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慈善业正在奏响从政府公益到社会公益、从富人公益到全民公益、从原始慈善到专业慈善、从慈善活动到慈善产业的“四重奏”
文/本刊研究员 沈慎
时光如一列火车，搭载着你我，搭载着过往的忧伤和欢笑，呼啸向前。猝不及防间，历史的车轮已迈进了2011年。
在刚刚过去的2010年，我们经历了巨大的喜悦与光荣：世博会、亚运会依次召开，中国GDP荣升世界第二。
可还是这一年，我们也经历了太多的悲伤与磨难：西南大旱、玉树地震、东北水灾、舟曲泥石流，各种天灾接踵而来，轮番折磨着这片早已伤痕累累的土地；屠童事件、伊春空难、踩踏事件、上海大火、无休止的矿难，各种人祸更深深刺痛了公众的神经，拷问着每个有良知的国人之魂灵。
然而，我们依然坚信：世界充满希望，社会到处有爱心。
因为，我们看见：与救灾及缓解社会矛盾紧密相关的中国慈善业，在2010年里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致。中国慈善业，正朝着社会化、全民化、专业化和产业化的现代之路，大步迈进！
一重奏：政府公益转向社会公益
2010年，中国政府不断放开对慈善领域的管制，使自身角色从“全能政府”逐渐向“有限责任政府”转变，并将转移出来的部分政府职能交给NGO去实现，同时还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以鼓励社会力量进入慈善领域。
在这种大背景下，北京、上海、深圳、山东、江苏等地的地方政府，开始大胆尝试与NGO全面合作，并购买其服务：
在北京，市政府出资1亿元，购买了NGO申报的养老、青少年教育、下岗就业培训、心理健康服务等服务民生的社会公益项目；
在上海，市政府积极与NGO合作，降低注册门槛，并放豪言称要把静安区建设成为NGO的“硅谷”；
而在深圳，不仅在全国率先突破了NGO注册的体制性障碍，还为NGO的孵化、成长提供了专项的场地和资金支持。
正是得益于政府的不断“放手”，许多草根NGO才得以不断地成长和壮大，逐渐遍布和扎根于慈善事业的各个领域，用他们的热情和努力，去满足社会越来越多元化的需求。
不可否认，尽管囿于制度局限，社会公众还很难注册公募基金会，李连杰们还需要更多的耐心和坚持。但毋庸置疑的是，政府正逐渐放开对非公募基金会的限制，鼓励社会力量注册非公募基金会，并积极提供基金会注册和管理方面的培训。此外，政府还取消了之前不平等的免税政策，公募基金会与非公募基金在接受社会捐赠时，将享受相同的免税政策。
所有这些政策和举措，都为非公募基金会的飞速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截至2010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基金会2049家，其中非公募基金会 985家，几乎占到了基金会总量的半壁江山；相较2009年，非公募基金会数量增长了16.4%；在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福建等10多个省市，非公募基金会的数量甚至超过了公募基金会。有专家预计，未来两年内，非公募基金会的总数量可能首次超过公募基金会。
一直以来，经济领域的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中，似乎总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引导着资源向最有效率的方面流动，并推动着生产者和消费者做出各自的决策；而在慈善领域，也有一只“无形的手”，那就是社会选择机制。
随着NGO和非公募基金会的不断发展，以及社会公益力量的不断增强，社会选择机制的作用开始慢慢浮现，并逐步彰显出其强大力量。资助方会选择那些可信、专业、高效的公益组织进行捐赠，因为那只“无形之手”会自动将公益组织置于竞争之中，并实现公益组织的优胜劣汰和公益资源的优化配置。
在社会选择下，一些公募基金会开始关注捐赠者的需求，他们开始愿意接受捐赠者的“苛刻”条款，并争取提升自我的公信力和专业性，以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可，实现自身发展。这其中，中国扶贫基金会为中国的公募基金会树立了良好典范，而它的探索实践也昭示着，公募基金会的运作机制正从过去的政府导向社会导向迈进，向社会要求的公信、专业方向前进。
必须看到，公益组织的大量涌现和快速发展，并不等于社会公益时代的真正到来。当社会中只有少量公益组织能够吸纳捐款时，捐赠方的选择空间依然有限，社会选择机制也无法充分发挥其威力。
正如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曾历经种种坎坷，中国慈善业在向社会公益前进的道路上也必然充满曲折艰辛。但有理由相信，既然中国只用了十多年就完成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那么，在不远的明天，中国慈善业也终将从政府公益走向社会公益。
二重奏：富人公益转向全民公益
与往年一样，2010年中国慈善领域的主角依然是富人们。不同的是，这一年中，外有巴比劝捐，内有陈光标裸捐，中国富豪们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内外夹击”，承受着巨大的道德和舆论压力。
关于“裸捐”的讨论，更是这一年各界关注的焦点。
陈光标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已有超过一百位的国内企业家通过来信、来电、传真的方式响应其“裸捐”的号召。但也有相当多的中国富豪，对这种“裸捐”的慈善方式明确表示异议。
关于“裸捐”的争论，似乎逐渐演变成一种对峙，甚至是略微的“冲突”，有人提出疑问：为何中国第一个公开承诺裸捐的人却要承受无数质疑和谩骂，为何一个每年拿出净利润的50%做慈善的企业却被解读成“伪善”？
实际上，很多人都忽视了很重要的一点：民间慈善力量的寥落，是比陈光标的高调裸捐更“可怕”的事。如果总用道德这把利剑裁决企业家的公益行为，只会激励一种谁都不行动的局面。
目前，中国慈善捐赠的主体仍是企业家和企业。汶川地震之前，个人捐款比例达到20%，企业占80%；汶川地震后，个人捐赠首次达到50%，之后又回落到30%。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欧美发达国家，就会发现，全民公益才是现代慈善的标志。
据了解，社会公众一直是美国慈善捐款的主体。个人捐款加上遗产捐款两项，占美国慈善捐款总额的83%，而私人基金会和公司的捐款所占比例却不高。数据显示，美国89%的家庭每年都参与慈善捐款，家庭每年平均捐款数为1620美元。总之，慈善捐款在美国，基本上是一种以个人捐款为主要形式的全民行为，具有明显的草根性和自发性。
对社会而言，公益是每个公民的权利与责任，既有通过自由结社组建公益组织以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也有通过公益参与公共事务的责任。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何道峰断言“全民公益是中国文明的方向”，认为社会固然需要企业家继续参与公益，但更需要全民公益，因为幸福感是全体公民的幸福感，而不仅仅是企业家的幸福感。
中华慈善总会会长范宝俊也表示，慈善需要社会的广泛参与，“慈善只是富人的事情”，这种观点是极端错误的。据范宝俊介绍，“中华慈善总会正在跟教育部门协商，将慈善事业写入教材走进课堂，从中小学就开始，把慈善两个字印在青少年心中，日后就会形成自觉的行为，把做善事当成人生最大的责任和义务。”
三重奏：原始慈善转向专业慈善
在很多人眼里，救灾似乎只是政府的责任。于是，我们便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国家在对灾民进行物资救助、帮其重建家园，灾民却一边抱怨连连、一边打麻将；一些明星灾区的学校里，摆满援建来的堪称豪华的硬件，却没有与之配套的师资；还有一些灾后重建的城市，餐饮业和娱乐业的生意比震前甚至火爆了数倍……
此情此景，不禁让许多灾区本地的公益组织充满忧虑：外来的公益组织以物质和金钱为主的救济方式，不仅使当地滋生出“等、靠、要”的不良风气，也为本地公益组织今后的工作开展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和阻碍。
“关注裸捐不如关注慈善的效果和效率，我们应该做有效慈善。”杨澜在全民公益论坛上如是说。诚然，慈善不应仅仅是单纯的“授之以鱼”，更要“授之以渔”，培养受助者自强自立和互助友爱的精神。
那么，如何才能走上“授之以渔”的专业慈善道路呢？答案是，依靠“人才”。只有培养出大批专业的公益从业者和公益研究人员，才能带动整个慈善行业的专业化。
目前，公益研究在全世界、特别是欧美国家，已经非常发达。美国慈善组织的从业者已超过960万人，英国有60多万人，香港为4万多人；美国公益研究机构则超过300家，不仅每个州，连一些中型城市的大学和公共图书馆，都介入了公益慈善研究，并拥有专门的课题和大量人员。而在这方面，中国还存在着巨大缺口：专业公益从业者只有不到2万人，研究力量更是薄弱。
令人欣慰的是，目前国内已经开始逐渐意识到培养公益人才的重要性。
2010年6月，由壹基金和北京师范大学联合发起的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正式宣布成立。这所未来“公益黄埔军校”，聘请长期主管全国慈善捐赠工作的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原司长王振耀担任院长，壹基金创始人李连杰担任理事长。
紧随北师大壹基金研究院的步伐，上海增爱基金会于2010年12月11日发布了筹建中华公益大学的计划及战略规划。其设想是效仿哈佛大学的办学模式，以基金会和社会捐赠办学，创办以公益教育为主的民办大学，培养公益人才、发展公益教育，用15年时间、30亿投资，打造一所国内一流且国际知名的以公益为旗帜的民办大学。
但是，在培养公益人才方面，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问题，那就是如何给予公益人才良好的物质保障。
在当前中国慈善业仍处于起步阶段的时代大背景下，青年公益从业者的成长往往面临着方方面面的挑战，诸如：较低的收入和保障，所从事的行业得不到亲友和社会的认可，缺乏专业知识和视野等等。
此外，当前公益领域的绝大部分机构还是以项目资助为导向，很少有针对性地支持公益人士个人的成长计划。因为缺乏外界的鼓励与支持，许多年轻人在公益道路上举步维艰，不得不半途而废。
为了支持公益领域的年轻人更好地成长，南都公益基金会发起了“银杏伙伴成长计划”，由此成为国内第一家专门资助公益人才个人成长的项目。
我们相信，公益大学的兴起和公益人才的保障，将为中国慈善业逐渐走向专业化的现代慈善之路插上双翼。
四重奏：慈善活动转向慈善产业
长期以来，在中国慈善领域，一直存在着某种矛盾和尴尬。
一方面，在慈善产业链的上游，基金会、政府、企业家、社会公众都为找不到值得信任的专业公益机构而苦恼，许多基金会募来了钱却花不出去；而另一方面，在慈善产业链的下游，那些能够直接提供社会服务的NGO，要么在公信力和专业能力上频遭质疑，要么由于社会知名度低而难获社会资助。如此一来，导致中国慈善业始终不能向产业化迈进。
实际上，中国慈善业要想健康发展，首先需要完善慈善产业链的中游，建设第三方的信息公开平台，帮助公益组织向社会和资助方展示财务和项目信息；与此同时，需要着力培养和孵化草根NGO，为NGO提供能力建设和资金支持。
一些有识之士也已经意识到上述问题，并正努力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2010年7月，在时任南都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的倡导与35家发起机构的努力下，基金会中心网成立。该网站旨在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基金会财务收支及资助项目和捐款信息平台，成为社会公众和捐赠者监督基金会工作、监督捐款使用的透明窗口，也成为政府强化对基金会监督管理的有效渠道。
作为公益信息披露平台与专业服务中心，基金会中心网不仅提供基金会和公益服务组织的相关信息，同时提供公益新闻、网络课堂等信息和学习功能。
在推动行业打造第三方公信力展示平台的同时，南都基金会更将自身定位成资助型的非公募基金会，出资1000万元支持民间组织开展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玉树地震中，南都基金会为四川NGO备灾中心、自然之友、天下溪等一批民间组织赴灾区抗震救灾提供了资助，为民间组织参与抗震救灾开辟了绿色通道，重点资助通常较难筹集的人力成本、行政成本和物流经费，为民和残障人康复中心、格桑花西部助学网这样的草根NGO解了燃眉之急。
南都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表示：“南都基金会愿意成为民间组织的坚强后盾，以本土资源支持民间组织参与紧急救援和灾后重建，也希望有更多的本土基金会支持灾区民间组织的长期持续发展。”
此外，针对当前很多草根NGO难获政府和社会资助而不得不喝“外国奶”的窘境，越来越多的国内基金会也开始加强了对草根NGO的扶持力度，同时，将非公募基金会在资金方面的优势，与草根NGO在具体专业领域上的运作优势，充分互补结合。
通过这种整个公益链上、中、下游的联动合作，必将逐步推动中国的慈善产业化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