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全民PE时代”到来，也许我们应该跳过那些全球闻名的并购大鳄和时过境迁的硅谷VC，把目光投向欧美崛起年代的“另类”投资家
文/蒋晓冬
本文来源|《创业家》
投资公司同样为接班人犯难
随着多里奥特的年迈，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日渐衰败，很大程度上缘于多里奥特没能把它打造成一个可以传承的企业和事业平台。他的两个属下在1965年创立了后来大名鼎鼎的风险投资基金Greylock，而曾寄希望于能成为他接班人的TomPerkins则最终创立了KPCB。世易时移，今天的PE和创投产业已经是一个高度发达和机构化的产业，但接班人问题依然还在困扰着中国的很多基金和它们的投资人。
也不曾想到，金融危机余波未了的2009年却是“全民PE”爆发的一年。
根据统计，2009年全年中国共有105只人民币基金募集资金122.95亿美元(约合839.38亿人民币)。在创业板创富神话的感召下，许多券商、银行甚至是出身政界的精英都纷纷加入这一行业，越来越多的生产型企业也开始试水创投。在经历了2007年的“全民炒股”之后，2010年的中国俨然进入了“全民PE”的时代。然而，许多在创投行业从业多年的人士对此却忧心忡忡。在他们眼里，PE和创投是有专业资质的投资者，技术性强，投资周期长，不可能是全民的。放眼美日等创投发展了几十年的国家，有哪里的创投是一个“全民”的产业呢？
18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已基本完成城市化，从瓦特到莫尔斯到爱迪生的科技进步成为它们崛起的重要推动力。然而，中国的崛起道路有着世界上任何一个强国在过去未曾经历过的两面性。一方面，今天中国的发展处于高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信息资本人才高度流动的全球化时代，创新和创富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联系得更紧密。另一方面，农村人口仍然占主导的现实国情使得中国还将经历长期的工业化、城镇化过程。这种二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环境使得作为产业助推器的PE在中国要走独特的道路。也许，我们在审视西方PE发展历史对中国的借鉴意义时，应该更多地跳过今天风行全球的并购大鳄和时过境迁的硅谷VC，把目光投向欧美崛起年代的“另类”投资家。
创投历史上最成功的投资也许并不是Google或苹果，而是克里斯多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