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专栏评论

“树苗”VS“种子”,创新大赛的路径分野

1998年,清华大学举办了中国第一个创业计划大赛,5个多月的时间里,收到了100多份参赛作品。

就在前一年,麻省理工的创业计划竞赛结束后,从中诞生了70家“学生公司”,并在一份统计数据中指出:在这个高技术公司云集的地方,表现最优秀的50家公司中,有48%的创业者出自创业比赛,甚至在短短几年内就成长为营业额达到数十亿美元的“大公司”。

一时间,风险投资者迅速涌入大学校园,去寻找未来的技术领袖,同时高校的创业计划竞赛,也成了美国经济的直接驱动力量之一。

然而中国的创业大赛也悄然走过了21年的历史,逐渐从校园走向社会,以至于各种巧立名目的创业比赛。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的创业比赛到底走出了哪些优秀的创业项目,恐怕很多人会一脸茫然。

曾经在美国引领知识经济时代的竞赛,到了中国还是变了味。

赛场成了“秀场”

同济大学教授郑惠强在2017年的两会提案中,将国内热度渐兴的创业比赛作为议题,切实指出了“双创”时代的三个“副作用”:

1、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全国范围内的创业类竞赛多达49场,2016年前11个月就已经突破58场,平均个礼拜就有超过1场全国性的创业大赛鸣锣开赛。
2、比赛的专业竞争“深度”不足,“曲终人散”后也很少再有“回头客”。
3、一些比赛过分强调形式和表演,忽略了对内容和技术的关注,舞台的布景酷炫无比,参赛者们个个西装革履、演技十足,形式往往盖过了项目本身。

回头来看,郑惠强教授的提案可谓针针见血,只是两年时间过去后,国内大大小小的创业比赛数量只增不减,甚至直接将赛场变成了“秀场”。

早几年的创业比赛中,时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参赛选手上台后就说自己是第二个马云,“如果你错过了第一个马云,这次千万不要错过我”。对于如何成为第二个马云,往往会给到几个标志性的数字,比如A轮要融资1000万美元,B轮要融资10个亿美金,没准儿两年后就能直接登陆纳斯达克。

近两年开始涌现出一些“海归项目”,团队里总要有几个老外背书,参赛者的路演功底也有所进步,不再张口闭口成为第二个马云、第二个比尔·盖茨,而是上演了一场场创业相关的脱口秀:在台上演出时潇洒自如,时不时丢几个包袱,煞有罗永浩老师的神韵,至于项目本身似乎并不重要。

原因出在了哪?可能是项目方自身为了眼球效应,为原本严肃的创业比赛加入了太多娱乐化因素,也可能是这届创业者太幽默,总想用一些特殊的方式刷存在感。但归根结底,这不应该是创新比赛的常态。

创投线路失灵

无可否认的是,中国的创新比赛大多借鉴了硅谷的创投机制。

很多比赛像是一场答辩赛,给选手们固定的时长演示项目,台下坐着的名头高大上的投资界认识,希望以投资者们敏锐的洞察力,发掘所有参赛团队里的优秀项目,进而推动一些有价值的落地,完成创业比赛被赋予的使命。

这样的赛制对创业者着实有着不小的吸引力,中国的创业者大多是“白手起家”,特别是一些缺少关系和门路的创业者,参加创业比赛不失为一个“找资源”的机会。一旦被某位投资者评委相中,很可能就是企业成长的新起点。

现实却不尽如人意,国内不少创新比赛在赛制上就存在明显的漏洞,很多比赛的评委席里很少有懂技术、懂产品的“专业人士”,就像新东方针对托福和GRE考试开发出的应试技巧,选手们只需要学会应付评委们的常规路径,奖金似乎是唾手可得的事情。

以至于出现了很多“参赛专业户”,辗转于这样或那样的创业比赛,即便在多次获奖后还是继续参赛,因为拿奖金比创业要轻松的多。

赛场变秀场,创业比赛娱乐化,或许都还只是表面现象。

一些真正有想法的创业者,恐怕没有太多精力专注于比赛,自然不会像“参赛专业户”那般娴熟。然而很多比赛的主办方还背着项目落地的KPI压力,由此衍生出的一个特定现象就是:一些早已成熟的项目,会找两个“代理人”去参加比赛,然后成为大赛孵化落地的标杆,甚至出现了有国企、央企背景的项目,已经与“创业”二字无关。

可以借鉴信中利资本集团创始人汪潮涌的观点:“所有严肃的投资人都会告诉你,好企业是创出来的,不是选秀选出来的。”摆脱不了选秀式的赛制,中国的创业比赛永远都只是在雾里看花。

以色列的启示

二十年前提及“创新”的时候,硅谷可以说是毋庸置疑的神话,近几年被提起最多的却可能是以色列。连股神巴菲特都说:“如果你到中东寻找石油,无需在以色列停留;但若你找的是人才、活力和智慧,那么以色列是唯一一站。”

仅从数字上看,以色列为世界贡献了20%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人均拥有创新企业数量位居世界第一;在纳斯达克的上市企业数量仅次于美国、中国,超过欧洲所有企业的总和;科技产业贡献超过GDP的 90%, 享有 “中东硅谷”、“创业国度” 的美誉;以色列拥有超过6000家的科技创新企业,独角兽的名单可以写满几十页纸……

如果说硅谷的崛起离不开创业氛围和风投,以色列的创新密码却在于人。

现实中的以色列是个笼罩在危险中的国家,五次中东战争全部和以色列相关,即便到了今天,与以色列邻邦的黎巴嫩、叙利亚、约旦、埃及、伊拉克,几乎都“乱成了一锅粥”。如果没有创业和创新,这样的国家似乎很难生存下去。

于是乎,创新、创造力、冒险精神、理解市场规律,成了以色列创业者最基本的特征。

比如郎咸平曾在书中给电动汽车判了死刑,理由是电动汽车充电时间太长,谁愿意开车去充一两个小时的电再出发呢?以色列一家名为StoreDot的公司给出了纳米技术的解决方案,表示未来只需要充电5分钟,就能为汽车提供480公里的续航。

如果是在国内,类似的解决方案在创新比赛上很大可能会被毙掉,一是台下的评委压根不理解技术原理,第一反应就是斥责参赛者在吹牛;二是大多数人可能会认为,连比亚迪、宁德时代都搞不定的事情,一家创业公司哪里会有机会。

看来中国的创新大赛,还需要思考如何不给创业者设限,尊重创业者的冒险精神。

从“树苗”到“种子”

不应该把中国的创业大赛一棒子打死,本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

在这样或那样的创业大赛中,不乏想要从现有模式下突围的尝试,比如实地集团主办的SEED AWARD。

有别于很多创新大赛的是,SEED AWARD的评委中没有所谓的投资人,也没有第三方基金或投资机构,取而代之的是“AlphaGo之父”哈萨比斯、U盘发明人Dov Moran、AI泰斗级人物Michael I.Jordan等12位专家组成的评审团,以及在硅谷、广州、伦敦等城市的多场“达人秀”。

所有入围的选手,都有机会在舞台上演示自己的创意,或是一场PPT演讲,或是生动的现场演示,前提都是如何将自己的创意创造落地,去解决生活中的真实痛点,而非单单为了讨好现场的投资人。评委所扮演的角色也被改变,不再是投资人式的“过堂审问”,专家们会更侧重在自身经验的基础上,给创意提出可行的建议。

让人想起了曾在加州闻名一时HomebrewComputer Club,“极客”们在轻松的氛围里展示自己的创意,少了些目的性和功利性,却诞生了像苹果这样伟大的公司。演示了第一台苹果电脑的乔布斯,正是在这里被隐匿在台下观众里的投资人相中的。

但在今天,不带有功利性的创业几乎找寻不到,一些年轻人处于“一夜暴富”的心态,以上市圈钱或被收购作为创业的初衷,带着创业不久的项目到处参赛,无异于创业圈的“相亲行为”。如果创业者眼中只有商业利益,缺少了应有的“工匠精神”和社会责任,才是对资源最大的浪费,这也是中国创业者与以色列最大的差别。

SEED AWARD让我眼前一亮的正是所采用的“种子机制”,以往的多数创新比赛都是选“树苗”的过程,设法找到茁壮的树苗,然后施肥成为参天大树,偏偏忽略了参赛选手们创业的初衷。两者的不同之处恰恰在于,选“树苗”是选项目的过程,选“种子”其实是在选人,把舞台交给有创意思维的人才。

在被诟病许久的中国创新赛事里,尝试作出改变终归不是件坏事。

写在最后

创业比赛在中国行进了21年,有理由相信,这些创新比赛还将继续下去,还将影响一批又一批更为年轻的创业者。

或许也到了重新思考甚至改变方向的时候,创业比赛的价值不只在于鼓励年轻人去创新创业,而要在端正年轻人创业初心的同时,让他们能有公平成长的土壤。

通过“种子机制”,像SEED AWARD这样的模式,通过搭建了一个公平、透明的全球舞台,将台上选手和评委、选手与选手之间的观点交流,进行最大程度的展示和曝光,帮助其获得更好的成长机遇。

正如以色列开国总统哈伊姆·魏茨曼的一句名言:“只要给我们一碗水,一颗种子,这个民族就能生存。”相比于硅谷式的造富神话,我们欠缺的可能正是以色列的危机意识和种子精神。

像“树苗”这类“快速高效的利益驱动项目”,给它浇水、施肥也有机会参天大树,但人才终究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创新能力的底色,我们需要的恰恰是像SEED AWARD这样正在打造的“创意种子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