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崛起之后的中国将会怎样？中国将以何种角色与这个世界相处？
安邦咨询首席研究员陈功认为，从中国自身发展和世界的感受来看，中国的确应该清楚地展示未来的发展期望和战略定位。在陈功看来，这个定位应该是“温和的巨人”，这也应该是中国面对世界的基本态度。
所谓“巨人”，指的是实力和影响力，包括经济、军事、文化、技术等多个方面；“温和”则指的是态度，包括对别国的态度，对人民的态度，对使用权力的态度，对财富分配的态度，对环境的态度。中国成为“巨人”的可能性是最不用担心的，只是迟早的问题，但“温和”则需要中国付出努力才能达到，这需要中国的领导者和中国的机制，能够真正地接受“温和”，能够限制成为“巨人”后常常出现的肆意使用权力的冲动。
陈功强调，应该意识到，现在时代变了，在一个高度全球化、注重知识和信息分享的时代，中国的财富积累脱离不了世界，只靠强悍无法获得财富，反而会让你远离财富。对于全球财富而言，分享才是硬道理！时代告诉我们，中国的富裕必须建立在对世界生产秩序尊重的基础上，强悍与好战，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与人为敌，不如与人为善，温和给我们带来的东西，强悍和好战无法获得。所以未来的中国，必须是一个温和的国家，这样的中国，它的强大才不会是个威胁，才不会成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与你战斗的对象。
从红利上缴情况看，“国企”已经不再是国企
据财政部数据，全国国企2010年实现利润19870.6亿元，同比增长了37.9%，但只拿出5%左右上缴红利。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微博 专栏)介绍：“按照国际惯例，上市公司股东分红比例为税后可分配利润的30%-40%之间，国有资本向国家上缴盈利普遍高于这个水平，较好的企业上缴盈利相当于其税后利润的70%至80%”。除了上缴比例过低，国企红利“体内循环”。2008、2009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1553亿元，主要用在国企重组补助等方面。而2007、2008两年，国企红利调入公共财政预算，用于民生支出只有10亿元。“40多万亿元国产资产变成一部分人的利益分配，这是不合适的！”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微博 专栏)说。
蒙古国给全民分红的启示
腾讯网综合报道：近日，来自蒙古的一则新闻引起了广泛关注。蒙古国政府3月31日决定，近280万蒙古国公民每人将分得该国塔本陶勒盖煤矿536股股票红利。这是蒙政府首次以股份形式向全体公民分红。实际上，蒙古已经多次全民分红了。2010年，蒙古国政府决定用2年时间以现金和非现金方式向每位公民发放150万图格里克(1元人民币约合180图格里克)的福利，履行让国家矿产资源的收益惠及每个公民的承诺。
本次向全民派发的是全蒙第一大煤矿的优质股票。根据资料显示，该矿的股权未来会被分为四部分，30%卖给海外，10%卖给国内，10%用于全民免费分红，而蒙古政府会持有剩下的50%的股份。蒙古政府还有一个宏大计划：要效仿美国阿拉斯加永久基金和挪威主权投资基金，用亚洲最大铜金矿的收益成立一个主权投资基金。这个由外国公司主导开采的矿产，预计在未来50年会上缴300亿美元的税款，其部分收益将分配给国民，以消除贫困。有分析认为，蒙古会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矿业和农业占了蒙古国GDP组成的半壁江山，但是蒙古政府认为，矿业繁荣，会导致其他产业发展缓慢。而通过主权基金，将矿业收益用来发展工业、服务外包业、教育、科技，这会有益于经济转型。同时，这些投资的收益还能用来对本国居民分红。
近几年，有不少专家都提出应将已经积累得很庞大的国有资产拿出一部分通过某种方式分配给国民。如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专栏)曾提出，国企的股票应该分给老百姓。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早在2006年就提出成立“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按他的设想，这将由166家中央国企的利润的50%作为本金组建，再将基金投资收益的50%作为社会分红发给每个公民个人。而经济学家陈志武(微博 专栏)也曾撰文表示，“国富”之后变“民富”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把现有的大部分国有资产注入一个国民权益基金，把原来“全民所有制”理想中还没到位的、虚的“全民所有”具体落实到每个公民身上，最好是允许国民权益基金股份自由交易。这些建议引起了社会的共鸣，但国资委负责人对此的回应却是国企资产好比“老百姓的储蓄”，国家想用的时候才可以用，言下之意似乎是现在还“不是时候”。蒙古国领导人却认为现在已经到了时候，他们所实施的“国民分红”让我们很羡慕。毫无疑问，上述建议和措施的性质绝对属于“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
要重视保障房的分配问题
《经济观察报》日前刊登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员薛兆丰(微博 专栏)的的文章，文章认为，大规模保障房只会提高真实房价。文章说，数量达到千万套规模的保障房政策，经不起简单的推敲。不错，保障房的名义售价，可以按官员的意愿随意设定。但是，它们的实际成本和市价，却是由经济规律所决定、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首先，地价的高低，就是由市场供需来决定的。官员可以恣意在市中心建一批保障房，但需求者之间对住房地段的竞争，就会把这批保障房的地价部分推高到市场拍卖的水平。当政府忽然成为千万套保障房的大房东，而住房并非完全按货币为分配标准时，供应方(官员)的贪污腐败，需求方(住房申请人)的弄虚作假，就必然乘虚而入。其次，政府笨拙的规划设计和施工管理，又会把住房服务所产生的成本推高，以致超过民营机构的运作成本。政府官员不可能像商人那样精打细算。保障房本身就是低价礼物，官员不担心住户用脚投票。做工马虎、配套不全、“低保房”变成 “低质房”、“民心工程”变成“伤心工程”之类的消息，大家都时有所闻。再有，由于缺乏充分产权，住户也缺乏应有的积极性去善用、维护和转让住房。住户何时能买断，何时能出租，何时能出让，这些细则决定了用户对房屋的产权，也从而影响了房屋的利用价值。低价保障房不可能是免费午餐，问题只是大家到什么时候才看清楚它的全部成本。要缓解房价的上涨压力，最好的办法还是政府首先放开土地使用和交易的限制，撤销对土地统购统销的角色，解除无济于事的限价和限量政策，从卖地收入中拨出专款以住房补贴的形式发放给被认定为应该得到补贴的人群，然后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让地产商人、房屋中介和私人业主，向需求者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