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已严重滞后，需要放宽管制、进行制度创新等诸多努力
文/本刊记者 洪涛
当人们再次返回的时候，已经看到王石坐在了台上，大家没有表现出惊奇。在“第二届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上，人们早已经习惯于看到一些公众大腕坐在众人之间，与众多的草根NGO一同讨论问题。
论坛第一天，冯仑发表了一个关于“裸捐有害”的演讲，他的观点立即遭到了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康晓光的当场驳斥，称其观点是“非常有害的”。
现场辩论的激烈反映了论坛的开放程度，而这种开放正是论坛的主办方——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以及南都公益基金会、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等13家大型非公募基金会所极力追求的。
“我们愿意开放，愿意接受众人的监督，包括众多NGO组织的监督。不会因为非公募基金会是相对强势的一方，我们就觉得要去指挥别人。”论坛的现场组织者之一，北京光华慈善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赵华称。
如果说，在去年的“第一届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上，中国的非公募基金会只是做了一个精彩亮相的话。那么，在今年的第二届论坛上，非公募基金会已经正式走上了台前，面对全社会响亮地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声音。而有了王石、冯仑等重量级企业家及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杨岳等政府相关部门领导的参与，则更是让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成为万众关注的焦点事件。
总结现状
长期以来，中国的基金会都带有很强“官办”色彩，只有政府或者其授权的部门才有设立基金会的可能。而中国以往的慈善行为，也基本依靠公募基金会支持。
由于“官办”色彩浓重，这些基金会在资金筹集、善款使用和日常管理等方方面面，都难以脱离政府的控制和影响，民间捐赠的使用也往往与政府的财政资源混在一起，无法体现民间公益的地位和作用。这种混乱局面既与政府职能转变的改革大势不符，也抑制了民间慈善力量的生长发育，消减了公益慈善行业的生产力。
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的颁布，为企业和企业家回报社会、履行社会责任、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渠道。部分个人或企业终于可以成立自主管理的基金会，开始以现代慈善模式从事慈善事业了。
之后，中国的非公募基金会开始起步，数量增长速度之快，令人目不暇接，发展势头劲猛。根据第二届发展论坛上发布的《2009年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报告》，2007年全国有非公募基金会数量436家，到2008年就达到643家，2009年，中国的非公募基金会达到了846家。非公募基金会大有赶上并超过公募基金会的趋势。
非公募基金会在中国的崛起，无疑极大地改变了民间公益生态格局。非公募基金会相当于国外的私人基金会，富人或者企业通过成立基金会的方式，将财产以公益慈善的途径流向社会，特别是弱势人群，从而实现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这将有助于削弱贫富差距，从而维护社会稳定。
但是，相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民营经济的发展，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还是显得严重滞后。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一大批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家纷纷涌现，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这也就决定了，民营经济应该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绝对主力军。而要想体现民营经济的出主力军作用，就必须通过发展非公募基金会的方式实现。
认清差距
即便取得了很大发展，我国非公募基金会的数量也仅仅只有846家。而在美国，各种基金会高达7万多家，且绝大多数都是私募基金会，其中也包括福特、洛克菲勒这样的超级基金会。这些超级基金会均已有着几十年乃至上百年历史。尽管创办者也许早已逝去，但其依然能按照最初设立时的宗旨不断运行，慈善的组织化使财富的拥有者得以设立永续性的、纪念性质的基金会，从而可以超越自身的生命周期，以持续实现某种慈善目的。
以福特基金会为例，这家于1936年由老福特的长子埃兹尔·福特捐资25万美元成立的基金会，是全球最富盛名的基金会。如大多数私募基金会一样，福特基金会以获捐资金运营赚取收入、再把每年利息的一大部分捐赠给受益者的方式运行，使其得以持续发展。福特基金会的管理资金曾一度达到140亿美元，在全球设立了3大项目部门、9个关注的问题、34个关注领域，平均每年发出5000笔捐赠，仅在2009年就在全球发出了4.9亿美元资助，其中1400万美元用在了中国。
还有广受关注的“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截至2010年6月30日，其管理的资金多达330亿美元。与之相较，目前中国注册资本最大的非公募基金会华民基金会的注册资本也仅仅只有2亿元人民币。
非公募基金会数量的不足，凸显出的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上的不足。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0年《慈善蓝皮书》指出，2009年我国社会捐赠量虽稳步增加，达332亿元，但占GDP的比例仅为0.01%，而美国的比例为2.2%。中国这一比例不仅远远低于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甚至也低于其他“金砖”国家。这种现状与中国这个具有悠久传统美德的文明古国身份，极不相称。
可喜的是，为支持民间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政策方面的管制正在逐步放松。据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杨岳透露：日前，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承诺捐赠70%股票(折合40多亿人民币)的事情，民间局已经原则上通过，并拟定了一系列股捐细则对此事进行规范。曹德旺股捐落地，将在很大程度上鼓舞民间的捐赠热情。此前，陈发树曾抱怨因为政策的不配套，导致其捐出83亿股份却无法执行的无奈。
激烈论争
非公募基金会在中国的涌现，对于促进我国公益事业发展、改变慈善事业体制格局，起到不可低估的历史性作用，它将背负起“中国第三部门”的希望。
国内相当一部分非公募基金会，也已经不再像原先的大部分基金会那样，还局限在传统的慈善捐赠上。而开始更多地通过资助本土的草根组织，再由后者去提供直接服务，以完成其公益使命。但是，并不是所有草根NGO都会因此而感激为其提供资助的非公募基金会。
事实上，当前公益慈善行业中被争论最多的，恰恰就是非公募基金会与大量草根NGO的争吵。为此，在第二届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上，专门开辟有一个台上分论坛，供双方开诚布公地谈论解释矛盾。发言现场，很多草根NGO抱怨称，与非公募基金会打交道非常困难，“老逼着我们写项目计划书。每天不干别的事，一个核心就是一定要写计划书，而且每一个基金会的要求还都不一样，还要做PPT，还要飞过去给你们讲，哪还有精力、时间做项目？”
也有更多草根型NGO表达了对非公募基金会的期望。“我们以前11年喝的都是‘洋奶’，现在我们想喝一喝由自己国家基金会给予的‘母奶’。”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江源发展促进会的项目主任成林多杰，代表大量草根NGO发出了这样的呼吁。
无法否认，之前中国相当数量的本土NGO受到的都是国外基金会的资助。但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国外基金会的赞助越来越少，这就要求中国的非公募基金会尽快填补这块因国外基金会撤出而产生的空当。
但显然，并不是现已建立的这些资助型非公募基金会不好，而是这样的非公募基金会还太少，也就使得每一个非公募基金会都要面对众多渴望资助的草根型NGO。据清华NGO研究所调查研究显示，中国各种类型的草根NGO数量差不多为200万~270万之间，且几乎个个都“嗷嗷待哺”。僧多粥少，就注定了大多数草根NGO很难得到非公募基金会的资助。
因此，解决办法只有继续扩大非公募基金会的数量。
创新发展
梁晓燕曾在论坛发言中说：“虽然我们只是在埋头做各自的项目，做一件件具体的事情，但其实我们的事业还有一个功能和使命，那就是同时也要创建中国新的社会体制。”正因为有着这样一种诉求，第二届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也相应做了很多创新。
这种创新之举首先体现在论坛的议事日程和架构方面。
在国内的许多论坛大会上，人们早已习惯在会议未召开之前，组织者就已将讨论议题确定下来，而大会参与者最终只是成为被投票者。但本届论坛却希望所有与会者都能成为主人翁。因此，论坛组委会只是提前列出会议将要讨论议题的诸多选项，然后通过与会者投票，来最终决定入选的论坛各项议题。除此之外，大会的参与者还可以自己提出讨论议题，如果被参与者一致通过，也可以进入论坛的正式议事日程。
另外，论坛的发起方虽然一手操办了整场论坛，却并不希望就此将自己置于一个优势者地位，去主导论坛的所有讨论议题。他们希望的是能更多倾听来自社会各方的声音，更多吸取外界的批评建议，哪怕是质疑。
意大利人艾若水是“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会”(BSR)的一名项目官员，在听说在召开中国非公募基金会论坛的消息之后，她特意赶到了会场，了解中国的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情况。会后，艾若水对论坛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论坛开得非常成功，完全出乎自己以及其所在组织的意料。她原本以为论坛只会是一次照本宣科的会议，完全没有想到在论坛上会有这么激烈的交锋，而且全体与会者参与的意识都这么的热烈。
也许，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杨岳在论坛开幕词中的一句话，正是对我国非公募基金未来发展的最佳预言：“全社会对非公募基金会发展的呼声越来越高，非公募基金会必将大有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