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打工皇帝”唐骏的国外博士学历成为舆论的焦点。同情者认为，在重能力的社会里，不该在意成功者有无博士文凭、是否名校毕业；批评者则认为，当 下中国恰恰不是这样的环境，社会的眼光是先看学历，再看能力，诚信与否绝不是细枝末节。还有评论说这是“唯学历年代的偶像悲剧”。笔者认为，唯文凭论造成 的伤害远远不只是偶像悲剧。
长期以来，无论录用还是升迁，文凭都是硬通货。高校扩招后，顶用的要数名校硕士头衔；关键岗位、更多的机会要留给洋博士。这就使得对优质教育资 源的争夺下移至幼儿园，上移至硕士招生。应试教育与盘根错节的利益诉求交织在一起。题海战术、假期补课屡禁不止，兴趣班与升学加分有关则兴，无关则亡。孩 子们疲于应付、身心疲惫；教师、家长也累得够呛。家庭、社会巨大的投入没有换来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学生关键素质得不到强化。尤其是没完没了、急功近利的竞 争有损健全人格的形成，我们的社会正变得越来越功利。
这种偏向也表现在官场上，领导们一窝蜂地“攻读博士”，有打“飞的”读高价EMBA的，有听课、写作业全权委托秘书的。一位知名大学的副校长曾 向笔者抱怨，学校优势专业的博士中在职读博的占很大比例，这一块能否让其他学校分担一下，让我们集中优势多为国家培养几个年轻学术精英？听旅美学者介绍， 欧美国家多数人读研就是从志趣出发来做学问，都能潜心治学。在中国有人都读到博士了，还是为“改变命运”，为做官。读“法国文学”的博士去当人事处长，这 是巨大的错位和浪费。
唯文凭是从的社会风气并不被知识界认可。历史上学术相对独立时，唯才是举的例子很多。林风眠、徐悲鸿担任北平艺专校长期间，两度聘请木匠出身的 民间画家齐白石来校任教，开创了现代水墨花鸟画的一代新风。“清华四大名师”中的王国维、陈寅恪两位都没有正式文凭，但他们的学养无人不佩服。
唯文凭论的根源在制度的执行偏差上。“文革”结束后提出干部四化，其中知识化、年轻化最好操作，为保位子大批在职干部恶补文凭，一时间各种款式 文凭真假难辨。极端的例子有铁路局的处长去读中医成人中专的。有人分析说，改革开放前很长时期内越来越左，歧视知识分子、蔑视文凭严重伤害社会，所以“文 革”结束后产生巨大反弹。该反思的是，唯文凭论的偏向没有被及时遏制，仍在发展，对社会、民族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陈宝泉)
《中国教育报》2010年7月10日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