长假节日前大量针对色情从业者的刑事犯罪。为刑警的假期生活带来不少麻烦，所以刑警对色情从业人士也没好感，有时可以用憎恶来形容。但是，毕竟警察对地区治安是以控制、防范为主。对本地长期从事的色情行业的人士留有生存空间总是有一些利处！刑警也是一样，只是程度不同。
上文应用德国的网站说北京市政府一年要有三次对色情行业进行大检查，不清楚这是什么方面的检查，但是如果把工商、税务、城管、公安对色情经营场所的检查集合起来一般在北京城区对色情场所的大小检查一年内要进行5次以上，如果赶上“两会”、十年大庆就更多。工商税务对于色情经营场所的检查比较简单，以查封与罚款为主。一般工商与税务人员对色情场所的经营也比较了解，与部分片警一样，工商税务人员也有部分人员从这些经营场所收取利益。国家实行公务员的工薪制度以后，这几方面都有所改变。原来在娱乐场所从事直接经营的部分公务员，不直接经营或以隐蔽的形式从经营活动中获得利益。就像广东江门一家夜总会的主任苏仲桥道出秘诀：“谁都知道，娱乐场所如果没有伴舞、伴唱小姐，根本不可能做生意，但国务院发了文件，公安又来了通知，在这风口浪尖上，也要想些应对的办法。”（引自《方舟时讯》）北京也不例外，同时警方与工商内部人员的内部消息也是地方对于色情产业的支持与保护形式之一。在北京产业链中色情娱乐行业毕竟是一个可以给娱乐行业增加收入的行业。也是北京娱乐产业一个支撑点之一，所以从色情产业已经在北京出现十多年的事实推断出，工商税收人员在这种商品经济条件下对此种行业也采取对外打击，而实际以模糊的态度扶持。比如在2005年春节的时候，北京工商税务人员就以各种形式对于其辖区所有电脑城进行突击检查，没收多种盗版音像制品。但据电脑城的负责人与经营者调侃说这些音像制品会很快的回流到销售者手中，但是需要一些费用就可以了（也可能是在吹牛）。
上述参与色情场所经营或是得利的政府背景的北京工商税务、公安民警，往往在色情从业场所有固定的，近似于“情人”或是“傍间”的色情从业者。这样可能也是在经济与对色情服务需求中求得平衡点的方法。
总体来说，在北京工商税务、公安民警等政府部门对色情产业，鄙视心理是很强但并非深恶痛绝。主要的实际行动也很象发达国家的政府部门报到的那样，以控制为主，在这个前提下不要为政府部门增添事端。如果这两项事件都做好了，能够为其谋取一定的利益就更好了！
3. 北京色情产业经济分析
《华商报》英国版2003年4月5日文章《如火似荼的英国色情业》，叙述：据专家公布，英国较大的色情公司每年的相关收入不低于二亿三千万英镑；色情印刷收入占英国印刷行业的2%；色情杂志每月的发行总量约为2，250，000册。发展较快的是性商店。英国的性商店大都是全国连锁，经营范围也不尽相同。除色情杂志、色情音像外，性玩具是主打产品。据报导，四年前刚刚创建的PABO如今每年的营业额不少于四百万英镑。英国一个地域不到中国东三省的小岛，人口不足中国十分之一的国家尚且如此，中国的地下色情产业一定比英国要大。那北京作为中国首都同时又是中国富有人的聚集地，一个政要集中的政治中心，北京色情产业这个产业有多大呢？详细的资料现阶段不可能有仔细的统计，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北京的色情产业不会是一个小产业。
目前的北京地下“性产业”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嫖娼卖淫业、色情服务业、色情品产销业，另外还有一个联带产业；估计年市场价值总计60--90亿元人民币左右。
现在一点一点的对这个产业的市场价值进行推断与计算。
1、 色情发廊涉及色情交易的金额
发廊的小姐数目看发廊的大小，一般使用面积四十平方米的发廊，前店后厂式色情服务形式，有3-5个小姐。而15平方米的发廊，一般有两个小姐。这样计算北京的色情服务发廊大约有40万平方米，那么应当有5万发廊小姐在工作，一个月由于女性生理状况有5天不能从事这方面服务，所以按25天计算一年12个月，以平均1.5天进行一次服务。发廊的色情从业者服务层次较低，发廊妹一次性交易一般要150，发廊妹一般不包夜，一旦包夜一般为300元，所以按每个小姐每天200元营业额计算。北京每年在发廊色情服务额为：5万人*25天*12月*200（元/天）/1.5=20亿元
2、 有色情服务歌厅的色情交易值
歌厅的色情服务收费很杂，但是坐台的收费标准一般是固定的一次100元。一般情况，一个小姐一天可以做两次台。中型歌厅即含有25-30个包间，一般从事色情服务的小姐有70-80人，平均每个包间有4名人员。北京有这种服务的歌舞厅估计有12000个包间，那么理论上讲，有4万小姐在歌厅从事色情服务。其中坐台与出台比例按1：1计算。北京一年色情产业坐台项目的收入为：2万人*25天*12月*200（元/天）=12亿元。而包夜一般为1000，简单的“快跑”为400，综合就按作=屏蔽广告=易的色情服务小姐一般收费一夜700元。北京一年色情产业出台项目的收入为：2万人*25天*12月*700（元/天）=42亿元。
3、 站街女的色情服务交易值
站街女的数量与交易金额不一定，但是站街女友一部分是九十年代初的歌厅小姐，一部分是入行的低层次从业者。估计从业人数为3万人左右。交易费用100元，平均2天一次交易计算。北京一年色情产业站街项目的收入为：3万人*25天*12月*100（元/天）/2=4.5亿元。
4、 包养的色情服务涉及金额
包养这种色情服务金额很难确定，从业人员一定很少。估计被包养的人员有5000人，每年的包养费用按20万元计算。一年预计费用为10亿元人民币。但是就算色情业合法化与公开化的国家这方面。税收也无从下手，但是它毕竟为北京色情行业的一部分，同时也带动相关产业与产品。从影响之来说就取其一半，按5亿元计算。
5、 印刷业、网络与音像制品
北京的印刷业不准许从事公开的色情印刷品制作，而色情书籍在北京业市场不大。色情网络与音像制品虽然有一定影响，但是产业化不足，数量有限，总体估计影响为3亿人民币计算。
6、 性保健品与医疗用品
性保健用品与医疗用品，在色情产业中连带作用很大。北京的性保健用品商店约有5000家，总共产业一年起码3亿元产业值。这之中不包括产销性方面的滋补品和保健品以及治疗性障碍或者性病。
总共北京色情产业年销售合计：20+42+12+4.5+5+3+3=89.5亿元。
如果公安严打带来的损失以40%计算。北京色情产业的产业年销售额51亿元。
4. 北京色情产业有待讨论的问题
中国人民近代在经历诸多痛苦的经验以后发现，发展经济就要经历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使得中国人面对现实成为可能。现在的中国社会已经没人相信，中国能在短时间“超英赶美”，也不会再次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种曾经冠冕堂皇宣传语言。中国社会渐渐的认识与学会面对问题，包括社会的、企业的、国家的、个人的种种问题。同时，对政府工作提出异议的人打击报复现象也在减少。如果一味的遮掩问题只会使问题变大与变坏。从实践中中国人民发现更可怕的是，对待问题的错误处理，特别是政府行为在追求自身超然与特立独行的时候，往往也是民众遭受最大损失的时候。当然面对问题在心理学方面讲是一件极度痛苦的事情，同时解决问题是对心理压力更大的一件事。但是商品经济往往逼迫人们面对现实问题。同时，问题解决的好就有发展，解决不好就会受到惩罚。可是一旦由于不解决，而等到商品经济的经济规律作出惩罚的时候，往往对于当事人已经没有余地了。
色情行业在人类文明史中几乎是有商品交换就存在。世界公认我国是打击色情行业十分严厉的国家。在建国前三十年，政府对待色情行业态度明确——毁灭。但是中国没有因为毁灭了色情行业或是当时被定位资本主义腐朽的行业（尤其是商业）而使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在2000年以后这个星球经济发达、人均收入达到前十位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禁止色情业。而且这些国家对待色情行业的有效管理，从而有效控制性病蔓延，使得性行为犯罪减少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们可以对近十年日本艾滋病传播速度与中国的传播速度进行比较，再得出结论)。这些是不是我国应当借鉴的？
有以下几个难题是北京的警察界与司法界答案不能让社会满意。
第一、从犯罪学的角度，所有警官大学毕业的警察都应当知道，色情业对于减少社会性犯罪中起到很大作用。有合法化色情产业的地区、国家，其色情产业合法化以后的性犯罪急剧减少。这是在全球已经得到事实证实，中国能不能出现特例？
第二、在商品经济的社会，色情产业是遵守商品经济自愿原则的经济形势，对于社会的危害性特别是对于当事人的损害在那里，在商品经济中无法得到合理解释。对于自愿的自我伤害，或是没有伤害在法律上可以认定是有罪么？
第三、对于色情产业多次打击多次复燃，劳民伤财。除了法西斯德国与我国的文革时期，世界色情产业已经存在几千年的历史，一直没有消失。这种产业是否是人类经济活动中的普通的形式？有没有必要在中国社会还有众多漏洞的时候，把这种部分人的生存方式放到整治的前位，
第四、在北京的色情产业链中，存在着大量弱势群体，如果完全割断其生活出路，这些弱势人群又会以何种形式生存？
第五、色情产业中到底哪种行为是处罚法律，如何认定？
第六、什么是色情文学、色情音像制品？这些作品的划分，如果是人为而不是规定的话。如何制止滥用职权。这是不是与依法治国矛盾。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重点。而现在北京存在色情产业，是世界所有社会分析机构都可以证实的事件。而现在中国色情产业如何状况，中国有良知的社会学家也不会完全不知道。中国要何时对此产业进行规范与管理，是中国老百姓很关心的事情。从艾滋病的传播速度与传播比例上看留给中国人的时间不多了。中国的老百姓一定不希望看到，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会出现，象2002到2004年的一系列煤矿爆炸事件一样的政府工作报告，更不希望我国的艾滋病象非洲国家那样普及。当然，中国向来把色情产业视为邪恶的产业，要是走向法制化与正规化还很难。如果不走法制化与正规化，色情产业又要去向何方？用一句外国人中形容中国人的话：是不是可以为了面子，而伤害事实？
还有一点值得所有人重视的是，在调查中发现被社会认可的色情服务形式，同时又是法律模糊地带，往往是疾病传播的最快环节。是比如：包养的形势、性谋实惠、傍等被认为是卫生与安全的色情服务形式，往往比一般简单的性行为要危险的多。越被社会认可的色情服务，疾病的传播危险越大。这又回到上文提到的在中国社会存在隐蔽的三重性道德标准问题，能不能有效解决是控制性疾病传播的基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