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春霞
他少年家贫，小学毕业却自学成才，一生完成了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的三级跨越，每个领域成绩斐然。
对于改变中国，他提出：“不要做大炮，要做微生物，慢慢的去影响，改变社会”，他一生都在践行“微生物革命”的理念，一点一滴做起，最终影响了整个中国的历史。
他创办的民生公司，鼎盛时拥有148艘轮船，投资60多个企事业单位，成为中国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民营企业集团之一。
由他“导演”的震惊中外的武昌大撤退，被称为中国的“敦刻尔克”，为中华民族保留了抗战火种和核心力量。
他在北碚进行乡村现代化建设，抗战时聚集了近20个国家一流的科研机构，3000多位专家学者。李约瑟称之为“此间最大的科学中心”，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认为：“北碚的建设，可谓将来如何建设新中国的缩影”。
他就是世人口中的“中国船王”卢作孚。
包玉刚说：“如果卢作孚还健在，就不会有我今日的包玉刚。”教育家晏阳初认为“他是位完人”，梁漱溟评价：“作孚先生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乎可比于古之贤哲焉。”著名作家林语堂则在英文著作中写道：“让我们选卢作孚当行政院长吧！”
MZD和黄炎培说，中国实业界有4个人不能忘记，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
坎坷报国路
1893年，卢作孚出生于四川合川县北门外杨柳街的一户贫困人家。他自幼好学，为了求知，15岁那年，他步行十多天来到成都，栖身于合川会馆，并到一所补习学校学习数学。他数学天分很高，不久就觉得课程太浅，干脆在合川会馆自学。
18岁时卢作孚加入同盟会，并参加了辛亥革命。但是，辛亥革命的政权最终被袁世凯所窃取，革命前景迷茫。1914年，卢作孚在上海认识了教育家黄炎培。在黄的影响下，卢作孚认识到，辛亥革命不彻底，在于民众未觉醒，要使民众觉醒，就要广开教育之路，启发民智，“教育救国”信念由此形成。
1921年，在四川军阀杨森支持下，卢作孚出任永宁道尹公署教育科科长。他以极大热情在泸州地区开展文化活动和教育改革试验。正当试验卓有成效开展之时，却因杨森在一场军阀混战中失败而戛然而止。1923年，卢作孚又在杨森支持下出任成都通俗教育馆馆长，继续他的教育理想，然而1925年川军内战再次爆发，杨森因被其他军阀打败逃出成都，卢作孚的通俗教育实验再次失败。
两次失败，让卢作孚认识到“纷乱的政治不可凭依”，尤其是1922年去南通拜访状元实业家张謇之后，他充分意识到教育救国必须有实业做后盾，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才能独立自主办教育，于是，他的救国理想开始转向实业。
创办民生公司
卢作孚回到合川后，决定从航运开始。经过详细调查后，他发现长江上游的航运几乎完全由外国轮船公司控制，中国的轮船公司只有二十几只，多处于破产边缘。而且，只有重庆到合川之间没有通航，于是他决心开辟一条重庆到合川的航线。
1925年10月卢作孚召开发起人会议，决定募集资金2万元。初创艰辛，卢作孚东拼西凑，甚至连街上卖豆花的老板他都去募钱。资金到位之后，卢作孚立即动身去上海买船，决定花费3.5万元由合兴造船厂制造一艘载重70吨、吃水较浅、马力较大的小客轮。卢作孚决定用5000元支付正在筹办中的合川电厂的柴油引擎和发电机费用，剩下的3000元作为定金，与造船厂签订合同。后来合川县教育局长陈伯遵从县教育基金中借出七八千元，又通过其他途径筹得几千元，勉强凑够造船费用。
1926年6月10日，卢作孚的公司正式成立，命名为“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宗旨为“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卢作孚被推举为总经理。而第一艘轮船也被命名“民生”号，名字源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1926年7月23日，“民生”号正式起航，由重庆开往合川65公里的路程，过去需要2天，现在顺水只需4小时，逆水9小时，大大方便了旅客，生意很是兴旺。
开业伊始，卢作孚同时开始了管理的三把火。第一把火，废除了过去声名狼藉的包办制，实行公司统一管理的经理负责制，杜绝了任人唯亲的不良后果。第二把火，推出全新的旅客服务方式。针对外轮公司歧视中国游客的恶劣态度，“民生”号反其道而行之。第三把火，禁止船员向旅客索要小费。三把火一烧，深得民心，旅客们争抢搭乘“民生”轮，体验一把做主人的感觉。
但是问题马上也出现了，一是只有一艘船，没法当日对开，也无法实现利润最大化，二是运行不到四个月，就遇到冬季枯水期，轮船要停运5个月以上。对此，卢作孚一方面开辟枯水季节新航线，一方面定制吃水更少的新轮船。
1926年冬，“民生”改航重庆至涪陵一线，同样获利颇丰。同时他说服股东把公司的股本增倍，在上海定制了一艘34吨的浅水小轮，命名为“民用”，投放到渝合航线，这样，不仅实现了渝合之间的每日对开，而且夺回了嘉陵江冬季航运的收入。1928年，卢作孚又从南充商人谭谦禄手中买下了一艘120吨的客货船，命名为“民望”号，从此，民生公司就以三艘轮船，在重庆、合川、涪陵三地循环航行，非常高效地配置了资源，成为一家非常有活力和生气的公司。
民生初创，卢作孚深刻认识到人才是公司之本，在用人方面，他提出“大才过找，小才过考”，高层次的人才从社会上寻找招聘，中层以下的干部，则经严格的招考和训练。一般民生员工都要“过考”，择优聘用，先培训，后上岗。
虽然入职民生的门槛很严，进去以后待遇却相当好。他提出一个口号叫做“公司的事情大家解决，大家的事情公司解决”。民生公司给员工也提供了远远高于其他企业的工资，还享受优厚的福利，员工免费就医，免费膳食，定期休假。民生还规定，年满60岁，给与终身养老金。
卢作孚所做出的管理创新，使得民生公司在川江航运中异军突起。
化整为零的发展战略
随着公司运行日益走上正轨，卢作孚却有了新的布局。中国轮船当时深陷困境，除了自身经营不善外，还遭受着英商太古、怡和和日商日清为首的外国轮船公司的打压和各地军阀的打压。一盘散沙的中国航运，眼看用不了多久就要在竞争中被逐出局。
于是，他决心以民生公司为核心，实施“化零为整”、“统一川江”的发展战略，号召、动员、说服其他公司，把川江上的中国航运公司结为一个整体。
民生公司发起行业整合，完全是以小博大的蛇吞象。当时的民生公司仅有三条船，总吨位230吨，比有些公司的一条船吨位还小。卢作孚毫不畏惧，他作出决定：凡愿意将轮船出售给民生的，不论船况好坏，民生一律作价收购；凡愿意将公司并入民生的，无论负债多少，一律由民生代偿债务。偿债或退还原股东股本需要多少现金，就支付多少现金，余款则作为加入民生的股本。原来公司所有员工，全部由民生接收安排工作，不使一人失业。唯有一条原则，凡接收一条轮船，即废除原来一切陈规陋习，代之以民生公司创立的全新规章制度。
民生虽弱小，但在当时管理先进，锐不可当。因此在川江航业整合过程中，各个小公司非常踊跃，没有一个老板因公司易手而投水，没有一个工人因改换门庭而失业。统一川江的行动，可谓进展迅速。
而且，在整合过程中，民生公司充分顾及旅客利益，决不借行业垄断攫取暴利。以重庆至涪陵航线为例，以往单程票价为4.8元，民生在取得这条航线的专营权后，票价不升反降，下调至3元。在其他航线也一直维持票价稳定，决不因兼并了其他公司而涨价。
民生的这种良苦用心，赢得了旅客的极大好感，他们宁愿耽误行程，也要等候民生的船。民众的这种的支持，实际上是民生成功并购的最强大的推动力。
卢作孚的“化零为整”运动，在大多数华商轮船公司的支持下，几无障碍，但是激流之下也有暗礁，在兼并军阀手里的“军轮”过程中，却颇为坎坷。
当时，四川各派军阀见搞水运有利可图，便竞相投资航业。卢作孚深感其危害，这个不平等的“游戏规则”不废除，“统一川江”的目标就不能彻底达成。他亲自出面，向各军阀陈说利害，劝其合并，并在洽谈过程中，做了很大让步。卢作孚后来说：“当时要收买的船，无论如何我总是主张不要惜钱，他要多少，我就给他多少。”
这样，从1930年到1935年期间，民生共计收购华轮28艘、外轮15艘。至此，长江上游的几十家中国轮船公司，全部成功整合在民生的旗帜下，形成了航运界声威赫赫的“中国航母”。至此，四川境内凡有可通航河流的地方，就有民生的船在行驶。
从后来的发展事态看，川江航运的精华全部集于民生旗下的意义，极为重大。它为下一步与列强势力争夺航权，乃至为全面抗战开始后的战时运输，积蓄了巨大能量。
抗衡外国轮船
在整合华商轮船公司和兼并军轮的同时，民生公司也在积极兼并外商轮船公司。当卢作孚以超人的组织能力，开始向列强势力把持的川江下游进军时，川江的老资格太古、怡和与日清等公司，开始了对抗。
英商太古公司为打压民生，故意放低运价，怡和不久也加入降价行列。他们想用这种亡命的干法，把民生砸死在川江上。
当时民生公司经过连续一年多的并购，到1934年底，公司负债已达70多万元。民生公司如果不降价，就有可能揽不到生意；如果跟着降价，无异于找死！
到1935年6月，美籍捷江公司终于撑不住了，轰然倒塌。
但是民生公司不但安然无恙，还接收了捷江公司的7艘轮船和码头设备，一举拿下川江航运的皇冠！
此时，“九一八”事变已爆发四年，民众爱国热情日益高涨，就在外轮公司联手打压民生之际，重庆一带的民众自发地提出“要坐民生船，不坐外国船”，工商业者也不把货物交给外轮公司运输。公司员工也爆发出高昂的爱国热情，疾呼“为公司争口气”、“勒紧肚皮，也不让民生公司被外商挤垮”。员工们向公司提出，可以缓领或少领薪水。一些职员只顾忘我工作，根本“不问发薪多和少”，誓与公司共度时艰。
民生公司一方面降低成本，一方面积极争取客货来源，顶住了外轮公司的压力。同时，卢作孚充分施展了灵活机动的手法，体现出他一贯的“原则的坚定性、策略的灵活性”，争取尽快脱困。四川地方当局也表现出了一定的远见，对民生给予大力支持。
卢作孚发现民生维系客户的唯一办法，就是把服务质量再提高一步。所以越是在艰难的条件下，他越是坚持提高服务质量，尽量改善硬件设施，加强管理，巩固民生在大众中的良好声誉。
就这样，到1937年全面抗战前夕，民生公司已经拥有46艘轮船，总吨位达18718吨，职工3991人，资产1215万元，接下了长江上游70%的航运业务，是我国当时最大的民族航运企业。
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作为长江咽喉、入川门户的宜昌，当时拥塞着尚有3万多撤退人员、9万吨左右的器材，关乎国之命脉。
战争局势对卢作孚的压力骤然加大，他后来回忆说：“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遍街皆是人员，遍地皆是器材，人心非常恐慌。因为争着抢运的关系，情形尤其紊乱。”
这时节，川江已接近枯水期，较大轮船可通航的时间仅有40天。40天一过，历尽千辛万苦运到这里的器材，就只能忍痛放弃。安危系于千钧一发！
当卢作孚火速赶到宜昌时，这里正是人心惊恐，极度混乱之时。在这关键时刻，卢作孚处惊不乱，有条不紊运筹全局，当机立断，作出了力挽狂澜的决断。
他亲赴各轮船公司和码头视察，并登上轮船，检查各轮船的性能、运载量、运行状况，做到心中有数。他连夜召集各轮船公司负责人和各轮船船长、引水、宜昌港的技术人员开会，制定出在40天内运完撤退人员和物资的详细计划和具体措施。按照常规，堆积在宜昌的9万吨器材，若以长江上游民生公司的船舶运力，要将其全部运至重庆，须费时1年。而40天的期限，按常规连1万吨都运不走！
经过考察，他决定运用民生公司创造的川江枯水期间实行的“三段航行法”：只有最重要的、最笨重的设备直接运重庆，其余所有次要和轻型的设备，运到万县就卸货，然后等待转运，这样就缩短了一半的航程。其余更无关紧要和更轻的设备，则再缩短一半航程，只运到奉节、巫山或巴东，留待他日转运。此外，还有一些物资，完全可以运进三峡就卸下，让轮船当天开回宜昌，装载下一趟物资。
经过四十天的苦战，在卢作孚的精心策划和指挥下，奇迹果然出现了，“四十天内，人员早已运完，器材运出三分之二。原来南北两岸各码头遍地堆满器材，两个月后，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两岸萧条，仅有若干零碎废铁抛在地面了”。
一场名震中外的宜昌大撤退，就此圆满落幕。
著名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将此次撤退比喻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大公报》著名记者徐盈，也在后来评价说：“‘中国的敦刻尔克’的撤退的紧张程度，与英国的敦刻尔克并没有什么两样，或者我们比他们还要艰苦些。”
北碚乡村建设
1927年2月15日，卢作孚担任了嘉陵江三峡“峡防团务局”局长。卢作孚接受这个任命，除了决心清除匪患以外，还有其更深远的考虑，他要以北碚为基点，从事一场他酝酿已久的乡村建设运动。
当时的北碚，只是一个破败不堪的乡镇，他在到任后，亲自兼任设计师、指挥长、施工员，带领峡防局员工、北碚学生和士兵建成了北温泉公园，并大力肃清匪患、开展新文化普及和公益活动。
北碚的建设需要人才，有不少学有专长的人才，为卢作孚的至诚所感召，投到了北碚建设的旗下，其中还包括一些外国专家，法国人傅德利就来北碚担任了昆虫学研究员，丹麦人守而慈担任了铁路工程师。
他利用城内关帝庙、东岳庙、天上宫、禹王宫等场地，开办了博物馆、图书馆、织布厂和医院等，巧妙解决了经费不足的问题。
为让民众的思想跟上时代，卢作孚创办了局机关报《嘉陵江报》，刊登现代国防、交通、产业、文化等省内外信息，在各个茶社、酒馆里张贴。此外，峡防局还兴建了图书馆、运动场，兴办了职业介绍所、集市阅览处、船夫学校、民工学校、妇女职业学校等，为沉闷的北碚引进了新鲜活泼的现代生活方式。
针对民众的扫盲需求，卢作孚创办了十多个民众夜校，组织了机关数十名青年职员担任教师。一到晚间，教师就来到居民家里授课，周围几家或者十几家人聚集在一家上课，每晚轮换地点。这样不仅达到了扫盲的效果，也增进了居民的团体意识。
峡防局还规定，凡有演出，识字的民众都可优先入场、甚至免费观看。这就使一般民众强烈意识到，不识字实乃人生一大憾事。卢作孚的意图，就是“要布置一种环境去包围那不识字的人们，促成他们识字”。
这种有声有色的民众教育，对北碚民众的思想冲击极为巨大，一个以新文化、新道德为基础的公共社会迅速建立了起来。
短短几年时间，在卢作孚主持下，北碚就办起了一系列企事业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