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夏土
他料想到将发生民工荒，却万没想到会“荒”到如此程度。2011年春节过后，不少工厂主的心情跌落谷底，民工荒的源头到底何在？
农历新年，广州仕达电子厂老板宁国辉在喜忧参半的忐忑中，度过了10天假期。
2011年1月，宁国辉拿到了一份过千万的海外加工订单。他信心十足，觉得金融风暴的阴霾已经散去，到了他大展拳脚的时候。为避免开年用工荒，他特意许诺员工，除报销往返路费之外，谁能带老乡回厂，不但老乡路费也报，还另奖励300元人民币。
尽管如此，要保证足够的工人开工，光靠工人带回来的老乡，还是远远不够。他甚至整个春节假期都忙于联络以往的招工关系户，期望着被派遣的民工，第一站就是到他的工厂。
可是开工第一天，老员工回厂报到的不足7成，算上假期提前四处张罗的结果，距他需要的开工人数还差整整一半。
他预测了民工荒，却万没想到会荒到如此程度。
“荒”中乱象
从2004年起，时断时续的民工荒，原本只是东部沿海一带的“春节后例牌”。而今年春节后，这“荒”打破了地理上的区隔，从东部沿海的珠三角、长三角，到中西部地区，再到二、三级城市，一路蔓延。
仅广东东莞一地，据春运办数据称，春运期间共发送旅客350.9万人次，而到正月十一日，仅160万回莞，近200万农民工未返回。数十家企业缺工2000人以上，一些企业因招不到工，不得不缩小产能、甚至停产。
上海，从2月6日起，多个大型客运企业，每天派出约40辆长途大巴，总计400余辆，分赴安徽宣城、青阳、南陵、安庆及江西九江等地，把农民工从家门口接回上海。尽管如此，上海农民工仍较往年少了四成，缺口接近30万。
重庆，多家企业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等处，用拉横幅、发传单、现场招聘等方式，希望留住返乡过年的农民工。打出“近距离地照顾老人和子女，免去亲情的牵挂和旅途的奔波”的亲情牌。
不独重庆，四川、湖北、湖南、河北、安徽、河南等以往劳动力输出的大省，今年不但已减少输出转移数量，并且也加入了与东部沿海争抢农民工的激励竞争。各地方劳动部门帮企业招工甚至成为一项政治任务，昔日工作重点是“拉出去”，现在变成“留下来”。地方政府正经历着从招商先行，到先行招人的变化。
东部沿海的企业去西部内陆地区招工，“不会干不要紧，进厂再学也可以”。
中西部地区的企业跑到广东挖人，“工资你说了算，质量我说了算。”
同一区域的企业，先比招工策略，再比薪酬，比过薪酬还比保险、子女入学、户籍？?你抢我的，我抢你的。既然缺了就抢，越抢越缺，越缺越抢。
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字显示，我国农民工总数达2.42亿，外出就业者为1.53亿，本地非农就业0.89亿人。这相当于美国加欧洲总劳动人口的农民工队伍，却在年前年后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爆发出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缺工潮。企业主们忧心忡忡的，不仅是眼前捉襟见肘的人力困境，更担心着，这缺与抢的博弈到底是暂时现象，还是一个已然不可逆转的大趋势的开端？
“荒”源何在？
“我们常年在外打工，春节回家，老乡们聚在一起，聊的最多的就是工作环境、工资和自己的老板。”23岁的安徽安庆的农民工阮强，从广东回家过年，年后听了老乡建议，到长三角求职。
春节长假，老乡间密集的信息交流，是他们重新估价再次选择的最佳机会。在经济利益面前，农民工和城市居民的选择一样理性，他们自己心里有一杆秤。当他们付出的努力看不到希望，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用向左走或向右走，做出新的选择。而这些选择造成的每年一次的季节性流动，是以往劳动力供应波动最为常见的动因。民工多一天观望，等人开工的企业就又多了一天心慌。
而今年，他们的选择因为国家的惠农政策、西部开发的战略、金融风暴过后的企业订单增长等因素，更加变数重重。农民工第一次有了叫价的资本，有了议价权，在劳动力市场上，他们从一个弱势的被人选择的“求职者”，成为了拥有多种选择的“择业者”。
惠农政策，民工回归农田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成杰，在第三届“如何让农民富裕起来”研讨会发言中指出，农民收入连续七年保持快速增长，特别是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七年超过6%，这是1985年以来的第一次；农民人均纯收入七年增加了3297元，年均增加471元，这在新中国以来也是第一次；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速达到10.9%，这是1998年以来农村居民收入实际增长速度首次超过城镇居民的增收速度。
各地粮食补贴、粮种补贴、农业税收减免、大型农机具购置补贴等惠农政策，使农民耕地的收益大大增加，农民又从农业中看到了希望。以前农民觉得种田没有打工划算，现在有政策扶持，粮价上涨。农民工外出打工的机会成本变大，动力变小，农民工外出就业的意愿开始降低。
西部增速，家乡截留民工
08年金融危机后，许多东部沿海地区的外向型企业遭到重创，沿海发展增速放缓。去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要求依托中西部地区产业基础和劳动力、资源等优势，推动重点产业承接发展。中部省份借此战略机遇，经济增幅迅速赶超过沿海。
湖北，2008年、2009年GDP增长13.4%、13.2%，广东10.1%、9.5%，上海10%、8.2%。据武汉人力资源部门测算，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可新增近1万就业岗位。5年，武汉GDP年均增长14.8%。创造出70多万个就业岗位。
传统民工输出重镇的河北省，劳动力转移也呈省内快速增长的趋势，2010年省内转移1142万人，与2007年相比，增幅为75.16%。本省经济的强势崛起，就业岗位迅速增加，开始直接与东部沿海争抢农民工。
企业内迁，家门口找工
拉动内需，这一中国经济新时期发展的关键词，让有远见的东部沿海大型企业，开始重视存在巨大潜力的国内本土市场。为了提高竞争力，本着“就近设厂、本土供应”的占位经营观念，纷纷内迁或设立分厂，并且快速在当地完善供应链系统，形成产业群。而2010年，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代表更加西进加速。
以四川成都为例，2011年1月，世界最大的电脑代工企业，仁宝集团成都制造基地项目正式开工建设；2月，知名笔记本代工企业，台湾纬创集团成都生产基地正式开工。加上富士康成都生产基地，这三大基地即产生40万人的用工需求。
“家乡有好企业，谁还愿意背井离乡呢？”随着美的、海尔等知名企业先后在西部内陆地区开设分厂，将工厂开到家门口，农民工开始返乡就近就业。
“中西部创业政策的支持，也使得当地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增强了，比如就我所知，现在陕西一年大概也能创造出30-40万个就业岗位，这相当可观。”国家信息中心综合部研究室副主任武小欣说。
新生代农民工出现
根据 2010年调查结果显示，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占74.5% 。这些80、90后农民工，在电视、网络等城市生活耳濡目染之下，他们有着与其父辈截然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他们不再为了吃饱穿暖找活路，而是为生活品质、发展机会选择更有利于自己的出路。
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调研显示，东部地区外出打工者的月收入为1455元，中部地区为1389元，西部地区为1382元。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仅高5%。如果扣除相对较低的生活成本，实际收入与在沿海地区打工相差并不大。尤其，在大城市的漂泊、窘迫与家乡就业的幸福相比，既然在自家门口就可以找上活计以养家糊口，即便待遇比外出务工稍差，也更不愿意“抛妻舍子”舍近求远。
珠三角之殇
当农民工用脚投票，更多地选择留下来，而不是走出去的时候，？尽管珠三角、长三角等地的政府和企业，三番五次调高最低薪资标准及完善一系列用工待遇，也仍然没能阻止再一次更为严峻的民工荒发生。
同处民工荒重灾区的珠三角和长三角，由于他们不同的产业模式基础，或许从一开始就暗藏着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民工荒，不过是给那些心存侥幸，怠惰创新的企业主们，一次严重过一次的警示。
上世纪70年代起步的珠三角制造业，靠港商、台商带来的订单发展起来，这种两头在外，偏重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经营模式，长期以来产业形态单一，只专心降低生产领域成本，以廉价劳动力获取更多利润。企业内部创新动力严重不足，制约着企业发展。
而起步稍晚的长三角企业，产业模式多元而灵活。吸引外资的同时，也吸收着外资带来的先进管理理念和高科技技术。并且，由于从一开始就要考虑产品的市场销售，逼迫它们更注重品牌建设，技术上也不断推陈出新满足市场需求。
如今在珠三角，习惯于靠“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及补偿贸易的统称)和廉价劳动力生存的大量代工企业，在原材料上涨、汇率波动等因素挤压下，其利润已降到5%以下。面对招工难的窘迫，即便明知提高人工是解决问题的杀手锏，局促的利润空间令他们毫无回旋的余地。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发布的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0年，长三角地区农民工为2816万人，比上年减少7.8%；珠三角地区农民工为3282万人，比上年减少22.5%。珠三角地区农民工人数下降幅度是长三角的三倍。加上待遇、外来工劳动权益等方面，珠三角对外来工的吸引力越来越不及长三角，外来工已转为有向长三角流动的趋势。
中国农民工蓝领报告曾对两地进行调查，发现在长三角打工的农民工，72%希望继续留下来；在珠三角为51.3%。“我很多同事去了长三角基本上都不愿意再回珠三角。”这是记者调查中频频出现的对话。
广东省社科院院长梁桂全表示，“没有新的更高端的产业补充，劳动力迟早会大量退出。珠三角将会面临着青黄不接的尴尬。”
趁“荒”转身
根据教育部的统计，1997年小学在校生13995万人，而2008年则为10331.5万人。1997年进入小学一年级的一代人，到今年刚好是21岁左右的新增劳动力。而十年后，走出教育体系进入社会的劳动力群体将减少35%。虽然目前中国劳动力的绝对数量还没开始大幅减少，但劳动者的平均年龄在不断提高，社会劳动的中坚力量正在枯竭。
联合国人口展望预计：2015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停止增长，并随后转为负增长，未来20年内会缩减17%。长期存在的人口红利即将消失。我们以廉价劳动力获得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
今天，珠三角制造代工逐渐显露的颓势，尚可在腾笼换鸟政策的指引下，实现向劳动力便宜的地区转移。但无论转移到何处，完全依靠廉价劳动力肉搏，仅盯住暂时利益，满足于低附加价值的“世界加工厂”称号，民工荒将不再是初一、十五的“特别节目”，而会成为常态。大幅提高工资，也终有到达天花板极限的一天。
为应对民工荒，香港政府已开始着手应对，由政府出资向民间自动化设备研发企业广泛征集电子产业自动焊接机器臂、自动装配机械手等技术，并将此一系列技术设备推广给港资制造企业。
上世纪60年代，日本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约50%，产业工人的短缺使日本制造业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当时，日本采取推动设备投资扩大、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等办法予以破解。也许，这也可以成为我们的一种借鉴。
在国际产业分工中，我们所具有的实际竞争力，还停步于产业链条中最低端的那一环。从这一点而言，民工荒也许将成为一个契机，倒逼廉价代工企业加速转型，让中国制造的优质企业与非优质企业阵营拉开。使得非优质企业不得不发掘内部创新动力，提高生产效率，开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走技术密集型、智力密集型的发展之路，从而加速中国制造的产业结构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