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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京色情业的从业人员与相关人员
2.1北京色情产业从业人员状况
2.1.1北京色情从业者从业原因分析
九十年代以前与初期，一种普遍的看法就是“弱势群体论”。这种说法认为这些色情从业小姐是由于生活所迫，不得已从事这种行业。这种观点脱胎于新中国前三十多年的宣传与教育。比如说“旧社会地主老财对农民的压迫事件。美帝国主义在其殖民地的恶行等等。”当时色情行业从业人员中是有一些弱势群体，这种情况就算是现在也有。从业人数来讲，这种原因在北京的色情行业从业者数量不断增加，比例不断下降。由于这种原因的从业者自身素质很差（学历、知识、谈吐、相貌等），于是由于这种原因在北京从事色情行业的人渐渐的落入这个行业的中下游，比如：色情音像制品的出售与贩卖、色情发廊服务、站街等等。而且在所有色情从业者不论是从事什么色情类工作的人，都会编出一套“让人心酸的往事”，而真有这种相类似往事的色情从业者，在2000年仅仅占色情从业者的不到3%，同时也是尽其所能的夸大这种往事的悲惨性。这也是赚钱与抵御公安部门的手段之一。
九十年代的中期很多人以为，中国的色情产业存在是由于”“劳动价值不等价”的因素。例如：在色情场所的经营中叙述过，如果仅仅在发廊里等客，那么女性平均要等1-2天才能拉到1个客人。可是，如果1个客人1次给她150元到250元（包夜），那么她平均每天就可以有100元到200元的收入。一个北京打工妹，加上厂里包吃包住，每天顶多挣20－30元，而且体力付出很大。这就是曾经很流行的说法所谓“劳动的不等价”原理。基于这种原因引起女性从事色情工作也有一部分但是越来越少。这种情况在发达国家也有。而北京明显的是出现一批有经济头脑的高素质色情从业者。在北京没有特长的一个女大学生大学毕业没有工作经验与社会关系的条件下，顺利找到工作，一般工资1500-2000元/月，而研究生毕业工资2000-2500元/月。这样要到三年以后，个人储存一定的工作经验与社会关系以后，工资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增长，一般情况比刚毕业的工资高一倍。而要是从事中高端色情行业，刚入行以大学生的条件，就算相貌的一般一年起码收入10-15万元。如果她们聪明，三年时间可以拿到50万元以上，并且不用交税。这也可以算“劳动的不等价”。
更多的新女性色情产业从业者在2000年以后对待从事色情行业的看法很有见地性与目的性。从是色情产业的人员素质越来越高。北京色情从业者从业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商品经济的深入化与市场竞争的残酷化，还有就是地区经济的差异与北京个人收入的差异造成的。从是色情产业的女性，在北京不论是从何地来的，其挣钱的目的是完全一致的。这与中国改革初期，大批中国人员移民发达国家性质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中国当时出国人员很多由于在学识方面出众，而发达国家在对待人才方面尊重从而使这批人的生活不至于窘迫到无法生存的地步。但到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的大量海外移民往往由于各种原因不能找到合适的生存空间，而自然从事各种出卖尊严的工作。不但是中国，东欧与前苏联在西欧从是色情工作的人士也同样具有相近的目的与强有力的功利性。在九十年代，国外文献曾就俄罗斯部分高素质女性在德国从是色情行业两年，积攒下近20万马克以后便回到俄国后攻读医学博士并自行开设医疗诊所的事例进行报道。同样在九十年代中期一次与一个即将到日本生活的上海女性高级知识分子谈话中，她就在日本生活问题回答得直截了当“到了日本，如果没有经济来源就坐妓女”。而北京对于很多在外地省市出生与居住的人来说，经济差距不亚于九十年代中国的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等）对于东京的差距。只要存在这种经济差距，而相对发达的城市又有这种需求，自然会出现这种产业，何况“食色性也”，色情产业在人类历史也只有在人类历史极度没有人权的恐怖时刻才没有出现，这是历史证明的。
在北京社会中隐蔽的三重性道德标准很明显。第一重就是在中国社会传统文化所制造的只有那些在贫民窟附近倚门卖笑的、街中站立和公众夜总会里寻找顾客的女人才是妓女，就像《悲惨世界》的故事。而像《茶花女》中那样高级应召女郎、那些在高档俱乐部里提供性服务的女人、那些大老板的“性助理”是不属于色情产业链中的环节。社会似乎总是喜欢把上层人士里的买淫说成只不过是风流韵事或者性丑闻，总是不愿意把它们跟色情产业等同起来。结果，每次严打后警察局充斥社会底层色情产业从业者，却见不到那些“高级性服务者”。任何一种消费形式如果出现高端，那么低端产业一定很快出现。社会上层和富人的各式各样的色情产业活动都不算嫖娼，而且他们根本就不会犯法。低端的色情服务也不会从北京消失。而且色情产业“以性谋权”和“以性谋实惠”方面，在北京具有在中国最大的机会。
第二重性道德标准是，在北京的双重性不但是富人与穷人的标准不同。还有中国人与外国人在北京的性道德标准不同的情况也很明显。道德标准、法律标准与经济标准对外籍人士的不同在没改革之前就存在，特别是存在对于发达国家的人相对宽松的现象，并且一直到现在。如果要不是如此，我认为珠海的日本人也不会那么肆无忌惮的行为。这可能早在鸦片战争以后就存在，而中国现在相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弱势也是存在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最直接的事例证明就是，在新中国消灭性病以后，中国出现的第一个性病、第一个艾滋病都是与外籍人士在违犯当时法律的条件下性接触。
2.1.2北京女性色情从业者生活概况
下面就北京色情服务小姐收入与花费的一般状况进行描述（由于场所与收入相差很大，下面只作典型描述）。
色情发廊小姐收入：一般1.5天进行一次交易，一次性交易一般要150，发廊妹一般不包夜，因为到那里进行交易的客户往往是交易一次，马上就走。从业黑话叫“快跑”或叫“快炮”，一旦包夜一般为300元。由于女性的生理结构所以每月在这方面工作为25天。所以每天按120元计算收入，每月收入3000元/月。每月房租：300元；每月吃饭费用：500元；化妆品与衣服：300元；零食、抽烟与交通费用：300元；发廊抽头：500元，交际与关系费：300。合计：2200元。余额800元/月。
坐台小姐收入：一天一般坐台2次，给酒吧老板抽头40元，每天实际收入160元，一个月4000元收入。每月房租：600元；每月吃饭费用：500元；化妆品与衣服：500元；零食、抽烟：200元；交通费用：300元；赌：500元，合计：2600元，余额：1400元。
出台小姐收入：一天一般坐台1次，出台一次，给酒吧老板抽头70元，每天实际收入400元（保守的估计，因为没有算很多包夜的情况），一个月10000元收入。每月房租：600元；每月吃饭费用：500元；化妆品与衣服：500元；零食、抽烟：200元；交通费用：300元；赌：500元；合计：2600元，余额：7300元。
由于出台与坐台的巨大收益差距，三陪小姐往往就从开始的坐台转为出台。所有色情服务的小姐作息时间很混乱，她们很少吸毒可是没有不抽烟的。色情服务小姐，往往按所来自地区的不同在北京分为河南帮、东北帮、四川帮等小组织，这样也可以为小姐的人身安全免遭打劫作准备。因为社会中对于三陪小姐定义为高收入人群已经是事实，同时他们不受法律实际保护也是不争的事实。早在1995年，美国的一个社会学教授，就中国的就业人群收入问题进行简单的调查，发现从事色情行业的劳动者收入是普通劳动者的20-35倍，是当时九十年代社会的地道高收入者。
2000年以后的三陪小姐的社会法律环境、政策环境，发生巨大变化。1999年国务院颁布的第二百六十号令《娱乐场所管理条例》1999年七月一日正式实施，新例突出严惩“三陪”( 陪坐、陪饮、陪舞) ，公安等部门转发了有关《条例》，并在全国范围高调“扫黄”。《条例》规定，七月一日以后，娱乐场所“提供以营利为目的的陪侍”，将被责令改正、给予警告、直至停业整顿，并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将吊销营业执照。新条例实施以来，北京市连续几日按国务院有关条例突击捡查，决意在十月一日建国五十周年大庆前，将娱乐场所清理“干净”。不过，夜总会也各出奇招，七月十五日，陪客人唱歌跳舞的女孩子都成了正式的“服务员”，全部挂上工作证、穿著制服“上岗”，小费也改由账台统一收取。这种做法最受那些女孩子的欢迎，因为她们有了安全感。（摘自《方舟时讯》）。说到安全感，是北京乃至中国社会的色情从业者的最大问题。即使是到2005年的社会中，能在大型歌厅出台的色情行业从业者收入水平也算是高档，但不象国外的色情从业人士，她们的工作是不合法所以他们人身不受法律保护，更谈不上象发达国家有工会保护，三陪小姐被打劫的事例在北京社会中出现已经是家常便饭，而2000年以后出现针对三陪小姐的恶性杀人事件，有的甚至使人想起了英国著名的案件《开膛手杰克》。虽然案件告破，但是三陪小姐的非法身份与高额收入必将成为社会犯罪悲剧中的主角的事实并不能改变。
这个条例实施以后，出现更多的摧残小姐的事实，特别是在坐台服务中，客户比以前更加放肆，可能因为自己觉得以前是合法的事实，而突然被划归为嫖客心理接受不了。同时，由于在法律上把“三陪小姐”划定与色情服务的妓女等同，这就使原来只从事三陪服务的小姐转入性服务行业比例加大了。可能是在遭到同样定义与鄙视的情况下，赚钱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北京的色情从业者站街女与发廊妹是不能到歌厅进行色情交易的。到酒吧也要按规矩给酒吧一定比例的费用，或是在酒吧消费。否则可能被打或是赶出来。
在北京低层次的色情从业者女性往往只是够生存的需要。对于相对高档一些的色情从业者，她们在不合法的情况下受到多种多样的盘剥，例如：来自工商司法治安等方面的压力和交际费用，或是地方势力费用、经营费用。所以并非象社会中评价的收入到达到年薪40万-60万元。从事色情行业小姐往往很懒。她们很多会编出一个又一个凄惨的身世，但是真正有凄惨身世的不足1%，而更多的小姐在2000年以后到北京目的明确，就是挣钱！
做色情行业的时候，大都是假装的，而且必须是假装的。从业者必须把职业行为与自己的人品彻底分开，把工作与生活严格分开。这是从事这个行业的规则之一。当然也不是说没有色情从业者与客户发生真情的事例，毕竟众多世界名著对此有所描写，可这种情况现实社会很少。大多客户为了心理获得重大满足感企图把纯粹的钱与肉的交易，转换成一般男女之间的性关系。甚至有些客户想象着经典小说的故事情节，想购买小姐的身体同时购买她的人格与灵魂。这一般是要失败的，有时甚至于把小姐包为“二奶”也不能改变。当然在北京也有特例，毕竟在这里存在高层次的色情从业者对于权利与地位的需求，色情场所或是色情行业只是有些从业者的手段。
其实，任何从人的角度去看一个行业，其根本的人文特点是一致的。女性对于家的归属感与渴望、男性对于权利的欲望在色情行业中也不例外，而且往往还是最强烈的。在北京从事色情服务的外地女性，很多都已经成家并有子女。女性色情从业者往往有很多对未来想法，比如挣几年钱就回到原籍作正经生意是最普遍的一种。但是不知道是色情行业对于人的性格起变化，还是中国人的自身文化劣根性，北京的大多数色情从业者不能够象上文国外文献报道的一些东欧与前苏联女性一样，为了自己的一个人生目的（除了赚钱的人生目的）而从事色情行业，等到钱赚的数量够到足以做自己完成这项人生目的的时候，马上放弃从事色情行业的工作。北京的大多数色情行业从业女性，从事色情行业目的性很盲目，除了赚钱别的就没了。有很多情况时是色情从业小姐挥霍殆尽了赚来的钱以后，又重新开始进行这个行业。但是这种挥霍也不是对于北京的色情从业小姐的将来完全没有作用。她们的消费中，也有为其家属购置生产工具、建房等。越高层次的色情行业从业者越有目的，其中最普遍的目的就是被包养。
2.1.3北京男性色情从业者生活概况
北京男性色情服务者，开始被人称为“兔子”，后来称之为“鸭子”（可能是女性被称为“鸡”的原因）。北京的男妓主要活动的区域是高档宾馆、饭店、酒吧。其中在滚石酒吧与唐人街酒吧活动最为频繁。而在天上人间、辉煌酒吧、大上海也有很多男妓存在。在酒吧里，男妓坐台有固定的标志，一般是把香烟以一个角度放置在烟盒上面为标志。
男妓收入：一天一般坐台1次，出台一次，给酒吧老板抽头70元，每天收入1000元（大都是包夜情况），一个月3万元左右收入。每月房租：2000元；每月吃饭费用：1500元；化妆品与衣服：4000元；抽烟：300元；交通与电话费用：800元；合计：8600元，余额：22400元。
男妓的数量很少，也就相当于妓女数量的1%左右。男妓的客户比妓女的客户要高出几个档次，主要是有钱的妇女、有钱的同性恋者或者是双性恋者。由于此种原因男妓的运营费用也很高，一般情况下，男妓的着装十分考究，同时在公开场合与客户接触时候的初步花费也是有男妓先付帐，最后由客户统一结账（有时为一个客户开始时要花2000-3000元）。对比女性色情从业者，男性色情从业者的费用较高。女性多把男妓当作临时的工具，即使包养时间也相对较短。男妓的知识学历普遍较高。而在北京男妓从业时间一般较短，往往是在从业几年后就可以赚到一笔可观的收入，然后通过这笔收入从事一些正规商业活动。这也可能是中国是个大男子主义的社会，男人有雄心与抱负的人多一些，也可能是男性个人的体力随这年龄的增长而下降。
与女性色情从业者不一样的是，男妓色情服务对象往往不单纯为女性，也有男性同性恋者。所以要对北京同性恋稍微阐述一下。随着中国人权的改善，同性恋渐渐被法律准许，社会态度也相对九十年代以前的有所改观。而随着某位歌星在娱乐场所遇到袭击事件，同性恋与同性恋性服务也逐渐被公众了解。但是公众对同性恋本身还是极为反感。在对离退休干部的访谈中发现，绝大多数人是不能接受同性恋的行为，这些老干部认为如果妓女是思想堕落的话，同性恋就是社会病态的表现。在北京这种环境下，同性恋有自己的活动范围与群体。而这些群体在与男性做色情交易的时候，警方往往出于对人权的认识问题不作过分干涉。
女性消费在色情服务方面不是很直接，特别是高端女性有时需要中介介绍与男性进行交易。一般交易为包夜形式，并且价格一般在1500-2000元/夜以上。
鸡头的收入：不太明了，但是如果按可以联络10个小姐的鸡头收入来说，一般是出台小姐的2-4倍。一年收入可以达到20-40万元，月薪2-3万元。
2.2北京色情产业消费者情况
对于色情产品中图书、音像、网络、性工具曾经是北京中高档的家庭用品。九十年代以前含有色情文化的图书在一般家庭都很少有，一般例子：一本《金瓶梅》足本小说，在当时可以买到120元，而一个普通工人的月收入仅仅不足60元。而2000年一本普通包装的足本《金瓶梅》仅仅20元。到九十年代初期一部播放60分钟的色情A级录像带，可以买到120元。当时一个普通工人的月收入仅仅不足300元。到九十年代中期，出现VCD的时候，一部播放60分钟的色情A级VCD光盘可以买到50元，当时一个普通工人的月收入也不足800元。到2000年以后一部播放2-6小时的色情A级DVD光盘价格仅仅为7-10元。而这时一名普通工人在北京的工资就可以到1500元/月。现在这些色情产品已经在北京的家庭中普遍出现，这些产品进入家庭的顺序与上文叙述一致。原因就是经济的发展。北京市民已经不在意自己家庭中有色情音像制品，甚至觉得一个正常家庭中没有色情音响、图书等制品是有些开玩笑。
对于简单性交易行为，也就是百姓所说的卖淫嫖娼行为。在北京色情市场客户种类就多种多样，但是一个特点就是经济收入相对高阶层对此需求相对多。北京的色情行业在法律种种不准许的条件下生存，自然成本较高。由此需求的客户，不是有钱就是地方有势力（即使是简单的治安权力。）的阶层。现在对几种典型的色情行业服务对象进行说明。
第一、 中国非北京商人。
第二、 外国经商者、外国友人、外国留学生。
第三、 北京中小经商者。
第四、 本地白领与艺术类高收入者。
第五、 北京市的“金领”阶层。
下面就这些人的色情服务趋向为大家介绍。
北京是党政军集合一体的城市，同时又是经济中心与文化交流中心，商业机会促使全国各地的商家，在这里谋求一个落脚与发展的地方，促使非北京商人大量在京居住，这又使得中国非北京商人在北京的色情消费多而杂。他们采取的形势有一部分是包养的形势。而且在北京经商的商人，如果身边有被包养的人，可以使他有一种家的感觉。这些客户由于是异地生活，没有家庭方面的限制。这就又导致在北京对于色情产品的多种需求。就是在包养的同时，也对坐台、出台、甚至站街的小姐也有需求。其消费目的也有贿赂、交际的成分。
外国经商者、外国友人、外国留学生。有一个很共同的特点，就是服务需求层次高。而且在九十年代初期，北京的很多会英语的高档色情从业者（女大学生、女研究生）宁可以低于对于国内客户30%市场的价格，对这些人服务。而且这些有非中国背景的人也投其所好，以学英语、搞签证、搞免税商品、兑换美元等作诱饵，享受这些色情服务者提供的服务。当然也不是色情服务者完全处于出国等目的，出售廉价色情服务。在九十年代初期，如果英语口语稍微好一点，在中国高档大企业谋职就是很轻松的事。而会英语口语的人可以享受额外补贴与外资公司的双薪待遇。还有一点，在九十年代初期外汇市场处于刚刚放开，而放开前一阶段人民币与美元的官方兑换价格为1：3.5或是1：3.7，而黑市上可以达到1：10。如果有美金作色情服务结算工具，自然有利可图。到了2000年以后这种优惠就消失了。可是学英语、搞签证的目的从业者与消费者还存在，不过大都是骗人的把戏了。在三里屯酒吧、东三环白颐路附近正是外国人聚集的地方，从生活方式到酒吧营造的氛围也都有利于，外宾与色情服务人员进行这种交易。交易的形势以简单性交易为主，别的色情服务机会几乎没有。
北京中小经商者在北京应当属于收入相对较高的一类。进行这方面需求的客户大多年收入在50万元以内。他们的服务内容有两种，简单性交易与包养。在简单性交易方面他们比较爽快，一般不予小姐坎价，讲究一次一结清。而他们的包养也很有特色，上文提到兼职色情服务人员兼职的行为往往对象就是北京中小经商者。这种行为俗称为“傍”。由于兼职人员的经济与性格相对独立使这种行为比包养还要被社会接受。而且这种“傍”的形式，也是北京很多女强人诞生的途径。这里的“傍”与社会上说的“傍大款”是一个意思。但是调查中如果北京的大款以1000万人民币为标准的话，大款很难选择这种形式的色情服务。而更乐意找当面结清的色情交易，而非长久色情交易。
北京收入50-100万元以上的商人或企业高层领导往往喜欢利用手中的权利，接受性贿赂。比如：一个利用家庭背景从事房地产经纪同时办理网站的高层人士，就往往叫他的同僚向他介绍公司漂亮的下属。
作为本地白领与艺术类中高收入者，在一般情况下是被人传言很多的北京色情需求客户。在调查中，对于这两种人往往的反应是——小气。这群人有时利用自己的名声来压人。但这些人对于色情服务业的需求也很旺盛，在相对高档的歌舞厅小姐总是说自己服侍过某位明星，并同时说出这位明星的特点，一般情况总是打一句评价的话就是——小气。小姐反映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可能是由于社会中对于明星或艺术类工作者的收入存在误解。还有的就是他们的消费种类中很少有包养形式。对于这个人群，在调研中也有很大的困难，姑且就写到这里。
北京市的“金领”阶层，这里包括一些在政府工作的部分人员。他们的色情消费也很多种。由于其属于社会收入的顶层，色情消费也比较大方。有背景的人员进行色情消费大都不是利用自己的收入进行消费。这群人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包养，还有一种就是纯娱乐。在纯娱乐人中，一般他们的消费场所不再北京的有名色情娱乐场所，而是在一些度假村、VIP俱乐部进行。而对于纯娱乐的人群中，往往是喜欢对同僚在这方面交换经验，比如不要感情、吃过那个小姐或是明星的亏等等。
客户对待色情服务者的态度经常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一般情况时，消费者认为色情服务者就是工具与玩乐对象。不提感情，只是找乐趣。这种看法是最普遍的一种，同时也是双方最为认同的一种交易方式。这种人是色情消费者所占比例最大的一种，估计约占总消费者的55%。
第二种、那些背景的客户或是有些艺术工作背景的人。他们往往可以有霸道一词来形容，以显示他们的不同。有的还觉得不够，就会摧残色情从业者。这些人有很多还有“白拿”的思想，有时会给人电影《小兵张嘎》中日本翻译所说：“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没有人管我要钱”。的感觉。当地一些有头有脸的男人也有这种情况，而色情消费者要是带有政府背景的人更是这样。他们除了在性贿赂中摆阔而多给钱的情况，他们往往是“需要优惠”的人，估计约占总消费者的15%。
第三种、中年知识阶层的客户认为自己是被人勾引了，这些人往往接受的是传统教育。他们并不认为色情服务是双方自愿的，而是不自觉地，色情业是社会不稳定因素，是真正的祸水。所以他们总是试图加害于色情服务者，以便证明自己只是好人一时失足。在科研及关于教育机关文化水平较高的年轻人，往往也会有这种情结。同时，他们都很认同社会风气是好的，色情产业会被铲除的看法，估计约占总消费者的15%。
第四种、一些小气的客户，往往会翻脸不认人。他们往往反复讨价还价，消费的过程中又觉得自己很亏，所以喜欢用变态的形式进行交易，或者觉得自己也是多捞了一把。而且在北京外来人口中，从事中低档次收入的人在这方面就越来越明显，估计约占总消费者的10%。
第五种、各种心理不正常的嫖客。在调查中没发现，也可能是不愿意把短处告诉外人。但是北京的富有嫖客中有一群瘾君子，他们拉着小姐吃白粉。心里不正常的人估计约占总消费者的2%。
这里同时提到女性色情消费者的情况，由于中国女性还是属于相对弱势，所以女性在选择色情服务比较低调。而且受传统中国教育文化影响，很多女性即使有钱也不愿意在这方面表露。通常是选择以情人的形势与男性保持性关系。但是这并不表示不存在女性色情服务消费者，而且北京的消费能力与市场环境这样强，女性的色情消费者也同时存在，估计数量是男性色情服务消费者的1%以下。女性色情服务消费者以下几种：
1、女强人，很多女强人在感情方面也需求很强，但是反而比一般女人得到的较少。而商业活动的心理压力与女性的归属感，使得女强人更有这方面需求。传说一个女房地产商人就曾经多次光顾并消费这种酒吧。这种女强人“傍”高级老板的也很多。
2、 “二奶”。作为被保养对象，她们可能再次包养男性色情服务者。一方面作为包养对象同时忍耐着，出资人的人格不平等。另一方面包养对象的经济收入比较容易，同时也容易消费。第三，在包养过程中年龄的差距，造成生理机能的不一致，也导致“二奶”再次寻找性伙伴或是情人。
3、 两地分居的富豪家眷。
除了色情音像制品已经普遍进入北京家庭，色情服务的其他活动主要还是存在于社会的中高收入家庭。相比色情从业者来说，这些色情消费者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在心理方面的不正常更多。估计是由于商品经济对于个人工作紧张程度造成的。而北京的医疗体制与社会对于医疗的消费，在心理疾病问题上也没有良好环境。社会对于有心理疾病的人，在北京存在这种社会歧视，这可以从社区调查证明。社会中富有阶层承受的压力比一般人要大的多，从而使色情产业的需求旺盛，即使法律环境如何苛刻，也很难阻挡这种消费活动。同时，北京就算把简单色情行业消除，那么性贿赂、以性换名换利的行为又如何消除呢？如果这一点不消除，而只是消除简单色情交易，根本不可能？
2.1北京色情产业从业人员状况
2.1.1北京色情从业者从业原因分析
九十年代以前与初期，一种普遍的看法就是“弱势群体论”。这种说法认为这些色情从业小姐是由于生活所迫，不得已从事这种行业。这种观点脱胎于新中国前三十多年的宣传与教育。比如说“旧社会地主老财对农民的压迫事件。美帝国主义在其殖民地的恶行等等。”当时色情行业从业人员中是有一些弱势群体，这种情况就算是现在也有。从业人数来讲，这种原因在北京的色情行业从业者数量不断增加，比例不断下降。由于这种原因的从业者自身素质很差（学历、知识、谈吐、相貌等），于是由于这种原因在北京从事色情行业的人渐渐的落入这个行业的中下游，比如：色情音像制品的出售与贩卖、色情发廊服务、站街等等。而且在所有色情从业者不论是从事什么色情类工作的人，都会编出一套“让人心酸的往事”，而真有这种相类似往事的色情从业者，在2000年仅仅占色情从业者的不到3%，同时也是尽其所能的夸大这种往事的悲惨性。这也是赚钱与抵御公安部门的手段之一。
九十年代的中期很多人以为，中国的色情产业存在是由于”“劳动价值不等价”的因素。例如：在色情场所的经营中叙述过，如果仅仅在发廊里等客，那么女性平均要等1-2天才能拉到1个客人。可是，如果1个客人1次给她150元到250元（包夜），那么她平均每天就可以有100元到200元的收入。一个北京打工妹，加上厂里包吃包住，每天顶多挣20－30元，而且体力付出很大。这就是曾经很流行的说法所谓“劳动的不等价”原理。基于这种原因引起女性从事色情工作也有一部分但是越来越少。这种情况在发达国家也有。而北京明显的是出现一批有经济头脑的高素质色情从业者。在北京没有特长的一个女大学生大学毕业没有工作经验与社会关系的条件下，顺利找到工作，一般工资1500-2000元/月，而研究生毕业工资2000-2500元/月。这样要到三年以后，个人储存一定的工作经验与社会关系以后，工资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增长，一般情况比刚毕业的工资高一倍。而要是从事中高端色情行业，刚入行以大学生的条件，就算相貌的一般一年起码收入10-15万元。如果她们聪明，三年时间可以拿到50万元以上，并且不用交税。这也可以算“劳动的不等价”。
更多的新女性色情产业从业者在2000年以后对待从事色情行业的看法很有见地性与目的性。从是色情产业的人员素质越来越高。北京色情从业者从业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商品经济的深入化与市场竞争的残酷化，还有就是地区经济的差异与北京个人收入的差异造成的。从是色情产业的女性，在北京不论是从何地来的，其挣钱的目的是完全一致的。这与中国改革初期，大批中国人员移民发达国家性质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中国当时出国人员很多由于在学识方面出众，而发达国家在对待人才方面尊重从而使这批人的生活不至于窘迫到无法生存的地步。但到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的大量海外移民往往由于各种原因不能找到合适的生存空间，而自然从事各种出卖尊严的工作。不但是中国，东欧与前苏联在西欧从是色情工作的人士也同样具有相近的目的与强有力的功利性。在九十年代，国外文献曾就俄罗斯部分高素质女性在德国从是色情行业两年，积攒下近20万马克以后便回到俄国后攻读医学博士并自行开设医疗诊所的事例进行报道。同样在九十年代中期一次与一个即将到日本生活的上海女性高级知识分子谈话中，她就在日本生活问题回答得直截了当“到了日本，如果没有经济来源就坐妓女”。而北京对于很多在外地省市出生与居住的人来说，经济差距不亚于九十年代中国的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等）对于东京的差距。只要存在这种经济差距，而相对发达的城市又有这种需求，自然会出现这种产业，何况“食色性也”，色情产业在人类历史也只有在人类历史极度没有人权的恐怖时刻才没有出现，这是历史证明的。
在北京社会中隐蔽的三重性道德标准很明显。第一重就是在中国社会传统文化所制造的只有那些在贫民窟附近倚门卖笑的、街中站立和公众夜总会里寻找顾客的女人才是妓女，就像《悲惨世界》的故事。而像《茶花女》中那样高级应召女郎、那些在高档俱乐部里提供性服务的女人、那些大老板的“性助理”是不属于色情产业链中的环节。社会似乎总是喜欢把上层人士里的买淫说成只不过是风流韵事或者性丑闻，总是不愿意把它们跟色情产业等同起来。结果，每次严打后警察局充斥社会底层色情产业从业者，却见不到那些“高级性服务者”。任何一种消费形式如果出现高端，那么低端产业一定很快出现。社会上层和富人的各式各样的色情产业活动都不算嫖娼，而且他们根本就不会犯法。低端的色情服务也不会从北京消失。而且色情产业“以性谋权”和“以性谋实惠”方面，在北京具有在中国最大的机会。
第二重性道德标准是，在北京的双重性不但是富人与穷人的标准不同。还有中国人与外国人在北京的性道德标准不同的情况也很明显。道德标准、法律标准与经济标准对外籍人士的不同在没改革之前就存在，特别是存在对于发达国家的人相对宽松的现象，并且一直到现在。如果要不是如此，我认为珠海的日本人也不会那么肆无忌惮的行为。这可能早在鸦片战争以后就存在，而中国现在相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弱势也是存在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最直接的事例证明就是，在新中国消灭性病以后，中国出现的第一个性病、第一个艾滋病都是与外籍人士在违犯当时法律的条件下性接触。
2.1.2北京女性色情从业者生活概况
下面就北京色情服务小姐收入与花费的一般状况进行描述（由于场所与收入相差很大，下面只作典型描述）。
色情发廊小姐收入：一般1.5天进行一次交易，一次性交易一般要150，发廊妹一般不包夜，因为到那里进行交易的客户往往是交易一次，马上就走。从业黑话叫“快跑”或叫“快炮”，一旦包夜一般为300元。由于女性的生理结构所以每月在这方面工作为25天。所以每天按120元计算收入，每月收入3000元/月。每月房租：300元；每月吃饭费用：500元；化妆品与衣服：300元；零食、抽烟与交通费用：300元；发廊抽头：500元，交际与关系费：300。合计：2200元。余额800元/月。
坐台小姐收入：一天一般坐台2次，给酒吧老板抽头40元，每天实际收入160元，一个月4000元收入。每月房租：600元；每月吃饭费用：500元；化妆品与衣服：500元；零食、抽烟：200元；交通费用：300元；赌：500元，合计：2600元，余额：1400元。
出台小姐收入：一天一般坐台1次，出台一次，给酒吧老板抽头70元，每天实际收入400元（保守的估计，因为没有算很多包夜的情况），一个月10000元收入。每月房租：600元；每月吃饭费用：500元；化妆品与衣服：500元；零食、抽烟：200元；交通费用：300元；赌：500元；合计：2600元，余额：7300元。
由于出台与坐台的巨大收益差距，三陪小姐往往就从开始的坐台转为出台。所有色情服务的小姐作息时间很混乱，她们很少吸毒可是没有不抽烟的。色情服务小姐，往往按所来自地区的不同在北京分为河南帮、东北帮、四川帮等小组织，这样也可以为小姐的人身安全免遭打劫作准备。因为社会中对于三陪小姐定义为高收入人群已经是事实，同时他们不受法律实际保护也是不争的事实。早在1995年，美国的一个社会学教授，就中国的就业人群收入问题进行简单的调查，发现从事色情行业的劳动者收入是普通劳动者的20-35倍，是当时九十年代社会的地道高收入者。
2000年以后的三陪小姐的社会法律环境、政策环境，发生巨大变化。1999年国务院颁布的第二百六十号令《娱乐场所管理条例》1999年七月一日正式实施，新例突出严惩“三陪”( 陪坐、陪饮、陪舞) ，公安等部门转发了有关《条例》，并在全国范围高调“扫黄”。《条例》规定，七月一日以后，娱乐场所“提供以营利为目的的陪侍”，将被责令改正、给予警告、直至停业整顿，并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将吊销营业执照。新条例实施以来，北京市连续几日按国务院有关条例突击捡查，决意在十月一日建国五十周年大庆前，将娱乐场所清理“干净”。不过，夜总会也各出奇招，七月十五日，陪客人唱歌跳舞的女孩子都成了正式的“服务员”，全部挂上工作证、穿著制服“上岗”，小费也改由账台统一收取。这种做法最受那些女孩子的欢迎，因为她们有了安全感。（摘自《方舟时讯》）。说到安全感，是北京乃至中国社会的色情从业者的最大问题。即使是到2005年的社会中，能在大型歌厅出台的色情行业从业者收入水平也算是高档，但不象国外的色情从业人士，她们的工作是不合法所以他们人身不受法律保护，更谈不上象发达国家有工会保护，三陪小姐被打劫的事例在北京社会中出现已经是家常便饭，而2000年以后出现针对三陪小姐的恶性杀人事件，有的甚至使人想起了英国著名的案件《开膛手杰克》。虽然案件告破，但是三陪小姐的非法身份与高额收入必将成为社会犯罪悲剧中的主角的事实并不能改变。
这个条例实施以后，出现更多的摧残小姐的事实，特别是在坐台服务中，客户比以前更加放肆，可能因为自己觉得以前是合法的事实，而突然被划归为嫖客心理接受不了。同时，由于在法律上把“三陪小姐”划定与色情服务的妓女等同，这就使原来只从事三陪服务的小姐转入性服务行业比例加大了。可能是在遭到同样定义与鄙视的情况下，赚钱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北京的色情从业者站街女与发廊妹是不能到歌厅进行色情交易的。到酒吧也要按规矩给酒吧一定比例的费用，或是在酒吧消费。否则可能被打或是赶出来。
在北京低层次的色情从业者女性往往只是够生存的需要。对于相对高档一些的色情从业者，她们在不合法的情况下受到多种多样的盘剥，例如：来自工商司法治安等方面的压力和交际费用，或是地方势力费用、经营费用。所以并非象社会中评价的收入到达到年薪40万-60万元。从事色情行业小姐往往很懒。她们很多会编出一个又一个凄惨的身世，但是真正有凄惨身世的不足1%，而更多的小姐在2000年以后到北京目的明确，就是挣钱！
做色情行业的时候，大都是假装的，而且必须是假装的。从业者必须把职业行为与自己的人品彻底分开，把工作与生活严格分开。这是从事这个行业的规则之一。当然也不是说没有色情从业者与客户发生真情的事例，毕竟众多世界名著对此有所描写，可这种情况现实社会很少。大多客户为了心理获得重大满足感企图把纯粹的钱与肉的交易，转换成一般男女之间的性关系。甚至有些客户想象着经典小说的故事情节，想购买小姐的身体同时购买她的人格与灵魂。这一般是要失败的，有时甚至于把小姐包为“二奶”也不能改变。当然在北京也有特例，毕竟在这里存在高层次的色情从业者对于权利与地位的需求，色情场所或是色情行业只是有些从业者的手段。
其实，任何从人的角度去看一个行业，其根本的人文特点是一致的。女性对于家的归属感与渴望、男性对于权利的欲望在色情行业中也不例外，而且往往还是最强烈的。在北京从事色情服务的外地女性，很多都已经成家并有子女。女性色情从业者往往有很多对未来想法，比如挣几年钱就回到原籍作正经生意是最普遍的一种。但是不知道是色情行业对于人的性格起变化，还是中国人的自身文化劣根性，北京的大多数色情从业者不能够象上文国外文献报道的一些东欧与前苏联女性一样，为了自己的一个人生目的（除了赚钱的人生目的）而从事色情行业，等到钱赚的数量够到足以做自己完成这项人生目的的时候，马上放弃从事色情行业的工作。北京的大多数色情行业从业女性，从事色情行业目的性很盲目，除了赚钱别的就没了。有很多情况时是色情从业小姐挥霍殆尽了赚来的钱以后，又重新开始进行这个行业。但是这种挥霍也不是对于北京的色情从业小姐的将来完全没有作用。她们的消费中，也有为其家属购置生产工具、建房等。越高层次的色情行业从业者越有目的，其中最普遍的目的就是被包养。
2.1.3北京男性色情从业者生活概况
北京男性色情服务者，开始被人称为“兔子”，后来称之为“鸭子”（可能是女性被称为“鸡”的原因）。北京的男妓主要活动的区域是高档宾馆、饭店、酒吧。其中在滚石酒吧与唐人街酒吧活动最为频繁。而在天上人间、辉煌酒吧、大上海也有很多男妓存在。在酒吧里，男妓坐台有固定的标志，一般是把香烟以一个角度放置在烟盒上面为标志。
男妓收入：一天一般坐台1次，出台一次，给酒吧老板抽头70元，每天收入1000元（大都是包夜情况），一个月3万元左右收入。每月房租：2000元；每月吃饭费用：1500元；化妆品与衣服：4000元；抽烟：300元；交通与电话费用：800元；合计：8600元，余额：22400元。
男妓的数量很少，也就相当于妓女数量的1%左右。男妓的客户比妓女的客户要高出几个档次，主要是有钱的妇女、有钱的同性恋者或者是双性恋者。由于此种原因男妓的运营费用也很高，一般情况下，男妓的着装十分考究，同时在公开场合与客户接触时候的初步花费也是有男妓先付帐，最后由客户统一结账（有时为一个客户开始时要花2000-3000元）。对比女性色情从业者，男性色情从业者的费用较高。女性多把男妓当作临时的工具，即使包养时间也相对较短。男妓的知识学历普遍较高。而在北京男妓从业时间一般较短，往往是在从业几年后就可以赚到一笔可观的收入，然后通过这笔收入从事一些正规商业活动。这也可能是中国是个大男子主义的社会，男人有雄心与抱负的人多一些，也可能是男性个人的体力随这年龄的增长而下降。
与女性色情从业者不一样的是，男妓色情服务对象往往不单纯为女性，也有男性同性恋者。所以要对北京同性恋稍微阐述一下。随着中国人权的改善，同性恋渐渐被法律准许，社会态度也相对九十年代以前的有所改观。而随着某位歌星在娱乐场所遇到袭击事件，同性恋与同性恋性服务也逐渐被公众了解。但是公众对同性恋本身还是极为反感。在对离退休干部的访谈中发现，绝大多数人是不能接受同性恋的行为，这些老干部认为如果妓女是思想堕落的话，同性恋就是社会病态的表现。在北京这种环境下，同性恋有自己的活动范围与群体。而这些群体在与男性做色情交易的时候，警方往往出于对人权的认识问题不作过分干涉。
女性消费在色情服务方面不是很直接，特别是高端女性有时需要中介介绍与男性进行交易。一般交易为包夜形式，并且价格一般在1500-2000元/夜以上。
鸡头的收入：不太明了，但是如果按可以联络10个小姐的鸡头收入来说，一般是出台小姐的2-4倍。一年收入可以达到20-40万元，月薪2-3万元。
2.2北京色情产业消费者情况
对于色情产品中图书、音像、网络、性工具曾经是北京中高档的家庭用品。九十年代以前含有色情文化的图书在一般家庭都很少有，一般例子：一本《金瓶梅》足本小说，在当时可以买到120元，而一个普通工人的月收入仅仅不足60元。而2000年一本普通包装的足本《金瓶梅》仅仅20元。到九十年代初期一部播放60分钟的色情A级录像带，可以买到120元。当时一个普通工人的月收入仅仅不足300元。到九十年代中期，出现VCD的时候，一部播放60分钟的色情A级VCD光盘可以买到50元，当时一个普通工人的月收入也不足800元。到2000年以后一部播放2-6小时的色情A级DVD光盘价格仅仅为7-10元。而这时一名普通工人在北京的工资就可以到1500元/月。现在这些色情产品已经在北京的家庭中普遍出现，这些产品进入家庭的顺序与上文叙述一致。原因就是经济的发展。北京市民已经不在意自己家庭中有色情音像制品，甚至觉得一个正常家庭中没有色情音响、图书等制品是有些开玩笑。
对于简单性交易行为，也就是百姓所说的卖淫嫖娼行为。在北京色情市场客户种类就多种多样，但是一个特点就是经济收入相对高阶层对此需求相对多。北京的色情行业在法律种种不准许的条件下生存，自然成本较高。由此需求的客户，不是有钱就是地方有势力（即使是简单的治安权力。）的阶层。现在对几种典型的色情行业服务对象进行说明。
第一、 中国非北京商人。
第二、 外国经商者、外国友人、外国留学生。
第三、 北京中小经商者。
第四、 本地白领与艺术类高收入者。
第五、 北京市的“金领”阶层。
下面就这些人的色情服务趋向为大家介绍。
北京是党政军集合一体的城市，同时又是经济中心与文化交流中心，商业机会促使全国各地的商家，在这里谋求一个落脚与发展的地方，促使非北京商人大量在京居住，这又使得中国非北京商人在北京的色情消费多而杂。他们采取的形势有一部分是包养的形势。而且在北京经商的商人，如果身边有被包养的人，可以使他有一种家的感觉。这些客户由于是异地生活，没有家庭方面的限制。这就又导致在北京对于色情产品的多种需求。就是在包养的同时，也对坐台、出台、甚至站街的小姐也有需求。其消费目的也有贿赂、交际的成分。
外国经商者、外国友人、外国留学生。有一个很共同的特点，就是服务需求层次高。而且在九十年代初期，北京的很多会英语的高档色情从业者（女大学生、女研究生）宁可以低于对于国内客户30%市场的价格，对这些人服务。而且这些有非中国背景的人也投其所好，以学英语、搞签证、搞免税商品、兑换美元等作诱饵，享受这些色情服务者提供的服务。当然也不是色情服务者完全处于出国等目的，出售廉价色情服务。在九十年代初期，如果英语口语稍微好一点，在中国高档大企业谋职就是很轻松的事。而会英语口语的人可以享受额外补贴与外资公司的双薪待遇。还有一点，在九十年代初期外汇市场处于刚刚放开，而放开前一阶段人民币与美元的官方兑换价格为1：3.5或是1：3.7，而黑市上可以达到1：10。如果有美金作色情服务结算工具，自然有利可图。到了2000年以后这种优惠就消失了。可是学英语、搞签证的目的从业者与消费者还存在，不过大都是骗人的把戏了。在三里屯酒吧、东三环白颐路附近正是外国人聚集的地方，从生活方式到酒吧营造的氛围也都有利于，外宾与色情服务人员进行这种交易。交易的形势以简单性交易为主，别的色情服务机会几乎没有。
北京中小经商者在北京应当属于收入相对较高的一类。进行这方面需求的客户大多年收入在50万元以内。他们的服务内容有两种，简单性交易与包养。在简单性交易方面他们比较爽快，一般不予小姐坎价，讲究一次一结清。而他们的包养也很有特色，上文提到兼职色情服务人员兼职的行为往往对象就是北京中小经商者。这种行为俗称为“傍”。由于兼职人员的经济与性格相对独立使这种行为比包养还要被社会接受。而且这种“傍”的形式，也是北京很多女强人诞生的途径。这里的“傍”与社会上说的“傍大款”是一个意思。但是调查中如果北京的大款以1000万人民币为标准的话，大款很难选择这种形式的色情服务。而更乐意找当面结清的色情交易，而非长久色情交易。
北京收入50-100万元以上的商人或企业高层领导往往喜欢利用手中的权利，接受性贿赂。比如：一个利用家庭背景从事房地产经纪同时办理网站的高层人士，就往往叫他的同僚向他介绍公司漂亮的下属。
作为本地白领与艺术类中高收入者，在一般情况下是被人传言很多的北京色情需求客户。在调查中，对于这两种人往往的反应是——小气。这群人有时利用自己的名声来压人。但这些人对于色情服务业的需求也很旺盛，在相对高档的歌舞厅小姐总是说自己服侍过某位明星，并同时说出这位明星的特点，一般情况总是打一句评价的话就是——小气。小姐反映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可能是由于社会中对于明星或艺术类工作者的收入存在误解。还有的就是他们的消费种类中很少有包养形式。对于这个人群，在调研中也有很大的困难，姑且就写到这里。
北京市的“金领”阶层，这里包括一些在政府工作的部分人员。他们的色情消费也很多种。由于其属于社会收入的顶层，色情消费也比较大方。有背景的人员进行色情消费大都不是利用自己的收入进行消费。这群人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包养，还有一种就是纯娱乐。在纯娱乐人中，一般他们的消费场所不再北京的有名色情娱乐场所，而是在一些度假村、VIP俱乐部进行。而对于纯娱乐的人群中，往往是喜欢对同僚在这方面交换经验，比如不要感情、吃过那个小姐或是明星的亏等等。
客户对待色情服务者的态度经常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一般情况时，消费者认为色情服务者就是工具与玩乐对象。不提感情，只是找乐趣。这种看法是最普遍的一种，同时也是双方最为认同的一种交易方式。这种人是色情消费者所占比例最大的一种，估计约占总消费者的55%。
第二种、那些背景的客户或是有些艺术工作背景的人。他们往往可以有霸道一词来形容，以显示他们的不同。有的还觉得不够，就会摧残色情从业者。这些人有很多还有“白拿”的思想，有时会给人电影《小兵张嘎》中日本翻译所说：“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没有人管我要钱”。的感觉。当地一些有头有脸的男人也有这种情况，而色情消费者要是带有政府背景的人更是这样。他们除了在性贿赂中摆阔而多给钱的情况，他们往往是“需要优惠”的人，估计约占总消费者的15%。
第三种、中年知识阶层的客户认为自己是被人勾引了，这些人往往接受的是传统教育。他们并不认为色情服务是双方自愿的，而是不自觉地，色情业是社会不稳定因素，是真正的祸水。所以他们总是试图加害于色情服务者，以便证明自己只是好人一时失足。在科研及关于教育机关文化水平较高的年轻人，往往也会有这种情结。同时，他们都很认同社会风气是好的，色情产业会被铲除的看法，估计约占总消费者的15%。
第四种、一些小气的客户，往往会翻脸不认人。他们往往反复讨价还价，消费的过程中又觉得自己很亏，所以喜欢用变态的形式进行交易，或者觉得自己也是多捞了一把。而且在北京外来人口中，从事中低档次收入的人在这方面就越来越明显，估计约占总消费者的10%。
第五种、各种心理不正常的嫖客。在调查中没发现，也可能是不愿意把短处告诉外人。但是北京的富有嫖客中有一群瘾君子，他们拉着小姐吃白粉。心里不正常的人估计约占总消费者的2%。
这里同时提到女性色情消费者的情况，由于中国女性还是属于相对弱势，所以女性在选择色情服务比较低调。而且受传统中国教育文化影响，很多女性即使有钱也不愿意在这方面表露。通常是选择以情人的形势与男性保持性关系。但是这并不表示不存在女性色情服务消费者，而且北京的消费能力与市场环境这样强，女性的色情消费者也同时存在，估计数量是男性色情服务消费者的1%以下。女性色情服务消费者以下几种：
1、女强人，很多女强人在感情方面也需求很强，但是反而比一般女人得到的较少。而商业活动的心理压力与女性的归属感，使得女强人更有这方面需求。传说一个女房地产商人就曾经多次光顾并消费这种酒吧。这种女强人“傍”高级老板的也很多。
2、 “二奶”。作为被保养对象，她们可能再次包养男性色情服务者。一方面作为包养对象同时忍耐着，出资人的人格不平等。另一方面包养对象的经济收入比较容易，同时也容易消费。第三，在包养过程中年龄的差距，造成生理机能的不一致，也导致“二奶”再次寻找性伙伴或是情人。
3、 两地分居的富豪家眷。
除了色情音像制品已经普遍进入北京家庭，色情服务的其他活动主要还是存在于社会的中高收入家庭。相比色情从业者来说，这些色情消费者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在心理方面的不正常更多。估计是由于商品经济对于个人工作紧张程度造成的。而北京的医疗体制与社会对于医疗的消费，在心理疾病问题上也没有良好环境。社会对于有心理疾病的人，在北京存在这种社会歧视，这可以从社区调查证明。社会中富有阶层承受的压力比一般人要大的多，从而使色情产业的需求旺盛，即使法律环境如何苛刻，也很难阻挡这种消费活动。同时，北京就算把简单色情行业消除，那么性贿赂、以性换名换利的行为又如何消除呢？如果这一点不消除，而只是消除简单色情交易，根本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