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冀志罡
对于英国来说，减赤是必须的，给愤怒青年们找点事做也是必须的。
伴随着经济持续不景气，欧洲各国内部矛盾开始浮出水面。近日发生在英国伦敦的社会骚乱具有非常典型的特征：年轻人、少数族裔、高失业人群，以及对社会福利的高度依赖。
这一处境导致了他们几乎与生俱来的反社会性。没有工作，无所事事，不知责任感为何物，社会福利又因为财政赤字而面临缩水，他们内心的失落和愤怒是不可遏制的。
有人把矛头指向移民政策。在1983年英国《国籍法》通过之前，任何英国殖民地公民只要能在物理上把自己弄到英国本土，就可以自动成为英国公民，于是大量年轻人涌入英国。他们给英国提供了大量低端劳动力，缓解了人口老龄化。由于白人生育率大幅低于移民，经过数十年的累积，在伦敦贫民区的少数族裔已变成多数。
移民虽然会改变种族结构，却并不必然带来种族冲突。人类有着数千年种族混居历史，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人群和谐共处的经验并不少见。然而，走上街头闹事的又的确以有色人种为主。这又如何解释呢？
经济结构的变化，是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最近三十年急剧推进的全球化具有两个主要趋势：一是中低端生产向中印等后起国家转移；二是发达国家的高端生产获得了空前的扩张空间。由此，两极分化就难以避免了。在欧洲和美国，金融、互联网、航空航天等行业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对高科技和高端金融服务的巨大需求，使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获得了比别人更多的职业机会；与之相对，发达国家的中低端生产则持续大量地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例如在美国打服务电话，听到的很可能是印度口音的英语。
这样，在新兴国家获得融入全球产业链机会的同时，发达国家的低端劳动力却持续地面临失业的威胁。当然，经济学家们也许会说，既然高端行业需求殷切，他们为什么不去从事高薪职业呢？根据教科书上的理论，他们的确应该这么做。但现实是，职业转换的门槛是非常高的。在很多情况下，如果整条产业链都发生转移，那么这条链上的所有人，几乎都不可能再找到任何机会。考虑到人口流动的困难，这一状况更为严重。
那么，西方国家的对策是什么呢？既然低端生产者已被全球化淘汰出局，自由贸易的信念又不允许重拾保护主义，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向全球化的受益者征税，然后为失业者提供福利保障，你可以把它视为某种补偿。
然而不幸的是，福利失控了。过去十年，全球范围内融资利率持续超低，中国、日本和中东产油国将自己从出口贸易中赚取的欧元美元又慷慨地借回给发达国家。我们累积了巨额债券，他们则近乎免费享用我们的产品。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多享用一点呢？政府低息融资大派福利，在两极分化的情况下是唯一能让所有人满意的安排。
金融危机爆发后，这种借钱买和谐的好日子结束了。对于那些吃惯福利的人来说，重新工作已近乎不可能。原来还可以无所事事、寻欢作乐，现在福利被削减，他们自然觉得被社会抛弃了。骚乱只是让问题浮出水面而已。
人可以辛苦工作，但不可以无所事事。无聊也是社会问题，而且是严重的社会问题。现在需要重温罗斯福新政的智慧。1929大萧条爆发后，美国失业率一度高达25%，大量无所事事的人被抛到街头，美国实际上也面临着社会骚乱的危险。此时推出罗斯福新政，其要点无非两个：一是建立社保体系，给民众以安全感；二是大上公共工程，让失业者有事做。有事做，就不会上街闹事。
问题的重点，并不在于这些公共工程的效率高低，合用不合用，而是它能提供大量短期工作机会。它首先解决的是社会问题，其次才是经济问题。美国的运气在于，随后爆发的“二战”，提供了最残酷也最一劳永逸的工作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