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严谨、甚至保守的商业社会里，即便找到一家最具冒险精神的投资机构，也很难仅凭一纸计划书就获得上百万美元的资助—但在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以下简称盖茨基金会）可以。
“世上竟有这等好事！”这是谭光宏对于盖茨基金会举办的“探索大挑战”活动的第一反应。虽然是海南医学院 热带病重点实验室的教授，但在20年的职业生涯中，有16年，谭的身份是一名儿科医生，而他的两个学位分别是临床医学学士和肿瘤学博士。不过最终他迷上了 热带病研究，在进入实验室工作后，他脑中常常会有一些新奇想法一闪而过。
所以，对于谭光宏这样一个“半路出家”者来说，不问出身和经验 的“探索大挑战”简直就是一个惊喜。这是盖茨基金会耗资一亿美元在全球开展的一项竞赛，从2008年开始，它已进行了两轮。其针对那些能帮助改善发展中国 家健康情况的项目，只要有耐心填写完一个两页纸的申请表，甚至无需提交初始研究数据，就有可能获得10万美元的首期资助，进而100余万美元的后续支持。 前提是，你的主意足够独特，并且有继续发展下去的可能——听上去，条件简单到令人难以置信。但实际上，“原创性”大大提高了申请者的门槛。在选拔过程中， 盖茨基金会用四个月的时间通过7次审核才把最值得投资的项目选了出来。
作为第二轮唯一来自中国大陆的获奖者，谭光宏想出的是一个关于研 发疟疾疫苗的新主意。他设想用基因工程的方法除掉疟原虫子孢子的一个基因，令其生长停滞于肝细胞内，表现出“减毒”的功能；同时将另一个增强免疫能力的基 因转进该疟原虫子孢子中，获得一种能够诱导更强的抗疟免疫能力的新型疟原虫株。这样，通过基因的一减一加，一条免疫增强并全虫减毒的疫苗研发新路线就诞生 了。花了两天时间梳理思路后，赶在征集结束的前一天，谭点击鼠标，作了提交。
迄今为止，盖茨基金会在收到的近7000件申请中已资助了 185个项目，除了中国外，其还分布在包括美国、英国，甚至喀麦隆等28个国家中。“探索大挑战”所能燃烧的创新火焰是如此的光怪陆离，比如同样针对控制 疟疾的获奖项目里，还有哥本哈根大学的研究小组通过在房屋周围设置蚊帐，将其变为捕蚊器，以及哥伦比亚大学使用光线照射，来物理性破坏蚊子的感官系统，从 而使它们无法找到人类宿主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切断病毒传播源的思路。而这也充分说明了盖茨为何花大力度投资于预防性医疗服务——“因为那里没有被认可的衡量 标准来告诉市场如何挑选最佳的创意。”2010年1月，在盖茨基金会的年信中，他这样写道。就像盖茨曾经在微软独创的“补丁日”一样，他正试图在非盈利性 质的公益组织中也培养一种新的企业文化，甚至投资文化—让“离谱”的创意激发慈善的终极想象。
慈善冒险
1997年，微软总部附近一家披萨店的楼上，一间小办公室正在承担着比尔·盖茨初创微软时那个著名车库的角色。不同的是，彼时的微软已经垄断了全球的电 脑操作系统，而这间小办公室中孕育的也不是软件，而是慈善。这里新创立的盖茨基金会将正式宣告已是亿万富翁的盖茨另一个身份—慈善家。
或许将盖茨这两个身份放在同一维度下如此比较，当初来看免不了一些作秀嫌疑。但九年之后，盖茨基金会获得了股神沃伦·巴菲特300多亿美元捐款的承诺，使 它的规模扩大了一倍，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基金会。
2009年是盖茨告别企业家身份，全职投入到基金会中的第一年。为了融入这个新角 色，盖茨一周要阅读超过十本相关方面的书，每个礼拜都会就他感兴趣的题目，邀请世界上最有名望的相关专家讨论，话题从结核病到水稻的种植周期。更重要的 是，他时刻谨记着巴菲特2006年给他投资时随同奉上的一句“忠告”：“不要只做那些比较保险的项目”。
2007年，盖茨基金会来到 了中国，这是除美国西雅图总部之外，其在海外设立的三个办事处之一（其余两个分别在印度新德里和英国伦敦），而艾滋病防治则是它所选择的最初试水项目—这 也充分体现了盖茨基金会的“冒险”精神。
中国艾滋病的分布还并未呈片状扩散态势，正是防控它的最好的时机。中国政府对艾滋病的重视程度 也相比印度等其它发展中国家要强，其出台了包括《艾滋病中长期规划》、《艾滋病行动计划》、《艾滋病条例》等等政策保障。盖茨基金会承诺给予中国5000 万美元的经费用于该项目，并将在全国包括北京、哈尔滨、上海、重庆等15个城市和地区开展为期五年的工作。
然而即便如此，盖茨基金会 仍需面对许多残酷的事实。截至2009年10月，中国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及患者预计约74万人，而他们中实际接受过检测的不到一半。虽然包括盖茨基金会在内 的组织已经为此努力了多年，但世界范围内至今仍没有有效的艾滋病疫苗—对于人口是美国数倍的中国来说，如果不及时阻止这一暗流，五年时间就足以造成不可挽 回的悲剧。
如何发现感染者并加以控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美国的方法是通过全国统一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依靠全国的医疗网 络工作，随时了解病情。但在中国，问题却被层级化。如果县级医院发现传染病，就要报告给市级，然后一级一级往上反应。这样很容易带来两个问题，其一，反应 速度大大减缓，其二，层级之间并未达到无缝沟通，关于责任的担当问题，就会经常出现矛盾。这种特殊的国情也造成了盖茨基金会在这里开展的艾滋病防控工作没 有任何样板路线可供依循，唯一能做的只有打破故有的运作模式。
牵手NGO
力挽狂 澜的重任落在了盖茨基金会驻华代表叶雷的身上。他曾先后在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以及全球艾滋病综合防治项目工作过23 年。尽管出生在台湾，并且大部分时间都在美国度过，叶雷仍可被称为一个“中国通”。1998年到中国大陆工作后，他走遍了各个地方，尤其重点考察了农村以 及贫困地区。而对中国艾滋病情况了如指掌的他在2004年与盖茨第一次见面时，后者正考虑是否在这里建立相关项目，这为其此后成为盖茨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 埋下了伏笔。
叶雷了解中国的情况，也知道如何与政府相处，所以他给出的办法是在医疗机构和CDC中间引入起着桥梁作用的社会组织 （NGO），组成三位一体的模式。这无形中也让盖茨基金会在传统的单纯提供资金之外，实际参与到了策划执行的工作中来。“我们愿意为项目在中国的有效执行 提供更多的技术支持，盖茨也希望中国有基金会的工作团队在。”叶雷对《环球企业家》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