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近五十的摩罗，曾经被誉为与权力绝不妥协的“精神战士”，如今却彻底决裂昨日之我，与现实和解，一头扎进了祖国妈妈的怀抱
本刊记者 彭苏 实习记者 王蔚冉 发自北京
“摩罗，你老了。”站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研究所的电梯口，对视两秒钟后，段学俭脱口而出。2010年隆冬北京，两人已暌违12载。
在这位上海教育出版社常务副总编的眼里，作为自己青年时代的读研同窗、一批人的精神代言人，摩罗书生气依旧，只是深色的呢大衣映衬了沧桑，还有他的微秃。
“这是好事，说明我是一个正常的人。不然，岂不成妖精了？”笑声落定后，摩罗话音一转：“网上可都在传，这个老妖精怎么变了？”
年轻时，摩罗就相信，写作是一种自恋，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作者，有福之人。
“不是吗？写了几篇文学评论，就被赞好。”他反问。1999年，他的随笔《耻辱者手记》一炮走红。
“我们也许有一百种理由喟叹我们的历史境遇过于严酷，可是，我们不是更有一千种理由反思我们自身的软弱、自私和卑污吗？”
“我们一点也不懂得这是耻辱。我们已经完全没有灵魂，完全没有自我。我们因为没有自我与灵魂，所以也没有了对于尊严的需要，没有了对于人的生活的需要。我们是没有需要的生灵，我们只需要一无所有，我们只配过一无所有的生活。”
这部成名作中，摩罗一面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独自黯然，一面狠狠咀嚼其“不自知的耻辱”。
为此，北大中文系老教授、毕生研读鲁迅精神的钱理群第一次见过这位文弱书生后，就甘愿为这本书作序——《“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续》；
2010年年初，摩罗出版了他自称“大众读物”的《中国站起来》，书内三大篇章：崩溃—呐喊—崛起，惊人之语迭出，引起中国知识精英一片哗然。
文中写到，“一百年来，一些中国人在精神上始终跪在西方人面前，虔诚地顶礼膜拜西方人，一味地崇洋媚外，虚心地接受被污蔑、被臭骂、被改造的可悲境遇，不自觉地戴上‘唯我独劣、封闭愚昧、迷信落后’的精神枷锁，养成了‘自轻、自贱、自虐’的洋奴精神。原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五四启蒙运动种下的祸根，是一些五四的精神领袖们惹下的祸……”
“在国家成为人类社会分群界线的第一原则的时代，功臣与罪人、圣人与魔鬼的区分标准，与个人品德全无干系，仅看他谋求的是哪国的利益，损害的是哪国的生命。这个标准简单地说其实就是所谓‘爱国主义’。”
“中国的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志在必得。我们甚至应该以战争动员的方式，组织全民族的力量，为保证这一次崛起的成功殚精竭虑，誓死拼搏。”
于是，“精神界战士摩罗神经错乱了吗？”、“摩罗在清算摩罗”、“摩罗从‘精神界战士’滑向‘国家主义者’”；
“摩罗，你还是没说清楚你的改变。”单位旁的饭馆里，吃到中途，段学俭终究难抑心底的疑惑。
“很少人再叫我‘万松生’了。”摩罗搁下碗筷，环顾左右而言他。
1986年，改名“摩罗”
“摩罗”的首次出现是在《深的山》上，其笔调哀婉——
那一年，刚刚时兴考大学。考取了的人中，有这山沟里的我。而且，我所在的那个中学里，只考取了我一个。山里传开了新闻。……母亲走近来，伸出右手，塞给我一包东西，说一声：“别让你爹知道。”便急急去厨间，那系围裙的两半截布带子，乌黑乌黑，在背后摆动。母亲塞给我的，是一只钱袋。用破袜子剪下的一截圆筒做的，酱油色，纱已稀松，像蚊帐。针线缝住了一端口子，从另一端倒出来，是叮叮当当一堆银毫，闪闪着、亮亮着。五分的，两分的，一分的，全有。数一数。刚好一百分，一块钱……
1985年冬，摩罗将这篇中篇散文体小说寄给正在上海华东师大中文系读研的老朋友吴洪森。
数日后，吴来信道：“我已将作品推荐给《上海文学》，即将发表。你把底层人民的命运描绘得这么真实，我庆幸自己最早读到它。”
“摩罗与吴洪森在师专同桌3年，受其影响极深。前几年，他还在说吴洪森是他的偶像。”作家丁伯刚在信中忆道。
1978年，全国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丁伯刚、摩罗、吴洪森一同考入江西九江师专。
现在丁在九江市《长江周刊》当编辑，而吴洪森定居上海，长期活跃在媒体，维系创办数年的真名网。
摩罗在第二本文集《自由的歌谣》中流露：……那时候走上讲台给我们讲课的人，基本上都是可怕的文革中荒废学业整整十年，从而也可以说是荒废了整整一生的人。他们不但早就给命运抛到了人的尊严之外，也给抛到了专业知识之外，而且，他们满身心都是那个荒唐时代所加给他们的枷锁。他们纵使愿意，也没法走到枷锁之外来给我们传道授业。
一次，汉语课讲师给他们谈到“体”字时，先说“身体是人的根本”，随即警觉，“当然，人真正的根本是政治。”
“指望能从他们那里学到什么呢？3年我听课极少，算作‘专业听众’，学习全靠阅读。”他曾笑说。
在这样的背景下，真正成为了我们的老师、给了我们以文学的熏陶和精神的启迪的，恰是知青那一代人。在那些大龄同学中，在那整个灰暗、荒芜的环境中，最最光彩照人、熠熠闪光的人物，当然就是吴洪森。……我不记得那是一次散步还是在教室里的聊天，……他对我说：你搞创作肯定能搞出来，因为你有一种内在的气质……
“我不想再提起这些事情。”吴洪森急促地打断，连声说后挂上了电话。《中国站起来》发表前，摩罗曾给他打过电话。电话中，他毫不留情，一通痛批。
而当年，他俩曾在班上组织过叮咚文学社，编印了文学刊物《叮咚》。彼时的摩罗专情于卢梭——“没有哪个英雄像卢梭，更能激起底层人的自尊、野心、激情与强烈得无以复加的正义感。”
“《忏悔录》从文学趣味、写作态度上给予了我新的塑造。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虽读得似懂非懂，但感觉里面每句话都说得好，还连篇累牍地抄在笔记本上。它规范了我理解世界的角度和模式，使我总是用一种不平等的体验和要求平等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
“像我这样从农村底层来的人，势必非常看重‘平等’。”
文学社中，他年纪最小，第一期社刊上，他的小说《少年阴魂》也最富争议性。他的第二篇习作《小凤的生日》，则因“政治气氛小有风波”，期刊停印，被无奈地搁置。
“文学社后被取缔。师专毕业，摩罗分至都昌一中教书。在那里，他尚读鲁迅，还与好友建立了‘猫头鹰读书社’，这又受到当局的密切关注。”丁伯刚写道。
“某年月日，他们把我从一所破败的中学驱赶到另一所更加破败的中学。这所新的中学像文革时期对待监督改造的阶级敌人一样，对我百般敌视和欺辱。我在那份压抑和孤独中度日如年，精神的消耗和伤害实在太大了。”摩罗被赶到了乡下三汊港中学教书。丁说，此事对他打击尤大。
那会，他大把时间扑在写作上，少与同事言语，只与社会上的文学青年、杂志社频繁交流。僵滞的氛围中，他自显怪异，校方时常无缘由扣下他的信件，他几度提出抗议，不被理睬。
他的一个学生还记得，“他是一个忧郁的人，上课也是很少有笑脸。”
摩罗的爱情也在那时的都昌。
他在江西的老友程景说，摩罗的妻子是都昌人，属他的学生辈，应在汪墩中学教书时认识。之前，他还有过两个恋人，一个是他的学生，另一个则是他在一中的同事——小斤。献给小斤的《过客之爱》里，摩罗满怀歉疚：“她不但给了我温情，而且给了我鼓励。在所有他人都视我为异端时，她率先承认了我。”
80年代中期，某个黄昏，就在小斤的屋里，有一个“颤抖、干泣”的摩罗。
他沉浸在鲁迅的作品中。阿Q、祥林嫂、孔乙己，鲁迅笔下的众生，还有“我们的现实，以及现实中一切丑陋的人们，都一步步地，齐刷刷地向我压来……”，“人为什么会被摧残到这一步！……我深深觉得出生为一个中国人是真正的不幸。我感到前面已无路可走，每一条貌似路途的去向都布满无限的耻辱，被这耻辱摧残为非人乃是我们的宿命。我因为意识到无法摆脱这样的命运而万分绝望。”
“摩罗终于在经历了自身绝望的生存体验之后，与鲁迅相遇了。”
钱理群写道：“……他因为公开宣布了‘我们都是非人’的发现，被视为‘疯子’而遭驱逐(这几乎是重复了鲁迅笔下的‘狂人’的遭遇)。他于是发现了自己的异端性，感受到了作为社会叛徒(公敌)的孤独。由此激发起‘把自己与中国文人区别开来，与一切奴格区别开来’的强烈欲望。”
倘若他们自视为救主，我就甘为叛神；倘若他们自视为圣灵，我就甘为邪恶；倘若他们自视为圣人，我就只有做魔鬼。1986年我为自己取名为摩罗时，便是这番寓意。
“摩罗”来自《摩罗诗力说》。这部文言文的思想启蒙之作，是五四前夕，鲁迅作为革命派所作，译为“论恶魔派诗歌的力量”。
颠沛岁月
1988年夏，摩罗来到海南，幻想另辟新途。
“流浪”——丁伯刚在信上形容，他在那里睡过公园，叫卖过报纸，后在《海南风采》杂志当记者。这家刊物并不正规，没过多久他被解雇，便到餐馆里端盘洗碗，又在另一地方玩一种“扣子游戏”，以求谋生。
那年冬，摩罗离开海南回到都昌。在县城里，他承租了一家旅馆，盘算赚足钱后，继续求学。
旅店却惨淡经营入不敷出，还有两位文学青年在店里白住。数月后，他不得不举手投降，自己根本不是从商的料。为了生存，他一度折回三汊港中学。
第二年春，摩罗来到修水，在丁伯刚曾教书的中学旁的一家小旅馆里住下，专心写作。
丁写道，“因为一起‘特殊事件’，他回到都昌被抓。放出后，摩罗重新教书，先后到过北炎与汪墩中学。”
“告诉你一个秘密。过去在村里，我们吃完饭，碗里总会留下一点给小动物。从牢里出来，我会把饭吃干净。”
说时，摩罗朝颗粒残余的碗中舀进汤水，小心地吹着、匀着。
1990年，他快满30岁，前方有两条路，一是继续写作，二是考研离开江西。
他思忖，“写作有一样缺点，就是命运不由你掌控。哪一年能写出像样的作品，能受到多大的承认，你一无所知。也许十年二十年，也许一生都写不出好东西。”
“他自此专心考研，声称考到80岁也要考，因为别无出路。”丁伯刚说。
1993年，摩罗考入华东师大攻读文学硕士。在江西的好友张闳比他先考进来。
张闳曾将《深的山》介绍给在中文系任教的王晓明，王读后赞它“很不错”，由此与摩罗通信，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王晓明在电话中不免感怀，“那个时代，校园内外热烈讨论各种问题，比如西方哲学、美学、文学。我俩常常通宵达旦，持续辩论。我们这代人受俄罗斯文学影响很深。特别是摩罗，他的小说是以乡村知识分子的视角诉说苦难。对于专制、压迫、黑暗，他非常敏感，这也是我与他不同的地方。”
在上海读书，摩罗患上胸积水肺结核，为了节省开支，他坚持妻子留在江西，自己独自应付。
除此外，他的毕业分配也不顺利。王晓明透露，这与他的“特殊事件”有关，“80年代末，摩罗在都昌县邮局以拍电报的方式，直截了当批评一位高层领导，还署上了自己的真名。”
几经周折，摩罗最后在北京印刷学院出版系求得教职，这所学院在北京大兴郊区，但还是比他回家乡可能得到的工作和人文环境好得多。
你为什么只讲鲁迅？
贺雄飞同摩罗的相识。
1996年，贺雄飞在北京创立了“草原部落创作室”，出版了《火与冰》、《深呼吸》、《铁屋中的呐喊》等书。
“《中国站起来》发表后，他宣布与摩罗绝交。想当年，他们惺惺相惜，彼此视为同道。”讲到这里，贺雄飞笑了笑。
他饶有兴致，拿来了摩罗的稿件：“那一夜，听着德沃夏克《来自新大陆》的曲子，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只感到隐隐作痛，口中的咖啡的苦涩余味无穷。”
这部书稿就是后来的《耻辱者手记》，入列贺雄飞1998年策划出版的“黑马丛书系列”，丛书一纸风行，大获成功。
天涯网站ID号曾为“崇拜摩罗”的韩立勇，写过《我的自白——关于名字》，多少解释了《耻辱者手记》的走红——“在我初中毕业时，曾经有过一段和父亲的打工经历。在工地上，一个老板当着父亲的面直呼我为小崽子，我能想象父亲当时的心理反应。……一个人的尊严就为了保存自己起码的生活条件而被扼杀了，这合理吗？……在读摩罗的书时，我受益最深的就是他那博大的感情，是他那高贵的感情挽救了我……”
“很少人像在《耻辱者手记》里说话，那时读来，符合我对知识分子的定位，内心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说。
“相比丛书里的其他作家，摩罗性格深邃，外表谦和，但骨子里很清高。”贺雄飞记起，那年12月份，他带领丛书的作家们在全国十多家大学巡回演讲，宣传售书。摩罗在众人中，“讲了半天，台下的人也未必听得懂”。
尽管日后因为“不值一提的龃龉”，伯乐与他的黑马分道扬镳。但贺记得，他曾驾车载上摩罗，到过内蒙古大草原，“摩罗酷爱骑马，望着这个瘦弱单薄的躯体策马扬鞭的背影时，禁不住想起六十多年前那个不住地咳血的瘦弱老头鲁迅。”
1998年，北京印刷学院现代文学教师摩罗，已名列中国十大青年思想家。
“他在校内从未表现出特立独行的一面。”摩罗的老同事，学院出版系教授叶新谈到，摩罗调职前，已被彻底边缘化，“他也是平心静气。思想上的犀利与在校的安逸守法各不相冲。”
叶新见过摩罗上课，“随便坐在那里，手里一个普通塑料水杯，侃侃而谈，叙事紧抓学生心理，极具感染力。”故而，从95届到97届的学生中，摩罗拥有一大批粉丝，这也为他招来了“麻烦”。
“有一段时间，他因和有些敏感人士走近，使得校方大为紧张。”叶说道。学院采取了相应措施，派出一位经济学老教授监听摩罗的讲课。
现代文学的讲堂上，摩罗为学生们深入讲解鲁迅。第一次、第二次……老教授终于按捺不住，当面质疑他：你为什么老讲鲁迅？现代文学又不止一个鲁迅。
“我认为现当代文学史上，只有鲁迅可以讲。”摩罗慢条斯理回复。
于是，摩罗被停了课。
你真的幸福吗？
摩罗直笑，仿佛往事如风。
现在的他，“特理解一个政府应该怎样做”——过去的他，“还套在知识精英圈定的语境里，仅仅考虑自己的利益，简单地意识形态化。”
餐桌上，他开悟般：“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白拿纳税人的钱，活了这么多年，就应该自觉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很多知识分子都认为我以往的际遇属于中国特色，那其实是中国精英文化教育人的不实际一套，专门抵触这些事情。他们怎么不看看美国还夺去全世界的言论自由？”
当天下午，餐馆店员们每天必行的企业文化培训、集体扭洋舞、振臂励志中，摩罗也在宣讲他的《中国站起来》。
他要说，是鲁迅、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一批中国五四精英们摒弃了中国传统文化，遗留给后人一个伪命题“国民劣根性”，从而导致国民在精神建立上，怀有强烈自卑感，现有不少知识分子全盘西化，沦为了“洋奴”而不自知。
与此同时，他通过对西方殖民史的研究，惊悉西方强国血淋淋的发家史、文化上的极度虚伪、政略上的霸权主义。西方在用武力、经济、文化等各种形式向中国入侵，侵占中国的利益。“中国人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对西方文明的膜拜，就无法崛起成为真正的强国。”
他坚持，他耻辱的实质没变，只是经纬度在扩充——“写《耻辱者手记》是站在作为弱者的个人立场，面对强大的国家维护自己的尊严。而《中国站起来》是站在作为弱者的被殖民、被掠夺的民族立场，面对强大的国际霸权维护自己的尊严。”
末了，他告诉段学俭，他的变化始于四五年前他钻研人类学。
也在四五年前，王晓明来过北京，住在摩罗家。一天傍晚，摩罗与他外出散步。交谈中，他明显感觉，摩罗在信仰基督。
但当他听说，摩罗在《中国站起来》里，对基督教的疏离与批判，声称从近代以来，西方列强掠夺全世界资源进程中，基督教充当了开路先锋，编撰了一个“欧洲优越论”的排他文化；还有摩罗表示“佛教才是与中国老百姓恰切的精神文化”时，他不由费解了：
“如果摩罗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或基督教徒，都不可能写这本书，更不会是一个国家主义者。这些传播普世价值的宗教里，‘国家’的概念不是重要的。起码，佛教的基本定义是一切有情，所有的生命一律平等。”
摩罗对韩立勇否认了他信仰基督教。他坦言，1999年前后，他需要某种精神支持，尝试寻求宗教信仰，关注过基督教。
韩立勇想来，这也与他研究人类学相关，“他谈宗教时，是跟‘民族’这类符号联系一起。”
作为摩罗作品的长期拥趸，韩是从摩罗的书中察觉到端倪的：“2002年，摩罗发表的文集《不死的火焰》、《因幸福而哭泣》里，已透露出信息：他从前经历的苦难来源于努力想成为一个知识分子。而后来，他发现知识分子的身份并不能给他归属感，反而对这一群体产生怀疑。”
就在两年前，一次聚会中，摩罗一反从前——“大体上，他在批驳鲁迅。说鲁迅批底层人时，自己跑到国外留学一类的话。讲得头头是道。”因是闲聊，韩立勇的犹疑一晃而过。
那时，贺雄飞编了一套《青少年读本》，收录了摩罗的两篇旧作。
“我给他送稿费时说，你看你第一本书是《耻辱者》，你觉得在中国社会，人活得像非人一样没有尊严，所以你要‘咀嚼耻辱’。可你现在又《因幸福而哭泣》，你真的幸福吗？你还有《不死的火焰》，证明你的‘火焰’还是没死呀，所以你还是不幸福。”
面对贺的略带讥诮，摩罗默不作声。
摩罗真的感到不幸福，从那时期的文字来看，他陷入了深深的精神危机——“人文主义者对于人和人性的礼赞、信赖，越来越显得不真实，显得苍白无力。人根本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意气风发，灿烂辉煌，也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具有决定自己命运的道德能力和理性能力。对于人本主义思想传统的幻灭感深深地折磨着我。这种折磨还没有完全过去”，“我企图从宗教世界汲取营养，……可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和生活环境使得我们与宗教隔得太远。”
“置于当时的历史语境，我们会发现这不是摩罗个人的内心疑惑，乃是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相当普遍的心灵困境，”学者许纪霖在《从摩罗的“转向”看当代中国的虚无主义》一文中写道，“曾经支撑了80年代‘后理想主义’一代人的心灵鸡汤到90年代开始失灵了。90年代同样是一个反思的年代，但80年代反思的是中国文化传统与传统社会主义，而90年代开始反思启蒙理性本身。原来人的理性并非启蒙描绘的那样一片光明，理性一旦虚妄与无限膨胀，会给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
从个人角度，有论者提出，摩罗一切的忧患只是在寻找安全感。许纪霖教授说，“更准确地说，摩罗寻求的是群体的皈依，是对更大的‘自我’的精神认同。最早在江西孤军奋斗时他认同的是知识群体，渴望被知识分子接纳，待到上海来读研，发现知识人是如此丑陋，转而崇拜尼采式个人，但又害怕孤独，忍受不了精神的寂寞，于是去皈依基督。但他又无法从宗教那里获得终极的认同，最后在中国崛起的感召之下，索性从一个极端跳进另一个极端，浪子回头，迷途知返，一头扎进了祖国妈妈的怀抱。”
2009年8月的一天，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辑陈智富在电话中，问摩罗近期是否有书要出。
摩罗兴奋告之，他这天刚刚完稿，名为《崩溃与呐喊》。这本书的诞生，始于他进行一部批判“国民劣根性一说”的学术性著作时，“过程很焦虑，有过很多思索，写了五六万字随笔。等著作完工后，随笔无法编入书中，浪费很可惜。就把它写成十来万字，做成通俗版，讲点浅显的道理。”
出差途中，陈智富在火车上将“通俗版”一气读完，认为“书内传达的思想令人震撼”。
陈智富对原稿作过处理，“谈五四的部分，我删掉了一些。比如有一篇涉及鲁迅与史密斯之间的关系，过于偏激，不够客观。再就是文中某处写得像喊口号，一讲到中国的精英群体，用词就显得打击面太大。我在改的时候，经常要加上‘有一些’，范围尽量缩小。至于‘崛起’篇章，他写得较单薄。在我的强烈要求下，他加上了谈自由市场、全球化、经济一类。”
“书差点不能出版。一二三审遇到很多不同意见。领导层中多反对，摩罗质疑五四先贤精英。很多老同志嘲笑我，你这本书完全大逆不道嘛，怎能批评鲁迅、蔡元培他们呢？”
3个月的筹划中，陈智富想了几十个书名，“要响亮，要把摩罗思想的震撼力充分体现出来。”
“大崩溃”、“大崛起”、“中国强硬起来”，……他很想起名“中国别跪着”，摩罗觉得不够积极向上，最终敲定——《中国站起来》。
后记中，摩罗还不忘添上一笔——“本来我给自己制定了一条界线，在批评百余年来国人崇洋迷外思潮时，避免‘洋奴’这个词。但是，那些激烈的谩骂让我觉得只有“洋奴”这个词才能准确概括那种文化心理和精神人格，我因此冲破了这条自设的界线。我似乎应该感谢他们赐给我的勇气。”
群儒舌战
摩罗十年来走过的心路历程，曲折而惊险，诚如一位名为楚望台的网络作者所言，有三个不同的摩罗：“一个是充满罪感的耻辱者摩罗，一个是充满无力感的彷徨者摩罗，一个是将国家奉作了偶像的得道者摩罗。十年后的摩罗，旗帜鲜明地宣判了前两者的死刑。中国站起来，摩罗开始跪拜。”
2010年10月，华东师大学者许纪霖在《读书》上连续发表了《从摩罗的“转向”看当代中国的虚无主义》。
讽刺的是，正是在《读书》杂志上，摩罗当年发表了无数打动读者的“耻辱者”文字。
“楚望台”也在另一文中写道，“很不客气地说，摩罗并不适合触碰这样的话题，他的视野和他批判的这些人并不在一个档次上。在经世致用之学上他是无知的，在意识形态建构上他是无力的。仍然是在歇斯底里的状态下，用一种文学式的笔法来发议论。但是离开了个人的生存体验，连以前那种文学式的道德美感都失去了。”
“接这部书稿时，我有过这个顾虑。摩罗也清醒地意识到他的不足。尽管他书里有些不完善的地方，还是提出一个重要命题——我们应该怎么反思西方化？一开始做这一命题，肯定不可能做到完美。但我们不能不完美就不去做它，不能等知识备全才去做它，不能因为遭到质疑、责骂，我们就畏葸不前。”陈智富在电话中说。
他还强调，摩罗在书中高度评价五四先贤的启蒙意义，抨击的是80年代以来，主流知识分子的被西化、洋奴现象，“很多批评家把它们混为一谈了。”
“他在书中认为蔡元培、胡适等人都是‘洋奴’，又说没有否定他们的贡献，这让人怎么读懂？别忘了，很多年前我俩开玩笑，我常说‘什么五千年文明史不文明史的’，他也是推崇认同的。”
摩罗的另一挚友、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瀚连连发问。去年7月底，他在网上发表了《与摩罗先生谈爱国》，源于摩罗的博文《爱国主义为什么遭到围剿》令他大跌眼镜，实难接受。
“摩罗是我遇到的人里最真诚的一个。他是真诚地认为自己观点正确，才写出了这种语无伦次的文章”。他说。
1998年，萧瀚还在北大读研，认识了摩罗，渐为至交，他也是摩罗儿子的干爹。
他写道——“那时的摩罗，还沉浸在对中国知识分子半个世纪以来精神沦落的痛惜之中，他带着一点情绪，仿佛有点发狠地说：‘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资源实在太匮乏，所以我用‘无赖’这词——无所依托，这跟俄罗斯不能比，哪比得了俄罗斯啊，你看俄罗斯，十二月党人、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怎么比？’说的时候，脸色就又阴翳沉重起来。”
电话里，他恳切叹道，“谁不知道西方殖民史血淋淋，但我们这个民族自身就不存在问题？作为这个民族中一员，我批过它，不也是为它好吗？”
萧瀚还猜测，摩罗的转型是否与他从事文学评论过久有关，“毕竟与第一线的社会现实有点隔。而且来京之后，他在城市生活，更使得他对当代中国大量底层生活失去了痛感。”
摩罗则淡然回应，“我在任何场合，都永远表白——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的父亲就是个农民和文盲。我从来没有自卑过。”
而不多会，当他与记者闲聊，得知他尚未深知来自底层的某些负面“社会新闻”的时候，他真切地嗫嚅：“这个，这个……”
吴洪森在《评摩罗》中斥责——我觉得摩罗在表面的狂热之下，是出于功利主义的理性选择。表面狂热的语言只是为了遮盖他的理性选择。……刘梦溪把他调到艺术研究院文化研究所之后，他贷款买了房子，又有了儿子，如果坚持原来那一套，再次失业的话，他可能连生路都没有了，况且他非常喜欢孩子，总是想着让孩子过上好日子。在巨大的经济的心理的精神压力之下，一个跟头翻到另外一个极端去，对他是最好的选择了。
有学者揣度，刘梦溪是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极度崇尚国学。摩罗跟随他学习，许是受其影响，“国学中存有大量的集体主义、家族主义，与集权主义天生的亲近。”
“我也不同意他这本书里的看法呀。摩罗关注现当代文学思想的建构，我看过他的几篇文章确实有才，加上人品好，这才将他从印刷学院调进来。”刘梦溪简短地说，《中国站起来》翻了几页后，他便闲置在家中。
听到吴洪森批自己，摩罗干“嗬嗬”了两声。尔后，他对武大哲学系教授邓晓芒所写的《读“摩罗”的自审》耿耿于怀。
早年，邓晓芒曾赠书给摩罗，只为欣赏《耻辱者手记》。而在这篇文中，他对《中国站起来》的前言所写逐条批驳，还在结尾处揶揄——摩罗的种族主义(当然是“正向的”！)已经成为他的一种历史观甚至世界观，他和他的那些同道们正勇往直前地向纳粹主义(民族社会主义)迈进。祝他好运！
饭馆里，摩罗大声道：“中国知识分子是被我们的纳税人养得太轻松的一个群体。什么实际问题都不用面对，白拿纳税人的钱玩概念，建立自己的道德崇高感。
“邓晓芒祝我在体制内混好，光荣地批我是这里面的走狗。他为了建构自我崇高感就不承认基本事实，他不是在体制之内？谁给他发工资、评职称，让他开课，难道他还做过一件政府不允许他做的事吗？
“最近30年，知识分子重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人格’，在毛时代为什么不说？是现在这个政府需要从毛时代里走出来，需要你这么说才成！你放屁都是政府让你放的，还吹嘘个什么！”
邓晓芒闻后，倒不动怒，“他主要是功底太差，又急于出名，两头距离反差太大，所以落入这种两难的境地。我承认我是在体制内，我也从不认为知识分子就比一般人崇高。知识分子也有卑鄙献媚的时候，也有仗义执言的时候。我认为思想上，他比较迎合主流意识形态，属于被‘招安’型。‘骂’是有风险的，尤其‘骂’得不好是会坐牢的，但唱赞歌是没有风险的。”
“中国知识分子分化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不能相容。其实都还没有跳出毛时代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观点有争执是正常的，但问题是怎样争论。我们现在不是认真地讨论，而是情绪化地表‘站队’。”钱理群语重心长。
12年前，5月6日，北大百年校庆期间，他带着摩罗观看学生们自发排演纪念蔡元培的话剧。过于简陋的小舞台上，真挚的表演让他们何等心潮澎湃。
摩罗还激越抒怀，“蔡元培作为影响了一个时代的伟大人物，不仅是北大人的歌谣，也是全体国民的歌谣。”——而那已是昨天的歌谣。
母亲的信仰
我能理解他从《耻辱者手记》到《中国不高兴》的变迁；事实上，他没有真的改变，从这个意义上，一些“朋友”确有误读。
思想或观念对摩罗来说从来不是真理问题，而是一种人际关系——“耻辱”的对象是身边具体的人，“不高兴”的对象也是；然后在抽象世界把他们“报复”出来。
2010年12月底，作家任不寐在电子信件中写道。他与摩罗的决裂，昭示于2002年两人公诸网上相互攻击的信中。
摩罗一位不愿曝光的朋友说：“摩罗对人真心实意。但他有一个缺点，比较自以为是，不易接受他人的意见。当初，他考研到上海后，起初生活上不适应，他的老朋友张闳批评过他。他在《自由的歌谣》里，为张闳化名，所写内容让程景等人很不满。”
“2001年前后，摩罗与任不寐合办文化公司，出品了《新语文读本》。夸张点说，他俩那会‘好得像一对同性恋’。每次外出演讲，摩罗都把任推到最前沿。他交口称赞，任具有原创性思想，笔力深厚。
“摩罗是单纯地想干事，拜访作者，请客联络，勤勤恳恳。而从种种迹象上反映，任办公司是想赚笔钱，过点舒服的生活。日子一长，俩人必起冲突。
“或许，这也是促成摩罗思想起变的一层原因。他不再喜欢那帮道友，也就不会再与他们同道。”
“以上种种都是他人在各自的语境里，对我的评论，我不作任何回复。”北京望京的家中，置身于儿子满室涂鸦中，摩罗一派君子风度。
摩罗究竟为什么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这是他经常被问到的问题。
“一个人的发展是一个很漫长的、很暗藏的经历。任何人没法把自己的历史真的完全准确地诉说一遍，能说的只是挑出印象深刻的、认为构成重大影响的。我坚持让我思想产生变化的有两件事。因为它们是在我整个潜在的、没有完整认识到的许许多多事情中，清晰地认识到重要的两件事。我把它们罗列出来，如果有人不满足，我没有办法。”
这“两件事”，一件指他由母亲的信仰引发的对中国底层的再认识，以及对五四精英批判中国传统的怀疑；第二件，就是他在西方殖民史的研究中，对西方的罪恶有了全新认识。
“我觉得，很多人针对我的书发表批评意见，真是抬举我的这些文字了。”摩罗保持矜持的微笑，金丝镜片后的眸子偏冷——
所有骂我的文章里，有一个人骂得很对，他说，摩罗的实力与他的名气不相当。
《耻辱者手记》成功后，我脑子里一片空白。短暂的喜悦后，便有所迷茫。后来几年里，我在各种场合遇到读者称道它，内心都忐忑不安。
……
我现在也不是否定这本书，它是我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层面，但是人不能永远停留在一个层面。就像从事文学评论，我把时间都耗在上面，永远读不完的当代作品，写不完的文章，感到这条路越走越窄，我需要从中抽出，也很庆幸及时抽出。
我常说，我是一个有福气的人。这些年来，每当我进入一个知识分子圈中，他们对我都很好。我从不觉得比他们少点什么，而是多了什么。我好像背着一个沉重的行囊，它让我在这个生存环境、文化语境中，还是出现了认同上的困境。
那个行囊就是我的家乡——江西九江都昌县大鸣山万家湾村，我们村里的父老乡亲，我活在我们村的命运中。
我母亲是村里一位普通、善良的老人，一生信奉拜菩萨。哪怕文革时，我母亲和她的同修们都多次到十几里之外，一个小山谷的一棵树下拜菩萨……
我母亲一度出现过信仰危机。那是我的二哥在39岁时因意外事故不幸去世，那之前，她和我二哥都参与过建庙。我搀扶着我母亲举行了与二哥灵柩告别的仪式。她老人家日夜哭喊，“菩萨呀菩萨，我二崽对你那么好，你怎么就不长眼哪！”
几年前，我回到家乡探亲。发现母亲重新亲近菩萨。母亲带人上香时，我出乎意料地发现，神龛里供奉的菩萨——竟是一段五官模糊、一尺来长的木偶。
母亲说，这是老嘎嘎——据我查后，那是本村发祖南乙公的孙子。
从那一天起，我发现我母亲不是佛教徒，可是多少年来我一直以为，我母亲既拜菩萨，那就应该是佛教徒。更重要的是，我发现我对我父母的精神世界原来一点也不了解，而且也从来不想了解。
我在受教育的过程中，一直按照书中的说教在批判我父母的信仰，一直把祖祖辈辈的信仰，视为迷信。我从书本上学的东西越多，越认为自己很文化，越发否定我的父老乡亲们的信仰习俗。这件事引发了我对五四一些精英群的怀疑，按照他们说法，中国的底层人文化是愚昧的、落后的、保守没落的、迷信的等等。甚至是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我曾像所有文化精英一样骂他们愚昧无知，骂他们封建迷信。所不同的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骂的是他们的下人，阿Q、闰土、祥林嫂、每天给他们挑水、种地、舂米的劳动者；而我骂的是我的父母，那些每天挑水种地，将我养大成人的人。这是我一直在犯的错误。
那一天，我还不知道，老嘎嘎的故事，以及我对自己的发现，将会改变我一生的文化立场。
回到饭馆里，茶足饭饱，摩罗的一番放言，算是回答了段学俭最早的疑问：
“老子拼到快50岁，终于把自己混成了一个精英，也被洗脑了大半辈子，把我洗得拿精英话语来批判我的父老乡亲。我念这么多年书，没为我们的村民鞠躬服务，反而批他们的文化愚昧。我为什么对五四精英的说法有意见？按他们的说法，中国落后的责任都推给像我父母这帮人，实际上我父母他们什么社会资源都不掌握。我是我父母的儿子，我不能忘本。我要站在我父母的文化立场来维护他们。
“这个过程中，我阅读西方人类学著作，又不经意读到了一部惨绝人寰的西方殖民史。我的情感世界和内在的精神秩序所受到的震撼、崩溃、颠覆简直是无以言表。我中断了人类学学习，一头扎进了与西方殖民史相关的问题研究里。我又发现了另外一层权重关系，原来吃亏的不仅是我的父母，包括精英们——我们整个民族在西方人面前的境遇，跟我父母在中国的境遇一样。他妈的，老子还容忍这个……”
“可你还会再叫‘摩罗’吗？”我不禁问。
他轻“噢”了一声，埋头继续吃着。菜汤微烫，薄气隐约爬上了他的镜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