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幸福的人，从事自己喜欢的主持人事业，有幸福的家庭，还能细水长流做慈善。尤其是，我所做的事情，让孩子的人生观、价值观有了很好的收获，他们都生活节俭、乐于助人。在他们纯净的眼睛里，我看到了爱、宽容和幸福。
杨澜 | 著名主持人、阳光文化基金会主席
提到我的2010年，可能绝大多数人首先抛来的问题就是“巴比晚宴”。
这个由阳光文化基金会和盖茨基金会合作的活动，其实并不是传言中那样，好像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阴谋。
2009年我与盖茨先生的一次见面中，彼此交流了对慈善的看法。他跟我讲了他与巴菲特先生共同呼吁美国的富豪捐出至少一半财富用于慈善。这是值得世人尊重的精神。我向他介绍了中国慈善发展的一些困境，比如法律、政策、资源、人才培养等等。他也高``度认同各方面的差异必然导致美国的方法并不适用于中国，同时又好奇，在中国究竟该怎么做慈善。
爱心是不分国界的，而中美的企业家也有共同之处：在过去的时间内积累了大量财富，同时又都有慈善悲悯之心。所以，有必要提供一个平台让他们平等对话，交流彼此的慈善理念。
经过半年的酝酿，“巴比晚宴”来到中国。尽管外界给它扣上“劝捐”、“鸿门宴”的帽子，但我还是敢自信的说，当天参加晚宴的中外富豪们，都是带着心灵和精神上的满足离开。
其实2010年对我来说比较有意义，刚好是我从事媒体行业20年、从商创业10年、创办阳光文化基金会5年。慈善一直贯穿在我的事业发展中，我对慈善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入和变化。一开始只是抱着同情、怜悯的心参与一些慈善项目，比如去偏远山区走访希望小学，都是些自然发生的点点滴滴的小事。直到2005年，陈逸飞先生的去世好像当头一棒敲醒了我。这位亦师亦友的艺术家去世后，家人对其财产分配的矛盾让我恍悟，人，一定要在有能力做事的时候实现自己的慈善理想。
这个过程，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做慈善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意愿，光有同情心、有爱心是不够的，需要思考。中国人对慈善的问题应该从“谁在捐，捐多少”转变为“捐给谁，怎么捐”，而对于我们这些做慈善的人来说，更需要思考捐助的可持续性、捐助意识的启迪还有捐助的效果。
我一直都相信教育改变命运，也希望用慈善的方式让更多年轻人通过教育获得改变。阳光文化基金会把我的爱心和感情的冲动，变成理性的选择和可持续的操作。2007年开始的“阳光下成长”项目，帮助近5800名问题少年、留守儿童们接受艺术教育。我们请老师教他们唱歌、跳舞，带他们参观、表演，提升他们的审美能力，开发他们的团队意识，并让他们得到受认可的尊严，更好的融入社会。每次看到他们认真的向所有人证明他们也是好孩子，那一刻真的特别感动。
2010年对公益人才能力建设的呼声格外高，这是好事。实际上早在2007年，阳光文化基金会就向北大和哈佛豪瑟非营利组织研究中心进行捐赠，支持中国慈善公益组织的能力建设，举办项目培训、学术研究项目、国际研讨会等。随着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我们的慈善组织需要有专业知识的优秀管理人才去解决“怎么做慈善”的问题。
我更期待2011年，因为对中国慈善来说，很多“火苗”都将熊熊燃烧。《慈善法》呼之欲出，公益人才的培养也有声有色，全民公益、微公益来势汹汹，家庭公益的概念也兴起了。
在忙碌的生活中，帮助别人让我感到快乐，就像是对信仰的追求，格外满足和踏实。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幸福的人，从事自己喜欢的主持人事业，有幸福的家庭，还能细水长流做慈善。尤其是，我所做的事情，让孩子的人生观、价值观有了很好的收获，他们都生活节俭、乐于助人。在他们纯净的眼睛里，我看到了爱、宽容和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