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方式获取权力并不重要。在封建的家族式继承或苏联式的上一代领导人指定接班人的权力交接模式中，获得权力都不会是光明正大的，总有某种阴 谋或妥协在内。但历史是以成败论英雄的，无论以什么方式获得权力，只要掌权后能推动历史前进，后人也不会苛责。唐宗宋祖获得权力都不光明正大，甚至是在腥 风血雨中完成的权力交接，但现在有谁不说他们是一代明君？有谁还在以他们夺权的方式来否定他们？勃列日涅夫以宫廷政变的方式获取政权本来也是斯大林模式的 一部分，关键是他获得权力后的所作所为。如果勃列日涅夫继续赫鲁晓夫的改革，而且纠正方向与方法，那么，他今天一定是英雄，也可以避免苏联在一夜之间分崩 离析的悲剧。可惜，他不是这样的人。与赫鲁晓夫相比，他上台后是完全转向了，不是前进，而是倒退，回到斯大林模式。他成了一个新的斯大林，又在起劲地挖斯 大林已开始挖的坟墓，使之更深、更大。一旦把苏联埋进去，就永无出头之日了。
回到斯大林模式，势必要停止由赫鲁晓夫开始的批判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及其掌权的“第聂伯罗帮”甚至想为斯大林恢复名誉，歌颂斯大林的丰功伟绩。 在历史上，为某个人翻案，祭出历史的亡灵，并不是对这个人情深意切，而是为了复兴他们的思想和做法。勃列日涅夫迫于当时人民对斯大林的怨恨，也没敢大张旗 鼓这样做，但他们所作所为的确再现了斯大林的那一套。
这首先就是回到计划经济的模式，使苏联在赫鲁晓夫时代开启或正在探讨的“新经济体制”改革停止。那时已被肯定并试验性地采用的企业以利润为中 心、扩大企业的自主权、物质刺激等带有市场经济色彩的改革都停止了，正在探讨的“市场社会主义”也受到批判。改革的推动者柯西金受到排挤，行政管理经济的 方式重振雄风，管理部门的权力也得到扩张。其实，柯西金当时并不是市场经济的改革派，只不过是要用经济手段对计划经济作一点修补。勃列日涅夫连这点改革都 制止了。其中当然有对柯西金夺权、把“三驾马车”变为一人独裁的企图，但从他的经
济政策来看，他更是一个斯大林模式计划经济的坚定信徒。要知道，斯大林的关键错误还不在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清洗，而在于他所建立的计划经济体 制，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集权政治。勃列日涅夫想为斯大林翻案，他也不敢否认大清洗之罪，但仍试图召回斯大林模式的亡灵。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尽管不敢公开为斯 大林招魂，却对斯大林模式一仍其旧。
应该说，计划经济下，由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在一定时期内对恢复和发展苏联经济还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在二战后的二十多年中，苏联保持了高速增 长。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苏联经济形势相当不错。第八个五年计划（1966-1970）顺利完成，增长率达到7.4%，远高于 同期西方国家的增长率（应该指出，把苏联的工农业生产总值与西方的GDP相比并不科学。因为这两个统计体系的内容与方法差别甚大。简单来说，GDP包括产 品与劳务，而苏联的统计体系不包括劳务，GDP只计算最终产品，没有重复计算，而苏联的统计体系包括了中间产品的重复计算。限于资料，只能权且作此比 较）。到1975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已达美国工业总产值的80%以上，而农业总产值达到85%。
但是，苏联计划经济下的这种高增长是靠大量投入资源而实现的，缺乏技术创新与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不具有可持续性，到七十年代后期增长率就放慢 了，这就是《勃列日涅夫18年》中所说“与新科技革命失之交臂”。从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工业总产值增长从8.5%下降到5.9%，农业总产值从 4.3%下降到1.1%，劳动生产率年增长从6.8%下降到3.2%。靠投入增加来实现增长走到尽头了，又缺乏技术创新，经济能不停滞吗？
苏联学界与政界并不是没有认识到技术创新与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性。早在五十年代初，苏联经济学界就讨论了“外延式增长”与“内涵式增长”的问题。 外延式增长就是靠增加投入实现增长，内涵式增长就是靠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实现增长。学界一致认为，外延式增长迟早会遇到限制，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必 须从外延式增长转变为内涵式增长。苏联的历届领导人也没有少讲技术创新的重要性，但为什么苏联的增长一直没有从外延式转向内涵式呢？
这就在于计划经济体制阻碍了技术创新。在市场经济中，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企业家追求利润的动机。奥国学派的米赛斯认为，企业家的利润来自产品市 场价格与成本的差距。企业家为追求利润就要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追求利润既是企业家内在的动力，又是外在的压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家和企业都消失 了。企业全由国家直接控制，并不以利润为目标，有了利润不能给自己带来好处，亏损了也有政府的“父爱主义”保护，而且，国营企业的领导都是行政官员。这种 体制下，企业哪有技术创新的动力呢？而且，与计划密不可分的专制独裁政治制度压抑了新思想的产生。标新立异会引来杀身之祸，循规蹈矩才能生存下去。这种制 度抑制了新思想和技术创新。所以，尽管认识到技术创新的重要性，也是只有肤浅的“知”，而没有现实的“行”。
当然，要说在苏联斯大林模式下没有技术创新，也并不准确。苏联毕竟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它的军用技术和空间技术，与美国不相 上下。为什么这种技术创新没有体现在国民经济中呢？这就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另一问题了：发展经济的目的不是富民而是强国。苏联的目标是使自己在军事与空间技 术上足以与美国对抗，并不惜以举国之力来实现这个目标。计划经济体制下，想要集中人力与物力来为这一目标服务，还是没问题的，毕竟苏联资源丰富，人杰地 灵。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也必然放弃其他目标。所以尽管苏联在军事及空间技术上实现了重大突破，但这与整个国民经济并没有关系，相应的技术也并没有运用到 国民经济中。而且，把资源应用于这方面，必然减少了用于其他方面的资源。苏联的经济停滞，物资短缺，人民生活水平不高，根源正在于此。在某一时期内，人民 为强国作一点牺牲是可以的，但要长期如此，必然引起人民的不满，社会难以稳定。苏联崩溃的深层次根源正在于经济停滞和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强国而不富民，最 终国家是无法真正强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