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程曼祺
“财富之城，成功之都”，对打车软件“优步”来说，成都市的这条招商口号并非虚言。10月20日，在进入成都一周年之际，优步中国宣布：成都已超过纽约，成为优步全球344个城市中订单量最高的城市;成都的注册车主达到77万，使用优步叫车的乘客有350多万人次。
然而光鲜数字的背后，有关优步的争议也连绵不断。沮丧的出租车车主，被封号的优步车主，承担着潜在风险的乘客，口风谨慎的政府官员，自信满满的优步团队……变化正在影响每一个参与其中或被卷入的人。
10月10日，交通运输部颁布《关于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在“优步何去何从”成为热门议题时，一群被封号的成都车主却在为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苦恼：优步在哪儿呢?他们找不到优步在成都的办公地点。
“他们就像打游击的。”一名车主这样形容。
几百名车主都不知道优步在哪儿办公
10月20日晚，一些车主口中的“游击队员”优步，在IFS国际金融中心尼依格罗酒店的露天酒廊举行了周年聚会。觥筹交错间，成都团队宣告成都已成为优步世界第一城。
当晚“高大上”的气氛与优步在资本市场的受捧十分相称。根据《纽约时报》10月23日的一篇报道，优步正在计划新一轮10亿美元的融资，融资完成后，优步估值将攀升至600亿～700亿美元，成为全球估值最高的非上市公司。
在频繁亮相媒体之际，优步也有着“低调”的一面。
9月中旬，约有500名车主被集中封号，封号时，车主当周的车费还未结算，账户里的金额少则几百元多则数千元。于是，“如何找到优步公司”成了车主群里的热门话题。优步提供的沟通渠道都是线上的：邮箱、客服和“车主之家”手机应用。车主们这才发现，几百人的群里，竟没有人知道优步成都团队在哪儿办公。
优步公共政策及政府事务经理黄蕾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优步成都公司是今年7月于成都市工商局正式注册的，他们没有在网络上公开办公地点，是因为根据他们在其他城市的经验，线下和车主接触并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但通过工商系统，可以查到公司信息。
在太升南路赛格广场地下一层占据一个小铺面的“远洋通讯”成了被殃及的“池鱼”。今年5月以前，他们曾售卖990元的手机，并帮助安装应用，开通优步账号，这比个人申请要快很多。
9月14日下午，找不到优步的几十名被封号车主聚集到了远洋通讯的一处办公地点，要求远洋通讯联系优步的工作人员。感到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两名远洋通讯公司员工拨打了报警电话。两方人马辗转来到黄瓦街派出所。
车主越聚越多。派出所所在的吉祥街，一条平时十分静谧的绿荫路，被陆续赶来的几百名车主和他们的车围得水泄不通。
黄瓦街派出所方面称，由于一直没有给出优步方面的联系方式——远洋通讯的人说他们在5月后失去了与优步的联系，事情僵持了3天。远洋通讯的职员都不敢回家睡觉，在派出所的沙发上“歪”了两夜。
优步公司的有关人士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此次被封号的车主主要是在三环城乡接合部以及郊县的车主。优步进入成都以来，因刷单和违规，已有总共1万个账号被停用，其中有很多是重复注册的，这占到77万注册账号的1.29%。
在优步成都公司提交给成都市公安局的“9月刷单车主聚集事件报告”中，优步称：“公司将进一步优化相关流程，从源头尽量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加强合作车主的宣传培训工作;针对刷单车主，采取分批分时封号措施;鼓励车主采取合理的沟通渠道反馈信息。”
优步提供的“合理反馈渠道”是一份线上“优步账号复查申请书”。申请复查者需要填写姓名、身份证号等基本信息和申诉内容。到9月22日，已有485人填写了“账号复查申请书”。优步称，经总部技术部门核实，这批车主长期严重刷单，依旧会采取继续封号措施。
优步方面对刷单的定义是：“优步是由平台根据到达时间、距离等因素进行自动派单，因此一切人为干预的下单，都属于刷单行为。”
但令许多车主不满的是，优步在“封号”时，并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
“想跑的话，反正看不看都要同意”
邓林海是成都第一批优步车主。去年11月，优步进入成都没多久，培训点设在青羊区东胜街，这是一条不到400米长的老城窄街。
培训室在一间补习室里，门口立了个易拉宝。如此朴素的场景和邓林海想象中的“国际互联网公司”相差甚远，他一度认为自己“可能被骗了”。
在30平方米左右的教室里，20多个车主接受了约1小时的培训。培训人员讲了优步的发展情况和基本模式。接着，车主们就去核实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拍了照，当场注册。优步还给没有苹果手机的车主每人发了台iPhone 4S，交500元押金，只能打电话、收短信和使用优步的应用。在9月下旬由于奖励减少而决定停开优步后，邓林海到优步客服指定的一家联通营业厅退还了手机，但500元的押金至今还未收到。
据车主们介绍，此后优步的培训地点经常更换，“和打游击一样”。目前所有成都车主已依加入顺序被分为6组，各组的奖励规则和程度都不同，后加入的车主一般在线上完成注册，不再组织线下培训。
邓林海问怎么签合同，优步的人解释签“加入优步平台协议”就可以。“想跑的话，反正看不看都要同意。”邓林海说，没有别的选择。
优步模式在全球范围内面临的一个争议是，它与车主签订的到底是正式的劳动合同还是非雇佣性质的合作合同?
优步公共政策及政府事务经理黄蕾说，Uber(优步)对自己的定位是“互联网+科技公司”，她称呼车主为“合作车主”。成都市泰和泰律师事务所的罗柯律师也认为，优步和车主之间不构成雇佣关系，他们不符合“一方支付报酬，另一方提供劳动，劳动是公司的主营业务且工具和条件由劳动用人单位提供”的特征。
但罗柯律师指出，从合同关系看，优步提供的是“格式合同”，剥夺了对方提出协商的权利;车主作为完全民事责任人，有判断风险的能力，但他们因为有利可图，放弃了磋商。
今年6月成为优步车主的唐昌国则是通过网络注册的，被分在2组。在9月被封号后，唐昌国自认为没有刷单。他给优步客服打电话，得到的答案是“系统问题，系统判断”，但没有给出具体证据。唐昌国同时是一个车主微信群的群主，他告诉记者，他和群里很多被封号车主都填写了“账号复查申请书”，但只是被告知“经核查存在刷单行为”，并没有给出进一步证据。
一些车主认为依据系统算法判定的刷单，存在误伤可能。一种典型的刷单方式是“打针”：刷单者通过把自己定位到车主附近，虚拟出一个乘客下单。由于优步采取自动派单模式，一些不刷单的车主也可能被派到虚假订单。当订单反复取消时，系统可能判定刷单。
另一种判定方法是短时间内出现重复乘客。而一些郊县的车主辩解道：在郊县，乘坐优步的乘客本来不多，的确可能载到一些“熟客”。
10月接任优步成都分公司总经理的方寅说，优步反刷单技术的准确性是很高的，5年来，优步有在60个国家的数据经验，能判断什么是刷单表现;但不能保证百分之百没有误伤，因为任何技术都有漏洞，系统仍在不断完善。
“我们很珍惜车主。”方寅说，在收到车主的申诉后，他们会专门派人去一项一项看数据，通过交叉验证的方式来提高判断准确率。封号是针对刷单严重的车主采取的措施，对不太严重的刷单行为会提醒或扣除奖励。
而罗柯律师认为，优步方面以“刷单”违约为由中止了合同，有义务向车主提供违约证据。如果优步不能证明对方违约，又不恢复合同，就是违约行为，要赔偿对方的损失。
但“账号复查申请书”是这样说明的：“如果未发现本人账号存在欺诈等违规行为记录，优步将补发已扣除费用;但不会承担任何复查前的其他经济损失。”
优步中国企业传播总监王以超解释说，优步方面有现成的证据，之所以不提供电子证据，是因为车主有可能对其篡改。他又表示优步可以和车主在第三方，如公安机关在场的情况下，一起查看证据。但由于政府相关部门对治安的顾虑，这一方法从未实施过。
黄蕾则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不提供证据的另一个顾虑是，可能为“反反刷单”提供技术线索。她同时透露，优步中国已经在上海和北京与公安部门展开了合作，向公安部门提供一些严重刷单的证据，近期会采取行动。
而车主面临的尴尬处境是，由于私家车运营是违法的，他们虽然有维权的诉求，但并不敢借助正式的法律手段。“这不是自投罗网吗?”唐师傅苦笑道。
政策变数将带来哪些影响
即便争议不断，但高补贴及便利而便宜的乘车体验，让车主和乘客都对这个尚在灰色地带生长的新事物难以割舍。
“投诉无门”的唐昌国仍在寻求恢复账号，被封号时，他账户里还有2000多元。车主吴有福告诉记者，如果能解封，他还是愿意跑优步，他说，现在他跑其他专车，更糟糕，“一天下来提20%，而且也罚款，说你有问题就有问题。”
因为私家车从事运营的模式涉嫌违法，罗柯律师称他起初一直坚持不坐优步和滴滴，但有一次下大雨实在拦不到车，他试了一次打车软件后，现在也经常用了。
另一方面，成都出租车行业受到了不小的冲击。在同心街的出租车餐厅附近，车主们午休的时间越来越长，因为赚钱越来越难，出租车出车的积极性像这个季节的温度一样下降。
正在午休的黄师傅说，“成都的高峰期，(就是有)5万辆出租车在路上跑也不够啊。”成都市目前有1.5万辆出租车，对于一个有670万人口的城市来说，资源十分紧张;但如果发放过量的牌照，又可能造成非高峰期的拥堵，并影响出租车的盈利。
庞大的人口、快速的城市化、紧张的城市交通，让“共享经济”模式有广泛的想象空间。中国是优步的必争之地：全球优步业务发展最好的前10个城市中，有4个在中国。目前，优步已在中国设立了独立的运营实体和境内服务器，正式入驻中国(上海)自贸区，注册资本金达21亿元人民币。
但10月10日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指导意见”和“管理办法”给优步业务带来了一定的不确定性。
“管理办法”要求，从事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的车辆，其使用性质登记为出租客运。而出租客运性质的车辆有一定的强制报废年限，这可能大大打击私家车车主的积极性。
10月30日，优步宣布将停止在德国汉堡市、法兰克福市和杜塞尔多夫市的运营。主要原因是数月前，当地法院判定优步车主需要取得传统的出租车牌照，这使得优步难以找到足够数量的车主。
方寅说，在成都的兼职车主比例为70%(每天0～4单，上线3小时左右)，如果“管理办法”最后还是对运营性质有要求，对这部分兼职车主会有较大影响。
“管理办法”同时要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者应当与驾驶员签订劳动合同。但黄蕾认为优步是一个平台，和车主之间如果构成雇佣关系的话，与“共享经济”和“互联网+”的导向不符合。
11月2日，来自北大、清华等机构的8位劳动法专家学者联名向交通运输部递交了一份建议，认为专车新政中关于要求“平台与驾驶员签订劳动合同”的内容与《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不符，建议对《办法》作出修改。
成都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副主任马取贵透露，就成都的情况而言，对互联网租车的具体管理政策将依据两个因素来制定：一是交通运输部的征求意见稿的最终定稿，这个定稿可能相对现在的版本有修改;二是在交通运输部定稿的原则上，成都市会根据本地情况，制定地方管理办法。他同时表示，交委支持新事物的发展。
面对政策可能带来的变数，优步中国战略负责人柳甄表示：“每一个城市或多或少面临着交易先于制度的情况……对于这个过程，我觉得大家应该有耐心、有信心，而且乐观。”
“让人们的出行像水一样顺畅。”这是优步创始人卡兰尼克对优步愿景的描述。
“像水一样顺畅。”这也是仍在为封号而苦恼的车主的愿望。唐昌国曾告诉记者：“说实话，被封号的，90%以上都是刷单。”但他认为自己是剩下的10%中的一员。潮水汹涌，总有剩下的，哪怕是1%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