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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杰
2008年的“金融海啸”起因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经过华尔街金融衍生品的放大效应，由一个局部、典型市场的危机，演化成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对于次贷危机的起因,目前有两种比较流行的解释：一种解释认为，太多“没有还款能力”的购房者涌入房地产市场，给金融机构和房贷市场埋下隐患；另一解释是，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刺激并放大了“地产泡沫”。所有经济体的房地产市场波动，都同市场参与者的支付能力和货币政策有关，把次贷危机的根源归因于此，将问题过于简单化。美国房地产市场的起伏波动，同实体经济变化紧密相关：房地产繁荣同经济复苏、居民购买力提高直接相关；房地产市场衰退，则因为其居民实际购买力下降、消费结构失衡。这两个阶段中，都有着中国低价出口商品的因素（笔者已有另文探讨这个问题）。本文试图从中国商品低价格的制度和市场机理，来分析中国经济与世界（美国）经济的关系。
中国出口商品廉价的机理
2001年，中国加入 WTO；其时，美国正经历网络泡沫破裂。美国原本希望通过中国的“入世”，来打开中国市场，但中国商品涌入美国市场的速度，显然超过了中美两国政府的预期。1998年之后，为刺激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经济，中国政府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出口商品的生产基地，从沿海深入到成本更低廉的内地，进一步提高中国商品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力；为迎合WTO谈判并解决国有企业困境，政府实施“国退民进”战略，允许民营企业进入钢铁等规模性行业。这些因素，给中国出口做了产能上的准备，并在2002年后集中释放。
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以生活必需类轻工产品为主，且比重很大，因此足以对美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产生影响。低价是中国商品占领美国市场的关键因素，中国的低价商品使得美国消费者产生财富效应，并最终提高其购买力，成为美国房地产市场繁荣的基础条件。
低价格是中国出口商品最主要的竞争要素，带来中国外贸及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同时也成为中国和全球经济失衡的关键。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之所以低，除了国内企业相互竞争的压价因素外，还有两个更重要的原因：
一是美元在贸易结算中的定价权。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商品（特别是工业制成品）出口到美国后，只能以美元定价（也被看作是美元霸权），出口国货币对美元汇率的波动难以影响到出口品在美国市场上的价格。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出口商品在美国市场形成竞争，价格成为重要竞争因素，商品提价，就意味着退出美国市场。2007年，在人民币汇率、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都提高的情况下，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却涨不了价。
二是中国的自身因素。构成中国出口商品价格的国内因素，包括设备投入和折旧、政府税收、财务费用、原料成本以及劳动力和土地及环保费用，前四项是刚性支出，阶段性的优惠（包括出口退税），难以根本上影响企业的成本。影响中国出口商品价格的变动因素是人工成本及土地和环保费用，这两个变动因素构成中国出口商品价格的竞争力。由于存在非贸易要素及不同经济体之间在环境等政策上的差异，理论上的一价定律并不能体现出口商品的所有制造成本（费用），从而造成同类贸易品在不同经济体生产时的巨大成本差异，即使考虑了劳动力成本差异因素。中国的出口商品中（大部分的工业制成品），土地和环保费用作为非贸易要素构成生产（或社会）成本，却要么没有计价要么没有经过市场化的定价，其直接结果是提高了中国商品的价格竞争力以及海外投资向中国的转移。
另外，中国扭曲的消费价格指数（即CPI，目前，中国CPI构成中，食品权重为33%-35%）通过制度化的安排，最大限度地控制了劳动力成本的上涨，进而压低了出口商品的价格。中国的出口企业，主要以沿海加工企业为主，就业者多是来自内地的农民工。低成本劳动力的稳定供应，除了供求关系因素，更取决于打工收入在其日常支出之后的节余，是否高于其离开农业产生的机会成本，而决定这个机会成本的，是农村的粮食生产。“稳定粮价”（也就稳定了CPI），并让粮价长期处于低水平（低于国际市场价格），使得外出打工者获得的现金收入，远高于在农业生产上的现金所得，这促使农民工前赴后继。
打工者就业期间的主要消费是食品，食品价格低而平稳，可以保证这些从业者收入节余的相对稳定。能在所处城市买房、购车的打工者比重不高；同时，长期以来，这些打工者在医疗和教育方面无法奢望同城市居民相当（成为城市居民的打工者，在子女入学时就会明显感觉到收入的相对下降），而收入在回流家乡后的消费，主要发生在农村市场，充斥假冒伪劣商品的农村市场价格要远低于城市，这符合打工者的支付能力。因此，城市中食品之外的商品和服务价格涨跌，对打工者影响很小。城市食品价格的稳定，可以降低打工者提高工资的要求，进而降低用工企业调整工资的压力，最终达到“降低企业的负担，提高竞争力”的效果。这种格局，在中国1993年开始市场经济，并允许农民工全国范围流动以来，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据统计，1992—2004年的12年里，农民工平均工资只增加了68元。
如果食品价格上涨（CPI就会上涨），打工者的食品支出势必增加，这种情况下，打工者要么要求增加工资，要么回乡种粮；而如果打工者的消费结构发生变化，如 “80后”年轻一代步入劳动力市场，他们追求时尚消费，势必改变其父辈“吃饱即存钱”的习惯，这必然会带来加薪的要求。2007年，沿海地区就出现“年轻人放弃就业加剧民工荒”的情况。这种状况将成为未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常态，利用控制CPI的手段来控制劳动力成本，将越来越难。
通过控制CPI来压低劳动力成本，似乎是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企业在其间获得的好处不多，其发挥的作用是解决就业、保障社会稳定、创造税收，解决了政府关心的问题。理论上，打工者创造的价值中包含其社会保障，如果工资定价机制合理，他们拿到的现金工资收入就应该包含这些社会福利。但是，2008年之前，沿海打工群体的社会保障部分，要么被企业转化为利润，要么以税费的形式进入了政府的口袋，或者以利息的名义进入银行的收入中（代表中国优秀企业的很多上市公司，其财务费用要远高于员工工资支出）。但是，从中国出口加工企业的利润水平看，进入企业利润的比例不大，如果让企业来解决保障支出（包括追溯补偿），企业倒闭就难以避免。
在中国市场经济价值的分配过程中，存在着政府、银行及企业之间的不合理局面，同时，存在商品出口价格的不合理——产品定价过低。而在这个不合理的分配过程中，创造“剩余价值”的打工者处于最底层，且获利最少。
现行价格体系的弊端
这种制度安排，在外贸加工企业导致的结果是，让劳动者长期处于低工资状态；而扭曲的CPI体系，却没有让打工者明显感觉到收入的相对下降，这保证了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竞争力，社会、经济和谐稳定。但其负面效应同样明显。最大的负效应，是全社会福利的净损失。为稳定CPI，政府通过行政措施控制食品价格，结果是食品质量的下降。在原料奶的价格比矿泉水还低的时候，消费者按照政府指导价买到不搀假的奶制品，在现代社会是不现实的。牛奶行业的“三聚氢氨”，因此可以放大到所有食品领域。在农村和城市之间，会交替上演彼此伤害的样本：农村购买工业品，会出现大头娃娃、伪劣药品致死案；农民生产自己不吃，专卖城里人的注水肉、毒韭菜、催熟西瓜。持续性的环境破坏和食品安全问题，降低了社会的生活质量，进而影响到全社会的健康水平。全社会要为此支付即期的医疗费用，及潜在的（远期）健康成本，这将严重制约中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CPI的缺陷及政策性的物价稳定措施，只是使得通货膨胀隐性化，却不能控制全社会的实际通涨率，进一步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增长质量和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城市居民从住房价格上体会到物价上涨，显然接近于真实的通涨水平；食品“标签”价格的稳定，伴随着食品真实价格的上涨，这实际上意味着食品质量的下降，也就是说，要买到货真价实的东西，需要支付溢价或者根本买不到，“专供”、“特需”应运而生。理论上，商业社会中，低值易耗品和快速消费品的支出费用，已经包含了使用效应和质量安全的保证：如果买一支钢笔需要准备维修费、喝一杯牛奶要准备好住院费，这些商品就已经不是易耗品，而是耐用品，其实际价格，已经远远超出在商场付款处支付的政府指导的“标签”价格。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3.94倍，其中城镇上涨4.33倍，农村比1985年上涨2.69倍。同收入增长幅度相比，通涨率还算温和（1985年后，农民收入实际增长幅度落后于CPI增长幅度），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仍以“三聚氢氨”为例，科技因素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化工原料” 则掩盖了通涨真相：CPI构成中，猪肉和鸡蛋占据最重要的比重，但三十年间，猪肉、鸡蛋发生了很大变化。1978年的猪肉和鸡蛋，在2008年，要以“有机猪肉”、“土鸡蛋”的名义，高出CPI统计构成中的样本猪肉、鸡蛋（饲料猪肉和饲料鸡蛋，甚至“三聚氢氨”鸡蛋）几倍的价格。“同样”的样本，不同的质量，实际通货膨胀率远不是政府公布的水平。
第三，中国为维持经济增长要支付高昂的成本。扭曲的劳动力成本，使得社会财富在中国与世界及中国内部的分配严重失衡，劳动者收入不能提高，无法形成稳定的国内消费市场，“刺激消费”只能是不断被提出的口号；劳动者和企业都无力做到必需的技术投入，人力资源素质难以提高，进而制约产业升级。
外贸就如一剂“毒药”，中国全社会的积累，要不断依赖于它，进而形成恶性循环。外贸依存度越来越高，使得中国（2007年GDP全球第四位）越来越像一个外贸中的“小国”。在出口商品价格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出口企业（当地政府）在劳动力成本之外，寻找降低成本的空间，如上述的环境等非贸易要素。寻租难以避免，从而进一步增加企业成本，企业积累困难，始终挣扎在生存边缘。这部分解释了很多外资企业在享受完“三免五减”后迅速转移关闭的现象，因为其目的也只在赚取中国的政策优惠。出口加工企业及所在地区和整个中国，最终难以形成创新动力和行业领先优势；大量出口产生的贸易顺差，造成了进入WTO之后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进一步削弱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
中美两国经济的依附和未来
中国以现行CPI为核心的价格体系和政策，造成了两个结果，第一，使得美元的实际购买力要高于其对人民币的汇价，因为中国的出口商品中包含环境溢价。如果CPI政策进行调整，中国出口商品的生产成本就会大幅上涨，人民币也会相应贬值。目前的价格政策，造成整个中国对美国及其它出口市场的补贴，这些经济体，成为中国价格体系最大的受益者。第二，中国的城市化只能是一个不断被讨论、却始终难以变现的话题。所谓的产业工人，不过是根据国际市场变化在就业地与家乡之间不断迁徙的候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最终也取决于美国消费者的荷包和消费信心。
除了美国等经济体的消费者之外，中国中央及沿海发达地区的各级政府，大城市里的高收入人群，则是中国现有价格体系的国内受益者；而受到负面影响最大的，是那些城市里的无业和低收入者。前者的受益，主要通过税收、各种政府规费、银行等服务机构的中间费用实现。在那些候鸟失去工作之后，国内曾经的获益者也发现，“高端服务业”也需要朴实的基础——随着农民工大量返乡，城市的白领也加入到失业的行列。CPI控制了食品价格，但无法制约住房和服务价格，这增加了城市低收入和无业者的现金支出压力，但政府对低保对象支付的补贴，则会因为稳定的CPI水平而实际上减少。
如同全世界只能有一个美国一样，中国也不能有太多的北京和上海，因为通过价格手段从农民工身上获得剩余价值，不足以支持那么多的高端行业和人群。美国爆发危机之后，中国人开始明白美国这种消耗全球补贴的模式不可持续。
农产品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形成了农村对城市的补贴；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在工业化过程中，对城市形成二次补贴，同时也补贴了美国。取消农业税及对种粮农民补贴，可以看作是过去几十年农村对城市补贴的返还。而中国被全世界觊觎的1.9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可以看作是农民工及非贸易要素为支持外贸行业而完成的积累，应该用于补偿打工者（打工期间的社会保障）和环境破坏，以及因工业化失去土地的农民。只是，这些储备与积累无关，而且已经变成人民币进入了国内金融市场。而真正的补偿，已经被国内的政府和城市消耗。
调整CPI为核心的价格体系，打工者的工资会大幅上升并缩小社会收入差距，但这是加工业主无法承担的。因此，必须伴随税收、金融的同步改革，减轻全社会的运营负担，并在政府、企业、消费者和金融机构间合理地分配利益。
WTO之后，中美两国经济上的依附关系越发明显：中国越来越需要美国的市场和贸易顺差，美国则需要来自中国的廉价初级加工品和回流美国资本市场的贸易“ 黑字”，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对外汇储备的处理方式，一直以持有美元资产为主。随着外贸顺差累积的储备越来越多，中国回流美国市场的美元资产也越来越多。这些资产不同程度地参与了金融衍生品市场，中国美元也因此成为次贷市场和石油衍生品市场的参与者。这形成了中国官员对两国关系的结论：谁都离不开谁。
但显然，中国更需要美国，美国在全世界的经济地位和市场广度无法替代；而中国产品可以替代，且中国支持廉价出口品的条件不可持续。如果美国居民减少消费支出，居民消费占其GDP的比重（2003年-2007年该比重一直维持在70% ）和贸易逆差都必将下降（2007年商品贸易逆差占GDP比重为6%,较2005年和2006年有所下降），这对中国来说绝不是一个好消息。
对中国而言，因为人口众多、初级加工业产能庞大，中国必须有足够的“出口和通路”来消化这些产能。在可预见的未来，外贸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国内需求（包括投资和消费）不足以替代外贸出口的作用。
中国2002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是加入WTO后对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大规模出口的结果。外贸出口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因为一半以上的进口（典型如铁矿石）是为出口做准备（即“两头在外”的模式），而不会冲击国内的产能和产业（美国的进口以最终消费为主，因此会冲击竞争部门），甚至提高产能和就业。外贸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远高于依据顺差计算出的贡献率。
繁荣的房地产和民间产业投资，是以外贸出口的繁荣为前提。很难想象，2004年作为抑制投资过热典型的“铁本”案例，会发生在1998年或者2008年。没有外贸行业产生的现金流和繁荣预期，房地产投资及主要面向海外市场的生产制造业会迅速降至冰点（2008年之后的两年内，中国房地产市场下跌幅度超过美国会很快变成现实）。而如果去掉房地产和生产制造业的投资，中国 2007年超过13万亿的全社会投资将下降近一半。希望政府投资来填补社会投资空缺，“两年内4万亿”的规模显然如杯水车薪，效果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同时，因为没有了收入预期，即使完善了社会保障，居民消费也不会增加。有着比中国完善得多的社保体系的欧洲、美国和日本，也正在经历消费萎缩的痛苦。另外，中国农村东西部的发展差距巨大，且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温饱和争取现金收入边缘，希望农村市场来缓解百年不遇的危机冲击，只是一个幻梦。
一个或许有些无奈的现实是，如果不做出制度性的调整，中国经济要走出危机影响，只能等待着美国先行从危机中复苏，再通过出口来制造国内繁荣。
中美互动鸦片战争路径：
中国庞大的产能和廉价的劳动力需要市场
美国轻储蓄重消费的生活方式需要廉价商品，美国更需要来自中国的美元资本
中国企业从美国厂商获得定单/信用证——中国企业以定单/信用证从国内的银行获得贷款组织生产并出口到美国——美国消费者刷卡消费购买中国商品——美国企业通过其银行向中国出口加工企业支付货款——中国企业赚取外汇的处理：部分外汇以美元形式成为政府外汇储备、其余结汇交税、支付利息、利润——企业创汇、创利带来示范效应，各地出口加工企业越来越多，就业者越来越多——中国出口持续增加，政府从外贸行业获得的税收和外汇储备越来越多——美国对中国的外贸逆差持续增加——中国的外汇储备回流美国市场，购买美国国债，同时进入华尔街——华尔街的资金进入房地产和石油衍生品市场，华尔街阶段性繁荣
中国外贸持续增长——增加对能源（石油）和原材料（铁矿石）的需求——推高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华尔街金融资本借势进一步推高大宗商品价格——全球资产价格泡沫——美国居民生活成本提高放弃汽车和住房消费——华尔街衍生交易崩盘——金融机构收紧口袋、终止所有正常的借贷活动——美国消费者破产、企业破产——美国居民消费急剧萎缩——中国出口大幅跳水——？
2008年的“金融海啸”起因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经过华尔街金融衍生品的放大效应，由一个局部、典型市场的危机，演化成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对于次贷危机的起因,目前有两种比较流行的解释：一种解释认为，太多“没有还款能力”的购房者涌入房地产市场，给金融机构和房贷市场埋下隐患；另一解释是，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刺激并放大了“地产泡沫”。所有经济体的房地产市场波动，都同市场参与者的支付能力和货币政策有关，把次贷危机的根源归因于此，将问题过于简单化。美国房地产市场的起伏波动，同实体经济变化紧密相关：房地产繁荣同经济复苏、居民购买力提高直接相关；房地产市场衰退，则因为其居民实际购买力下降、消费结构失衡。这两个阶段中，都有着中国低价出口商品的因素（笔者已有另文探讨这个问题）。本文试图从中国商品低价格的制度和市场机理，来分析中国经济与世界（美国）经济的关系。
中国出口商品廉价的机理
2001年，中国加入 WTO；其时，美国正经历网络泡沫破裂。美国原本希望通过中国的“入世”，来打开中国市场，但中国商品涌入美国市场的速度，显然超过了中美两国政府的预期。1998年之后，为刺激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经济，中国政府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出口商品的生产基地，从沿海深入到成本更低廉的内地，进一步提高中国商品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力；为迎合WTO谈判并解决国有企业困境，政府实施“国退民进”战略，允许民营企业进入钢铁等规模性行业。这些因素，给中国出口做了产能上的准备，并在2002年后集中释放。
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以生活必需类轻工产品为主，且比重很大，因此足以对美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产生影响。低价是中国商品占领美国市场的关键因素，中国的低价商品使得美国消费者产生财富效应，并最终提高其购买力，成为美国房地产市场繁荣的基础条件。
低价格是中国出口商品最主要的竞争要素，带来中国外贸及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同时也成为中国和全球经济失衡的关键。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之所以低，除了国内企业相互竞争的压价因素外，还有两个更重要的原因：
一是美元在贸易结算中的定价权。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商品（特别是工业制成品）出口到美国后，只能以美元定价（也被看作是美元霸权），出口国货币对美元汇率的波动难以影响到出口品在美国市场上的价格。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出口商品在美国市场形成竞争，价格成为重要竞争因素，商品提价，就意味着退出美国市场。2007年，在人民币汇率、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都提高的情况下，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却涨不了价。
二是中国的自身因素。构成中国出口商品价格的国内因素，包括设备投入和折旧、政府税收、财务费用、原料成本以及劳动力和土地及环保费用，前四项是刚性支出，阶段性的优惠（包括出口退税），难以根本上影响企业的成本。影响中国出口商品价格的变动因素是人工成本及土地和环保费用，这两个变动因素构成中国出口商品价格的竞争力。由于存在非贸易要素及不同经济体之间在环境等政策上的差异，理论上的一价定律并不能体现出口商品的所有制造成本（费用），从而造成同类贸易品在不同经济体生产时的巨大成本差异，即使考虑了劳动力成本差异因素。中国的出口商品中（大部分的工业制成品），土地和环保费用作为非贸易要素构成生产（或社会）成本，却要么没有计价要么没有经过市场化的定价，其直接结果是提高了中国商品的价格竞争力以及海外投资向中国的转移。
另外，中国扭曲的消费价格指数（即CPI，目前，中国CPI构成中，食品权重为33%-35%）通过制度化的安排，最大限度地控制了劳动力成本的上涨，进而压低了出口商品的价格。中国的出口企业，主要以沿海加工企业为主，就业者多是来自内地的农民工。低成本劳动力的稳定供应，除了供求关系因素，更取决于打工收入在其日常支出之后的节余，是否高于其离开农业产生的机会成本，而决定这个机会成本的，是农村的粮食生产。“稳定粮价”（也就稳定了CPI），并让粮价长期处于低水平（低于国际市场价格），使得外出打工者获得的现金收入，远高于在农业生产上的现金所得，这促使农民工前赴后继。
打工者就业期间的主要消费是食品，食品价格低而平稳，可以保证这些从业者收入节余的相对稳定。能在所处城市买房、购车的打工者比重不高；同时，长期以来，这些打工者在医疗和教育方面无法奢望同城市居民相当（成为城市居民的打工者，在子女入学时就会明显感觉到收入的相对下降），而收入在回流家乡后的消费，主要发生在农村市场，充斥假冒伪劣商品的农村市场价格要远低于城市，这符合打工者的支付能力。因此，城市中食品之外的商品和服务价格涨跌，对打工者影响很小。城市食品价格的稳定，可以降低打工者提高工资的要求，进而降低用工企业调整工资的压力，最终达到“降低企业的负担，提高竞争力”的效果。这种格局，在中国1993年开始市场经济，并允许农民工全国范围流动以来，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据统计，1992—2004年的12年里，农民工平均工资只增加了68元。
如果食品价格上涨（CPI就会上涨），打工者的食品支出势必增加，这种情况下，打工者要么要求增加工资，要么回乡种粮；而如果打工者的消费结构发生变化，如 “80后”年轻一代步入劳动力市场，他们追求时尚消费，势必改变其父辈“吃饱即存钱”的习惯，这必然会带来加薪的要求。2007年，沿海地区就出现“年轻人放弃就业加剧民工荒”的情况。这种状况将成为未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常态，利用控制CPI的手段来控制劳动力成本，将越来越难。
通过控制CPI来压低劳动力成本，似乎是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企业在其间获得的好处不多，其发挥的作用是解决就业、保障社会稳定、创造税收，解决了政府关心的问题。理论上，打工者创造的价值中包含其社会保障，如果工资定价机制合理，他们拿到的现金工资收入就应该包含这些社会福利。但是，2008年之前，沿海打工群体的社会保障部分，要么被企业转化为利润，要么以税费的形式进入了政府的口袋，或者以利息的名义进入银行的收入中（代表中国优秀企业的很多上市公司，其财务费用要远高于员工工资支出）。但是，从中国出口加工企业的利润水平看，进入企业利润的比例不大，如果让企业来解决保障支出（包括追溯补偿），企业倒闭就难以避免。
在中国市场经济价值的分配过程中，存在着政府、银行及企业之间的不合理局面，同时，存在商品出口价格的不合理——产品定价过低。而在这个不合理的分配过程中，创造“剩余价值”的打工者处于最底层，且获利最少。
现行价格体系的弊端
这种制度安排，在外贸加工企业导致的结果是，让劳动者长期处于低工资状态；而扭曲的CPI体系，却没有让打工者明显感觉到收入的相对下降，这保证了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竞争力，社会、经济和谐稳定。但其负面效应同样明显。最大的负效应，是全社会福利的净损失。为稳定CPI，政府通过行政措施控制食品价格，结果是食品质量的下降。在原料奶的价格比矿泉水还低的时候，消费者按照政府指导价买到不搀假的奶制品，在现代社会是不现实的。牛奶行业的“三聚氢氨”，因此可以放大到所有食品领域。在农村和城市之间，会交替上演彼此伤害的样本：农村购买工业品，会出现大头娃娃、伪劣药品致死案；农民生产自己不吃，专卖城里人的注水肉、毒韭菜、催熟西瓜。持续性的环境破坏和食品安全问题，降低了社会的生活质量，进而影响到全社会的健康水平。全社会要为此支付即期的医疗费用，及潜在的（远期）健康成本，这将严重制约中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CPI的缺陷及政策性的物价稳定措施，只是使得通货膨胀隐性化，却不能控制全社会的实际通涨率，进一步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增长质量和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城市居民从住房价格上体会到物价上涨，显然接近于真实的通涨水平；食品“标签”价格的稳定，伴随着食品真实价格的上涨，这实际上意味着食品质量的下降，也就是说，要买到货真价实的东西，需要支付溢价或者根本买不到，“专供”、“特需”应运而生。理论上，商业社会中，低值易耗品和快速消费品的支出费用，已经包含了使用效应和质量安全的保证：如果买一支钢笔需要准备维修费、喝一杯牛奶要准备好住院费，这些商品就已经不是易耗品，而是耐用品，其实际价格，已经远远超出在商场付款处支付的政府指导的“标签”价格。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3.94倍，其中城镇上涨4.33倍，农村比1985年上涨2.69倍。同收入增长幅度相比，通涨率还算温和（1985年后，农民收入实际增长幅度落后于CPI增长幅度），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仍以“三聚氢氨”为例，科技因素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化工原料” 则掩盖了通涨真相：CPI构成中，猪肉和鸡蛋占据最重要的比重，但三十年间，猪肉、鸡蛋发生了很大变化。1978年的猪肉和鸡蛋，在2008年，要以“有机猪肉”、“土鸡蛋”的名义，高出CPI统计构成中的样本猪肉、鸡蛋（饲料猪肉和饲料鸡蛋，甚至“三聚氢氨”鸡蛋）几倍的价格。“同样”的样本，不同的质量，实际通货膨胀率远不是政府公布的水平。
第三，中国为维持经济增长要支付高昂的成本。扭曲的劳动力成本，使得社会财富在中国与世界及中国内部的分配严重失衡，劳动者收入不能提高，无法形成稳定的国内消费市场，“刺激消费”只能是不断被提出的口号；劳动者和企业都无力做到必需的技术投入，人力资源素质难以提高，进而制约产业升级。
外贸就如一剂“毒药”，中国全社会的积累，要不断依赖于它，进而形成恶性循环。外贸依存度越来越高，使得中国（2007年GDP全球第四位）越来越像一个外贸中的“小国”。在出口商品价格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出口企业（当地政府）在劳动力成本之外，寻找降低成本的空间，如上述的环境等非贸易要素。寻租难以避免，从而进一步增加企业成本，企业积累困难，始终挣扎在生存边缘。这部分解释了很多外资企业在享受完“三免五减”后迅速转移关闭的现象，因为其目的也只在赚取中国的政策优惠。出口加工企业及所在地区和整个中国，最终难以形成创新动力和行业领先优势；大量出口产生的贸易顺差，造成了进入WTO之后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进一步削弱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
中美两国经济的依附和未来
中国以现行CPI为核心的价格体系和政策，造成了两个结果，第一，使得美元的实际购买力要高于其对人民币的汇价，因为中国的出口商品中包含环境溢价。如果CPI政策进行调整，中国出口商品的生产成本就会大幅上涨，人民币也会相应贬值。目前的价格政策，造成整个中国对美国及其它出口市场的补贴，这些经济体，成为中国价格体系最大的受益者。第二，中国的城市化只能是一个不断被讨论、却始终难以变现的话题。所谓的产业工人，不过是根据国际市场变化在就业地与家乡之间不断迁徙的候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最终也取决于美国消费者的荷包和消费信心。
除了美国等经济体的消费者之外，中国中央及沿海发达地区的各级政府，大城市里的高收入人群，则是中国现有价格体系的国内受益者；而受到负面影响最大的，是那些城市里的无业和低收入者。前者的受益，主要通过税收、各种政府规费、银行等服务机构的中间费用实现。在那些候鸟失去工作之后，国内曾经的获益者也发现，“高端服务业”也需要朴实的基础——随着农民工大量返乡，城市的白领也加入到失业的行列。CPI控制了食品价格，但无法制约住房和服务价格，这增加了城市低收入和无业者的现金支出压力，但政府对低保对象支付的补贴，则会因为稳定的CPI水平而实际上减少。
如同全世界只能有一个美国一样，中国也不能有太多的北京和上海，因为通过价格手段从农民工身上获得剩余价值，不足以支持那么多的高端行业和人群。美国爆发危机之后，中国人开始明白美国这种消耗全球补贴的模式不可持续。
农产品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形成了农村对城市的补贴；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在工业化过程中，对城市形成二次补贴，同时也补贴了美国。取消农业税及对种粮农民补贴，可以看作是过去几十年农村对城市补贴的返还。而中国被全世界觊觎的1.9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可以看作是农民工及非贸易要素为支持外贸行业而完成的积累，应该用于补偿打工者（打工期间的社会保障）和环境破坏，以及因工业化失去土地的农民。只是，这些储备与积累无关，而且已经变成人民币进入了国内金融市场。而真正的补偿，已经被国内的政府和城市消耗。
调整CPI为核心的价格体系，打工者的工资会大幅上升并缩小社会收入差距，但这是加工业主无法承担的。因此，必须伴随税收、金融的同步改革，减轻全社会的运营负担，并在政府、企业、消费者和金融机构间合理地分配利益。
WTO之后，中美两国经济上的依附关系越发明显：中国越来越需要美国的市场和贸易顺差，美国则需要来自中国的廉价初级加工品和回流美国资本市场的贸易“ 黑字”，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对外汇储备的处理方式，一直以持有美元资产为主。随着外贸顺差累积的储备越来越多，中国回流美国市场的美元资产也越来越多。这些资产不同程度地参与了金融衍生品市场，中国美元也因此成为次贷市场和石油衍生品市场的参与者。这形成了中国官员对两国关系的结论：谁都离不开谁。
但显然，中国更需要美国，美国在全世界的经济地位和市场广度无法替代；而中国产品可以替代，且中国支持廉价出口品的条件不可持续。如果美国居民减少消费支出，居民消费占其GDP的比重（2003年-2007年该比重一直维持在70% ）和贸易逆差都必将下降（2007年商品贸易逆差占GDP比重为6%,较2005年和2006年有所下降），这对中国来说绝不是一个好消息。
对中国而言，因为人口众多、初级加工业产能庞大，中国必须有足够的“出口和通路”来消化这些产能。在可预见的未来，外贸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国内需求（包括投资和消费）不足以替代外贸出口的作用。
中国2002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是加入WTO后对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大规模出口的结果。外贸出口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因为一半以上的进口（典型如铁矿石）是为出口做准备（即“两头在外”的模式），而不会冲击国内的产能和产业（美国的进口以最终消费为主，因此会冲击竞争部门），甚至提高产能和就业。外贸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远高于依据顺差计算出的贡献率。
繁荣的房地产和民间产业投资，是以外贸出口的繁荣为前提。很难想象，2004年作为抑制投资过热典型的“铁本”案例，会发生在1998年或者2008年。没有外贸行业产生的现金流和繁荣预期，房地产投资及主要面向海外市场的生产制造业会迅速降至冰点（2008年之后的两年内，中国房地产市场下跌幅度超过美国会很快变成现实）。而如果去掉房地产和生产制造业的投资，中国 2007年超过13万亿的全社会投资将下降近一半。希望政府投资来填补社会投资空缺，“两年内4万亿”的规模显然如杯水车薪，效果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同时，因为没有了收入预期，即使完善了社会保障，居民消费也不会增加。有着比中国完善得多的社保体系的欧洲、美国和日本，也正在经历消费萎缩的痛苦。另外，中国农村东西部的发展差距巨大，且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温饱和争取现金收入边缘，希望农村市场来缓解百年不遇的危机冲击，只是一个幻梦。
一个或许有些无奈的现实是，如果不做出制度性的调整，中国经济要走出危机影响，只能等待着美国先行从危机中复苏，再通过出口来制造国内繁荣。
中美互动鸦片战争路径：
中国庞大的产能和廉价的劳动力需要市场
美国轻储蓄重消费的生活方式需要廉价商品，美国更需要来自中国的美元资本
中国企业从美国厂商获得定单/信用证——中国企业以定单/信用证从国内的银行获得贷款组织生产并出口到美国——美国消费者刷卡消费购买中国商品——美国企业通过其银行向中国出口加工企业支付货款——中国企业赚取外汇的处理：部分外汇以美元形式成为政府外汇储备、其余结汇交税、支付利息、利润——企业创汇、创利带来示范效应，各地出口加工企业越来越多，就业者越来越多——中国出口持续增加，政府从外贸行业获得的税收和外汇储备越来越多——美国对中国的外贸逆差持续增加——中国的外汇储备回流美国市场，购买美国国债，同时进入华尔街——华尔街的资金进入房地产和石油衍生品市场，华尔街阶段性繁荣
中国外贸持续增长——增加对能源（石油）和原材料（铁矿石）的需求——推高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华尔街金融资本借势进一步推高大宗商品价格——全球资产价格泡沫——美国居民生活成本提高放弃汽车和住房消费——华尔街衍生交易崩盘——金融机构收紧口袋、终止所有正常的借贷活动——美国消费者破产、企业破产——美国居民消费急剧萎缩——中国出口大幅跳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