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美国产业界基本上还是在原来模式下做更多进步，但针对这一重新洗牌机会，也已联合起来共同给大学和科研机构资金。这是美国惯常的一个做 法，即由政府和工业界联合起来支持大学研究机构。
我认为中国半导体工业也一定要有这样的超前意识，不能整天打价格战，说我们这里便宜你们就过来。现在看来，这并不是一个很成功的模式。
中国机会
《21世纪》：但目前全球芯片产业格局已基本成型，中国还能在这一新方向上有所作为吗？
张首晟：我们今天谈的更多是非常前端的创新，在这方面虽然中国一直非常注重，但总的来说并不成功。我希望强调的是，这一重新洗牌的机会也是中国 芯片业唯一一个可以超前的机会。而往往洗牌的机会都是在规则改变时，如果大家都在循规蹈矩，那将永远也超越不了。比如说台湾地区，其在上世纪60－70年 代抓住了芯片的设计与代工相脱节的机遇，赚了很多钱。中国大陆这么多年来，基本上是在用政府的良好政策和较低的人工成本来拷贝这一模式。
但我更愿意认为，中国也能在这一最新机遇中找到比较新的机会。除在斯坦福工作，我也经常访问中国的大学，联系和合作比较紧密的是清华大学及中科 院物理所。我发现他们在这方面跟得很紧，做的实验也很漂亮。
中国科研人员很聪明，人数也很多。我还发现一个特点，即只要知道了一个努力的基本方向，中国会跟得很快。就电子自旋学来说，中国科研界在寻找更 容易生产的材料以及把工作的温度提得更高两个方面，已经做了很多。
《21世纪》：中国芯片企业在这方面应该怎样布局？
张首晟：我想首先要做的事情是：把产业和科研较紧密联系起来。在这方面，美国一直做得比较好。比如说上述的研究项目，英特尔在其中有很多投资。
但这一投资不单是给一些钱，其实这些钱政府也完全可以单独给，但一旦英特尔投了一点、政府再跟进的话，英特尔就已通过此举作了一定选择。这样一 来，科研机构要做下一步发展，比如我们在做很多方案时，英特尔作为股东就会在此时提出非常关键性的“反馈”。
《21世纪》：作为科研机构，你们怎么在不同的芯片公司之间进行选择？
张首晟：英特尔、AMD和IBM等六大公司虽然有竞争关系，但他们的竞争主要是在如何把产品做得更好。他们唯一不想的是：竞争对手有了之后把我 摒弃在外。
我们所做的是知识产权方面的战略，这个知识产权在六个公司之内共享，然后大家可以就谁能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好展开竞争。这六个公司中，不具备排他 性，但中国不在里面。
《21世纪》：如果现在中国的芯片公司想做第“七”个，是否可以？
张首晟：这是一个很好的idea。但这样的合作在历史上没有过，这不是因为有什么限制，主要还是公司自身做得不够好。
还有一层原因是，如果公司整天都忙于打价格战，自然也不可能有远见来考虑如何让自己翻身。
这种合作模式对企业而言还有另外一个好处。我们现在在斯坦福做的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实验性的工作，但我们的学生毕业后大部分会去公司，因为他们平 时做研究时就与公司保持紧密联系，这样一旦做成，最后的开花结果可能还是在公司里面。中国在产学研相结合的问题上一定要迈出这一步。
《21世纪》：政府可以在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张首晟：中国政府现在很有钱，完全可以来做这方面的研究和投资，但我认为最好的方式还是要比较有意识地与工业界联系起来，使后者也成为一个股 东，不用承担太大风险。
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知识产权，但一个东西要做成一个行业需要成百上千个专利，中国仍有机会介入。但你如果不做的话，让美国又把整个领域占领，到 时候中国将又碰到同样的问题——跟在后面、花很多钱去买专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