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专栏评论

反抗「系统」,早有现成答案

【深几度·关心技术文化与人】

撰稿|吴俊宇

「摘要:有些异化形式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在人们生活中,有时候异化形式还是人们想要的。任何想把异化斩草除根的理论或政策,都必然是危险的且潜在地是极权的。」

01

每个人都活在系统里,生而自由而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人物》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展现了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的某种困境,试图讨论技术变革与人类生存的关系,也把目标指向了剖析平台企业与人、算法与人的问题。

它得到了读者情绪性认同,这种系统性困境是我们目前每一个人都感同身受的。技术变革和社会发展之间总是存在某种悖论。这是每一个时代都会带来的问题。

在后现代社会,每一个人都想做亨利·梭罗,每一个人都想躲进瓦尔登湖;在规训之下,每一个人都想做瓦尔特·本雅明,每一个都想成为自在的游荡者。

然而人类在进步,社会在发展,技术奔腾不息,所有对技术的反抗都是苍白的、无力的。

正如亨利·梭罗不可能因为向往田园牧歌而抵抗内燃机的轰鸣,瓦尔特·本雅明也不可能因为厌恶社会变革就拒绝巴黎街道的繁华。

有些异化是不可避免的,有时候异化甚至还是人们被动热爱的。任何想把异化斩草除根的想法或措施,都必然是危险的且潜在地是极权的。

盲目崇拜“反异化”只会导致更大的社会混乱。上世纪60、70年代美国那群盲目叛逆的年轻人已经给了我们答案。

02

作为媒体,发现问题,倒逼企业正视问题、解决问题是一个健康的循环。

对企业而言,大规模社会公共舆论不可能当缩头乌龟不做出任何动作。饿了么在第一时间在产品层面上做功能性补足,这种做法是积极的,也是必要的。

饿了么早“交卷”,美团晚“交卷”,不管所谓的言语上的“卷面成绩”如何,都比不上日后实际线下落地的行动——真正的系统性问题在于“零工经济”下的众包雇佣者究竟要如何获得明确的法律保障和社会保障。

这不是公关话术中的卷面成绩可以回答的,也不是抖机灵或者靠作秀可以完成的。

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正在带来一些普遍问题。这种矛盾不仅仅出现在外卖小哥身上,也出现在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乃至自由职业者等更多群体身上。

解决这种问题的核心在于法律支撑、社会保障以及更多来自平台层面的主动关怀。

我们可以期待未来阿里、美团、滴滴甚至四通一达能在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制定过程中不断补齐这些内容。

除了硬性的法律、政策,更多柔性的措施、渐进式的尝试才是真正落地的方向。饿了么早答卷走出第一步,不妨可以看作是一种积极的尝试。但未来的路需要和其他采用“零工经济”的新经济行业,如快递业、网约车行业,共同走完。

换句话说,这不是一家企业可以完全应对的。

03

系统的问题要通过系统的方式解决,而不只是系统背后的人用零敲碎打的方式解决。

核心问题在于新型就业群体、灵活就业人口缺乏完整的社会保障和法律保障。平台方、代理方、劳动者三者之间的权利责任关系需要梳理清晰。

外卖小哥的问题有其复杂性。一方面是用户需求,另一方面还有政策引导——饿了么、美团这类新经济平台吸纳就业的社会失业缓冲阀的作用外,实际上互联网平台提供的临时就业岗位,成了当下重要的“零工经济”。

零工下的劳动者无论是个人安全还是合法权益都容易遭受侵害,作为社会原子化的就业个体,他们需要的法律保障往往更多。

在欧美社会,应对系统问题除了有成熟的工会组织之外,还有者和政策研究者建议,在法律上增加第三类工作者,即“独立工作者”或“从属临时工”,以此作为全职员工和临时工之间的过渡类别。

这类工作者虽然不能享受传统员工全部的福利保护,但是可以部分享受。这种方法已经在加拿大、德国和西班牙得到了测试和验证。

2015年12月,西雅图市议会投票赋予了Uber和Lyft司机集体谈判权。后来美国加州出台法案,涉及保护通过按需平台工作的独立临时工。目的在于阻止雇主从全职员工和临时工的分类中套利来改善零工劳动力市场,并且支持工作者选择如何工作。

饿了么、盒马在疫情期间“员工共享”模式是一种探索,如果能够以更日常、更成熟、更体系化的方式出现,可能会把国内“零工经济”进一步规范化。

04

所谓“没有外卖骑手看过那篇刷屏爆文”,“同情外卖小哥是一种中产式的傲慢”,“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显然是一种缺乏人文关怀、漠视社会问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每一个人都需要在工作中得到尊严感、安全感和价值感。为外卖小哥争取利益,也是在为所谓的中产白领争取合法利益。

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下,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中产白领,都是同一片阳光下的劳动者,都受到法律制度和社会观念的保护。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可以自全。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敲响。

05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泽伊内普·托恩(Zeynep Ton)在其《理想用人策略》中提到:

一份好工作会有“体面的工资、体面的福利和稳定的工作时间”,“员工能够良好表现,并在工作中找到意义和尊严”。

饿了么和美团都可以看看曾经的亨利·福特,一个在技术革命中试图在企业效率和劳动尊严之间努力寻找平衡的企业家。

曾经的福特汽车用模块化生产的T型车把产业革命推上了巅峰,流水线生产如同今天的算法一般成为了所有企业的效仿对象。

当时美国工业界流行的理念是,扩大生产规模,雇佣更多的工人,无止境的提高工人的工作时间,并且尽量压缩工人的薪资,这样企业赚取的利润便会更多。

和其他企业不同的是,福特所思考的是一整套“系统”问题,这些问题和社会制度、工资与福利、慈善事业、机器与人的关系相关。

在1914年宣布实行8小时工作制,并大幅提高劳工工资,从0.5-1美元每天提高到5美元,顶峰时期达到6美元。

高工资配套的制度还有高福利,享有福利的条件是——负担家庭生活的已婚男人,以及“生活节俭”的单身男人和抚养亲戚的妇女。

用亨利·福特本人的话来说就是,“把苦役从劳动中清除出去”。

这样的企业家远比一个危机时24小时远离饭否,在财报会议中以冷血姿态向投资人展示“外卖骑手成本降低促进利润增长”“每单配送成本降低”的企业家更有思考力。

优秀和伟大之间,还需要一些主动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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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理人 | 吴俊宇 公众号 | 深几度

前南都、中国经营报记者,关心技术、文化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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