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骏”加个引号，不是特指一个人，指的是一个事件，一个让媒体、网络发烧的事件。
这个事件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得到当事人的认可，但它已向广度和深度蔓延、进掘，不仅牵扯出更多的达官显要，而且引发更多的思考。当事人执拗地沉 默，我不觉得是傲慢和清高，更多表现出虚弱和怯懦。说其虚弱，因为此前的每一次回应，都露出更多破绽，引发更多的对真相的追问；说其怯懦，是当事人在事件 之后没能面对公众，没能坦诚地面对自己的历史和内心。
“唐骏”事件，意义已远远超出“克莱登大学”本身，文凭和能力不能划等号，这道理谁都懂，但这是实用主义的工具论判断，它与道德和诚信无关，与 社会的基本价值也无关，某种程度上说，建立在虚假文凭上的成功，越是光彩夺目，越反证社会的失败，越要反思我们如何造就了“唐骏”？
弗洛伊德说，人格结构由本我、自我、超我组成。“唐骏”就是我们心中的本我，也是社会的本我，财富和荣耀是基本的欲望和原始的冲动，为了名和 利，这个本我不择手段，只按快乐原则行事，越无耻，就越直接，越有效率地接近和达到目的，这也意味着，今天的 “唐骏”，是唐骏和我们共同孕育的畸胎，我们仰望他，羡慕甚至妒忌他，因为这个社会以及我们内心，都有一个炫目耀眼的“唐骏”，这个“唐骏”让成功成为欲 望的代名词，就像余华的小说《兄弟》中的主角，那个李光斗一生的目标就是满足欲望，然后催生新的欲望。
所幸还有“方舟子”，同样给他加上引号，是因为必须剥离他与现实的是非恩怨。他是什么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行为已成为符号。一个“方舟 子”，成为网络、社会以及我们内心中的超我，他的使命就是监察本我，重塑道德规范和基本价值，唤醒良知和美德，对不当的本我进行遏制和纠偏。“方舟子”和 “唐骏”，既是一对天生的朋友，也是一对天生的敌人，有“唐骏”的地方，迟早都有“方舟子”，正如我们的人格，既有本我，也有超我，我们的自我就在这两个 符号的死掐中备受煎熬。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唐骏”，并不意味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唐骏”，这与能力没有太大关系，而是我们的内心或多或少受到了“方舟子”的阻击，我们 依然对美好的价值恋恋不舍。但这并不牢靠，越是本我，越具有强大的繁殖力，正如“唐骏”的成功，不断复制、粘贴，然后再复制再粘贴，必然会制造出扭曲的成 功样本，挤占“方舟子”的
生存空间。一旦“唐骏”成为集体无意识，被社会认同、接受、摹仿、学习，那么，被激活的靡非斯特就会横行于江湖和社会，那个时候，我们都会成为浮士德，成为一具被掏空了灵魂的行尸走肉。这个意义而言，“方舟子”追问并阻击“唐骏”，也是在阻击我们内心的靡非斯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