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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社论
日前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透露，所生产的乳制品被检出含三聚氰胺的22家企业愿意主动承担责任，对29万多名确诊患儿给予一次性现金赔偿。同时，这22家奶企还共同建立医疗赔偿基金，以备报销患儿后遗症的治疗费用。时近年底终获上述消息，虽有些迟到，亦令人欣慰。有关各方能自领责任，实在是打开“三聚氰胺门”困局的钥匙。
当初的“三聚氰胺门”，使政府和乳制品行业陷入了不同程度的被动。痛定思痛，政府必须重振公众对食品公共卫生监管的信心，行业必须重振消费者对国产乳制品的信心。此后，政府重拳出击，问责有关负责人并出台专门的乳制品管理条例，实行“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监管;各乳制品企业也在努力地重整奶源与质量控制，强化市场宣传。
与此同时，对结石患儿的赔偿问题，一段时间以来信息却不多。但围绕这一问题的常识是：流沙之上不可能建立牢固的新城，不收拾好残局就难以轻装再发。更何况，食品行业是“良心行业”，靠的是信任度，如果有关各方不真正付诸勇气妥善解决患者的赔偿，监管承诺和质量承诺都将因抽空责任和良知，难以获得公众的谅解与认可。
在此次赔偿安排中，由乳制品行业组织出面应对受害者，显然是可取的策略。乳制品企业受到的这次集体重创，决不是靠各自努力就能自求多福的，毕竟，在消费者心目中一度轰然倒地的，不只是少数几家企业品牌而几乎是整个行业的信誉。欲扳回这一被动局面，由行业组织出手正当其职。然而据报道，该项筹集资金行动是由相关政府部门牵头的，按照死亡儿童和患儿数量计算赔偿金下发到各省，各省再分配到相关责任企业，并非行业协会一手操作。从转变政府职能、减少主事者公权力寻租机会、培育企业生命力等角度看，由行业协会进行组织、政府对此监管，似乎更好一些。
据悉，在约40亿元的涉及金额中，26亿元的检查费用由政府负担,其余资金由相关问题企业负担。这一安排解除了人们此前关于“政府为问题奶粉全额埋单”的担忧，也体现了政府对其相关责任的担当。毕竟，问题奶粉为患，不仅是企业无良，亦有质监部门失察之责，不论是从公共卫生监管制度失灵，还是从应急处理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角度讲，政府作为共同责任主体承担有关费用，也属必要，体现了政府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
不过，三鹿集团在负债超过2亿元的情况下，还能借款9亿多元用于支付患病婴幼儿的治疗和赔偿费用，这一超出借款常规的背后，当地政府显然如其所言，“积极协调给予保证”。在这里，有关政府部门应把这种连带责任，当作事件的代价和教训，予以反思和记取。
当然，29万多名结石宝宝，不同的症状与期待，必将带来不同的诉求，一揽子赔偿方案可能只是提供了好的总体布局，为司法解决问题奶粉赔偿案提供了底数。尽管我们尚不知道赔偿的细则，根据“排斥司法介入的约定无效”的法律准则，此次赔偿方案，并不能被误认为阻塞了司法解决之路。从更大意义上讲，只有一手拓宽纠纷解决渠道，一手畅开司法之门，为受害者提供多样化的矛盾解决方式，才能使各方尽快走出此事件给社会带来的阴影。(原题：结石宝宝赔偿越彻底越容易谅解)
日前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透露，所生产的乳制品被检出含三聚氰胺的22家企业愿意主动承担责任，对29万多名确诊患儿给予一次性现金赔偿。同时，这22家奶企还共同建立医疗赔偿基金，以备报销患儿后遗症的治疗费用。时近年底终获上述消息，虽有些迟到，亦令人欣慰。有关各方能自领责任，实在是打开“三聚氰胺门”困局的钥匙。
当初的“三聚氰胺门”，使政府和乳制品行业陷入了不同程度的被动。痛定思痛，政府必须重振公众对食品公共卫生监管的信心，行业必须重振消费者对国产乳制品的信心。此后，政府重拳出击，问责有关负责人并出台专门的乳制品管理条例，实行“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监管;各乳制品企业也在努力地重整奶源与质量控制，强化市场宣传。
与此同时，对结石患儿的赔偿问题，一段时间以来信息却不多。但围绕这一问题的常识是：流沙之上不可能建立牢固的新城，不收拾好残局就难以轻装再发。更何况，食品行业是“良心行业”，靠的是信任度，如果有关各方不真正付诸勇气妥善解决患者的赔偿，监管承诺和质量承诺都将因抽空责任和良知，难以获得公众的谅解与认可。
在此次赔偿安排中，由乳制品行业组织出面应对受害者，显然是可取的策略。乳制品企业受到的这次集体重创，决不是靠各自努力就能自求多福的，毕竟，在消费者心目中一度轰然倒地的，不只是少数几家企业品牌而几乎是整个行业的信誉。欲扳回这一被动局面，由行业组织出手正当其职。然而据报道，该项筹集资金行动是由相关政府部门牵头的，按照死亡儿童和患儿数量计算赔偿金下发到各省，各省再分配到相关责任企业，并非行业协会一手操作。从转变政府职能、减少主事者公权力寻租机会、培育企业生命力等角度看，由行业协会进行组织、政府对此监管，似乎更好一些。
据悉，在约40亿元的涉及金额中，26亿元的检查费用由政府负担,其余资金由相关问题企业负担。这一安排解除了人们此前关于“政府为问题奶粉全额埋单”的担忧，也体现了政府对其相关责任的担当。毕竟，问题奶粉为患，不仅是企业无良，亦有质监部门失察之责，不论是从公共卫生监管制度失灵，还是从应急处理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角度讲，政府作为共同责任主体承担有关费用，也属必要，体现了政府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
不过，三鹿集团在负债超过2亿元的情况下，还能借款9亿多元用于支付患病婴幼儿的治疗和赔偿费用，这一超出借款常规的背后，当地政府显然如其所言，“积极协调给予保证”。在这里，有关政府部门应把这种连带责任，当作事件的代价和教训，予以反思和记取。
当然，29万多名结石宝宝，不同的症状与期待，必将带来不同的诉求，一揽子赔偿方案可能只是提供了好的总体布局，为司法解决问题奶粉赔偿案提供了底数。尽管我们尚不知道赔偿的细则，根据“排斥司法介入的约定无效”的法律准则，此次赔偿方案，并不能被误认为阻塞了司法解决之路。从更大意义上讲，只有一手拓宽纠纷解决渠道，一手畅开司法之门，为受害者提供多样化的矛盾解决方式，才能使各方尽快走出此事件给社会带来的阴影。(原题：结石宝宝赔偿越彻底越容易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