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培敏
现在中国的很多政府机关是监管不足、管制有余
几天前参加一个论坛，一位基金公司老总谈到了中国政府各部门的“监管与管制”的话题，其主要观点是：现在中国的很多政府机关是监管不足、管制有余。
其实，这两个词很多人分不清的，我想今天用我自己的理解来剖析一下：所谓监管，就是政府要承担公共管理的职能，在社会各微观主体(如企业、家庭、个人)分散决策、监督成本过高的领域，必须政府出面进行监督和管理，比如食品安全、消费者权益保护、证券市场中的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散户)权益保护、金融领域中涉及公众存款的业务等。而管制，则大多是政府对于特殊领域，实施准入牌照和行政审批的公共管理方式。“监管”大多是“无形的手”，在市场没有失效、没有发生社会混乱和自然灾害时，“政府”似乎没有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
对于一个市场化和法制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政府”的“管制”权是受到很大制约的，除非议会有授权和规定，否则，任何领域都没有限制市场竞争和参与者的准入，换句话说，只要没有禁止和说要发牌照的，都是市场微观主体可以自由参与的。“管制”则多是“有形的手”，政府拦出一只手，说这儿不能走；或指着说往那个方向走；在就是伸出一只手说：如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钱。政府“管制”的出现，让市场微观主体感觉到某处有障碍、有压力，需要“摆平”。
但中国现阶段，大概还是法制不健全、市场化程度不高(我们自己定义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于是，“管制”的政府公共职能就发挥得淋漓尽致，特别是在政治体制没有改革、而国家法制(包括形式上的法律制度和实质上的法律执行)都不健全的情况下，政府部门(甚至其中某几个人的利益集团)的“自由裁量权”非常大(甚至大到没有任何约束，完全取决于操作人员的道德和品行)，从而可以随意设置“管制”，这就必然导致“寻租”，我们已经知道黄光裕案件中商务部几位青年精英是如何“创造性地设置管制”从而“寻租”的经典案例了，其实，当前中国很多领域(尤其是有丰厚利润的产业，如金融业)的“管制”是如何盛行，用那位基金公司老总的话说，设立基金公司要批、基金公司聘请管理人员要批、发行新产品要批，苦不堪言！(当然，拿到“牌照”和“批文”的既得利益方也“乐在其中”)
由于政府从业的活生生、有血有肉的公务员或者乐衷于“设置管制权”后的“寻租”利益、或是精力有限而疲于行使“管制权”，从而必然让政府应有的“监管”权(也是政府的公共义务)没有落实(或没人、或没时间，其实更重要的是没有这个理念)，那么，市场微观主体就感觉到“该政府在的时候见不到、不该政府在时就在眼前”。而微观主体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最重要、最基本责任就是纳税，如果纳了税后没有得到服务和保护(如食品安全)，那么，征收税收的政府就会信用缺失、就会说话没人听，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啊！
作者系上海荣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合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