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农业技术为种子改良做出了三大贡献。第一，是收集来自世界各地的植物样本，以及使用数据库跟踪不同条件下生长的成千上万种植物。这提高了传 统育种过程的速度。第二，是检测植物基因序列的能力，就像检测人类的一样。我们已经部分地了解了基因哪些部分控制哪些特点，所以两种种子杂交时，可以通过 新种子的基因序列知道它是否具有我们想要的特性。这叫做标记辅助育种，它显著加快了杂交育种过程，因为研究人员不必等待种子成长，就可以知道育种是否成 功。最后一项是转基因技术，不是仅仅用杂交育种来创造新的种子基因组，而是提取一个基因并将其插入。一些人对这个方法仍有争议。但是，经过适当的安全审 查，这项技术可以用来创造抗病耐旱农作物。这样的农作物不可能通过其他方法创造，它每年可以保护数十亿美元的收成，增加百万吨粮食供应。
最积极应用这些现代技术的是富裕国家的高价值经济作物。和卫生健康领域一样，目前没有很大的市场激励人们将最新科技用于贫困人口需要。基金会的 做法是资助那些侧重发展中国家特定种植条件的项目，以及贫困农民种植的农作物。我们的资助款项大部分涉及标记辅助育种，但也有几个涉及转基因技术。
去年12月，我在肯尼亚内罗毕访问由科学家科勒姆(Segenet Kelemu)领导的BECA实验室。他们的实验室正在进行最先进的标记辅助育种，用以改良高粱、木薯、玉米。这样，农作物就可以生产更多粮食，并且抗虫 抗旱抗病。科勒姆在埃塞俄比亚长大，出国攻读研究生，在其他国家工作了25年。但她选择在2007年回到非洲，致力于培养一代植物学家，以终结非洲的粮食 不安全状况。她组织的团队以及他们与整个非洲育种人员的共同工作，令我印象深刻。对于某些产品，比如高粱，即使一种种子已经具有全部应有的特征，他们还必 须开发符合当地口味的多种品种，因为与富裕国家的玉米或小麦不同，没有一个人人都喜欢的标准形态。
富国的慷慨援助
农业和卫生方面的改善严重依赖富裕国家的慷慨援助。但是它在对外援助中所占的比例要比很多人印象中的小很多。健康援助由1990年的56亿美元 增至2007年的218亿美元，不到富裕国家当年所有对外援助的14%。而这笔钱的使用效率却是惊人地高——挽救一个生命的成本远远低于富裕国家的十分之 一。
2008年最富有国家的对外援助共1210亿美元，具体数据可参阅http: stats.oecd.org/qwids。我密切关注这些数据，因为这些政府的慷慨解囊是长期成功的关键。
由于预算赤字，对外援助很可能被削减或无法大量增加。左边的表格是一些国家的预算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经济总量的指标)的百分比，其中很多是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赤字水平。
公众可能不会把保持高额对外援助列为优先目标，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其成效如何。一些国家在冷战时期树立了对外援助的形象，当时是用金钱来购买对独 裁者的拥戴，但对援助使用的控制却很少，难以确保款项用得其所。我们需要获得远远高于目前所拥有的关注度。ONE组织是帮助我们的重要伙伴，他们同时拥有 波诺(Bono)的光芒和优秀的团队。10月，梅琳达和我做了一个演讲说明政府健康投资的良好运行情况，名为“鲜活的证据：为什么我们是急切的乐观主义 者”(LIVING PROOF: Why We Are Impatient Optimists)，可以在www.livingproofproject.org观看。这一版本侧重于针对美国的捐赠，但其中的信息更适合传递给比美 国还要慷慨的富裕国家。
衡量援助慷慨程度的最好指标是看捐赠在GDP中所占的比例。最慷慨国家——丹麦、荷兰、挪威、瑞典、卢森堡——它们的对外援助占GDP的 0.72%至1%，非常了不起。欧洲其他捐助国的比例大部分为0.3%至0.5%，多数已承诺在2010年前达到0.51%。法国历来是欧洲最大的捐赠 国，但在2005年前后，其援助额实际上减少了一些。德国、西班牙和英国在过去几年都大幅增加了援助，现已接近或领先于法国。即使在贝鲁斯科尼政府之前， 意大利在欧洲捐赠国排名表中的位置也是靠后的。如今，贝鲁斯科尼政府又削减了一半以上的对外援助，这使得他们在欧洲捐赠国中就倍显吝啬。这些削减将反映在 意大利2009年的援助数据中。鲍勃∙格尔多夫(Bob Geldof)说得好，意大利政府“把预算平衡建立在贫困者的负担上——多么可耻啊”。6月，我与贝鲁斯科尼总理会面，希望他们能够给予更多支持，但未能 成功。这令我非常失望，因为我仍然认为，意大利民众希望像其他国家一样慷慨。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重要的捐赠国，占GDP的比例分别为0.32%和0.29%。日本曾经非常慷慨，而且做出了一些重大承诺，不过他们的比例现在已经下降到0.20%。除非新政府积极改变，否则将无法达到其承诺的水平。
国际社会已经开始努力动员俄罗斯、中国以及富有的石油国家进行大规模捐赠，但到目前为止数目依然有限。不过，韩国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捐赠国，去年的捐赠额超过8亿美元，占其GDP的0.09%，他们承诺在2015年前增加到0.25%。
从绝对数额来看，美国是最大的捐赠国；但以比例计算，只有0.19%。近年来，这些援助很大一部分用于重建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如果国会通过奥巴马总统捐赠额加倍的提案，那么美国的比例就会上升到一个非常可敬的范围。
援助预算可能会变化，赤字并不是唯一原因，各国政府还将增加应对全球变暖方面的投入。去年12月哥本哈根峰会的最终文件谈到，未来3年每年筹集100亿美元，到2020年前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以用于发展中国家。这个数字超过最富各国目前对外援助的四分之三。
我担心，这些资金的一部分会来自于对其他类别援助的削减，特别是卫生健康领域。即使这1,000亿美元中只有1%源自疫苗资助的削减，那么死于 可预防疾病的儿童可能会增加70万。从长远来看，在卫生方面省钱并不划算，因为健康的改善，包括自愿计划生育，会引导家庭规模变小，从而相应减轻对环境的 压力。
展望未来
还有许多重要的话题这封年信未能涵盖。能源及其对气候的影响是我用很多业余时间关注的一个领域。避免气候变化所需的最重要的创新，是价格低于煤 且不排放温室气体的发电方式。这将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政府应该为基础研发提供大量资金。由于基金会投资于市场驱动力不大的领域，因此我目前尚未看到我们可 以如何在这个领域发挥独特的作用。但是，我也在为基金会外的一些创意投资。科学研发对零排放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然而人们在对于气候问题的讨论中并没有更 多地鼓励研发，对此我深感意外。我仍然认为，在未来20年内，至少有一个可以拓展的创新可能可以从众多可能的方案中脱颖而出，并在其后20年中被广泛应 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