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编辑部
励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似乎都是书商所玩的策略性字眼，与成功学搅在一起，哄骗的是那些没有耐心奋斗、从未想过挫折、心心念念于一夜成名和一夜暴富的人们——这是一个短时间内无限壮大的人群。这样的字眼，自然是不能进入艺术家的法眼的。
另外一个字眼——梦想，也在这个拜金主义的时代飞快地剥蚀了它的纯洁色彩，变得不那么打动人心。
十年前，陈丹青回国时发现，他见到的每个人都在谈钱，人们似乎被对于财富的热望绑架了，比起资本主义世界，有过之无不及。
与此对应的是，如今大学毕业生的第一就业选择是公务员，而孩子们在小学课堂上被老师问及日后的理想，脱口而出的也都是名与利。
今天，当我们谈到文化和艺术时，不可能不谈到市场占有率，不可能不谈到票房和拍卖价格，一切都以利润为指标，以市场价格划分高低尊卑，就连央视的读书栏目，都因收视率这一无情法则而下课。在全球化驱动资本这一利器横扫中国的广袤土地时，理想的大面积溃退已经令整整一代人倒向彻底的务实主义，并且令下一代早在童真之年便开始仰视财富，蔑视理想。
我们不得不承认，今天的一切，与物质匮乏、理想主义盛行的1980年代构成了极大的反差。在物质进步的同时，我们已经痛失理想。
贾樟柯选择在这个时候与尊尼获加合作“语路”计划这一项目，与6位年轻导演一起，完成12部纪录短片，宣扬对于梦想的坚守，对于价值的信念，对于困境的蔑视，可以说正当其时。运用资本来做一桩反对惟资本马首是瞻的事情，无疑有积极意义。贾樟柯本人在政治和资金的压力之下所付出的艰辛，所流出的绝望泪水，恰恰是这个年代坚持梦想者的令人动容的写照。
不错，贾樟柯成功了，但是他没有投入到商业的怀抱，在与资本周旋的时候，他握有宝贵的不可让渡的自由，这和他一度尊敬的先是高扬艺术的旗帜、后来又义无反顾投身市场的前辈，形成鲜明对照。
12部短片的12位主角，都是坚持梦想，为信念活着的人物。
2003年，张颖成立了阜阳市艾滋病贫困儿童救助协会，受到救助的孩子多达800名。张颖通常都是星期六陪完阜阳的孩子，晚上坐火车赶回北京家中，周一送儿子上学，再坐火车赶回阜阳。这样的爱的长途跋涉，她还要再做10年。如果没有信念的支撑，一个人不可能获得如此大的力量。
张军从事的是门庭冷清的昆剧艺术。在一家日本唱片公司准备与他和同伴的Hip Hop组合签约的时候，他得到了在全本《牡丹亭》中出演柳梦梅的机会，断然放弃与日本唱片公司的合作，用整整一年时间，排了55折的全本《牡丹亭》。后来却被告知，不能演。这样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但是他无法放弃他既热爱又痛恨的昆剧。他开始在上海各大高校和中小学宣讲昆曲，他的劳作在12年后结出果实——许多当年被他“布道”的学生，毕业后成了昆曲的铁杆观众。可以说，这个人硬是在不可逆转的大气候下边，创造出一个小气候。这样的小气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宝贵的东西，有了更多这样的小气候，我们就有了令大气候发生转变的可能。
参与“语路”计划的6位导演，也都是擎着梦想旗帜的年轻人。在三五个“巨人”几乎吞噬了全部市场的不利环境中，他们有坚守初衷的勇气，堪称可贵。红旗能扛多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理想不可全军覆没，这一坚守梦想的稀缺景观必须出现，这样一群人必须出现，这些人的存在，可以激励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队伍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