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观察

先Easy,再Hard,科兴神话难再续

 

采写/万天南

遍地都是“小阳人”。

近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副主任冯子健预估,“最终可能80%-90%的中国人,都会经历感染。”

12月29日晚,知名流行病专家曾光教授感叹,没料到国内第一波疫情如此来势汹汹,北京的感染率可能超过80%以上,甚至更高。

新冠疫情,既是世人的罹难,也是造富的风口。

高居印钞机天花板的王者,在美国是辉瑞集团,在中国是科兴生物。

2021年,辉瑞旗下的新冠疫苗Comirnaty和口服新冠药物Paxlovid,为其累计贡献了444亿美元的营收。

尤其是Comirnaty,上市首年,销售额高达367.8亿美元,成就有史以来最为赚钱的“新药王”。

在中国,造富天花板则是科兴生物。

2021年,科兴销售额折合1280.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691.6%。

 

净利润更是逼近千亿,高达956亿元人民币,达到此前5年净利润总和的百倍以上。

科兴“氪金”能力有多强?不妨横向类比一下,逼近华为,超过了头部央企两桶油,相当于9个百度,12个拼多多。

而在《财富》中国500强榜单上,科兴生物更是以接近92%的成绩单,拿下净资产收益率(ROE)的冠军。

可是,三年来,即便有超过5亿人接种了科兴疫苗,但现阶段国内疫情仍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引发了对疫苗接种有效性的质疑。

其实,专家的意见相当一致,面对变异毒株,普及疫苗加强针,才是科学共识。

而在未来新一波的疫苗接种潮中,科兴生物还能继续得到大众信任,续写一年赚千亿的神话吗?

异源接种,疫苗变轨

三年来,科兴成为最大赢家,凭什么?

跑得快——科兴的疫苗路线,选择了技术门槛较低的“Easy”模式。

为了提高成功率,在新冠疫苗研发上,中国的策略是多路并进,同时布局了5条技术路线,包括灭活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重组蛋白疫苗、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和核酸疫苗(DNA/mRNA)。

科兴之所以All in 灭活疫苗路线,原因有二。

其一,研发难度小,灭活疫苗作为最传统、最常用的疫苗制备技术之一,技术门槛较低。

其二,这是科兴的“老本行”。

科兴多年专注“灭活”,曾先后研制出全球第一支SARS冠状病毒灭活疫苗(完成I期临床研究)、中国第一支大流行流感(H5N1)疫苗,以及全球第一支甲型H1N1流感疫苗。

门槛较低,技术成熟,又是“老本行”,科兴得以捷足先登。到了2021年2月5月,其新冠疫苗就获批上市,成为最早获批的先行者。

不过,灭活疫苗虽然门槛低,其短板也如影随形。

中泰证券曾在一份研报中,详细比较了几条技术路线的优势劣势,得出的结论如下,灭活疫苗的优势在于成本低,制备工艺简单,缺点在于安全成分性低,成分不明确,仅有预防性,没有治疗性。

 

靠着“Easy”模式,抢得先机的科兴,其疫苗产品的短板,逐渐显山露水。

由新加坡国家传染病中心主任梁玉心教授牵头的一项研究显示,科兴疫苗接种者感染新冠的概率,是辉瑞疫苗的2.37倍,且感染患者转重症的概率是辉瑞疫苗接种者的五倍多。

这一研究样本量极大,覆盖了300万已注射完两针疫苗的20岁以上人群,因此极具价值。

不止新加坡,2022年10月,香港大学医学院在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正式刊发了一篇mRNA疫苗与科兴灭活疫苗的对比研究。

这项研究,纳入了第五轮疫情的约100万名新冠患者。结果显示,打完三针科兴在60岁以下人群预防有效率为51%,而mRNA疫苗在所有年龄段都有效率达到70%以上。

此外,两针mRNA疫苗与三剂科兴灭活疫苗效果接近,而打完三针疫苗起码要耗时半年,在起效时间上大打折扣。

另据智利相关机构的初步数据,接种过两针科兴疫苗后又接种了第三针辉瑞mRNA疫苗的人的感染风险,降低幅度为95%。相比之下,接受科兴疫苗作为第三针的人的感染风险,降低幅度为71%。

多个独立数据交叉验证,灭活疫苗的综合表现欠佳。

先Easy,再Hard,成为了科兴灭活疫苗难以逃脱的宿命——早期,疫苗严重短缺时,抢得先机的科兴疫苗,满足了救急之用。

但后期随着玩家增多,产能大涨,在有效性、安全性上不占优势的科兴灭活疫苗,未必再是最优项。

科兴疫苗遭遇的更大挑战,则是“异源接种”。

今年12月,钟南山教授和张文宏教授等多位知名专家均建议,为了提高疫苗效力,接种第三针加强针时,大众最好选择异源接种。

所谓“异源接种”,简单来说,就是接种的多针疫苗,不是同一种技术路线。

比如,如果一个人此前接种的三针新冠疫苗都是灭活疫苗,无论是否来自同厂家,都是同源接种。如果前两针接种的是灭活疫苗,第三针加强针接种的是腺病毒载体疫苗、重组亚单位疫苗、mRNA疫苗,就属于异源接种。

而据统计显示,在中国,灭活疫苗接种率最高。有数据显示,接种三针科兴疫苗的人数5.56亿人,占比约78%。

基于“异源接种”的理念,接下来的第四针,大部分接种者,必然要避开灭活疫苗,避开科兴,其存量优势反而成了包袱。

比如,据钟南山院士透露,接种两针灭活疫苗3—6个月后,接种腺病毒载体疫苗加强,抗体会升高约200倍。

综上,于科兴而言,无论是综合效果,还是基于异源接种的思路,接下来,科兴神话,都难再续。

竞争加剧,主场变客场

疫苗上半场拼速度,下半场拼效果——而科兴的灭活疫苗,胜在速度,却未必能赢在效果。

当下,对于新冠疫苗的海量需求,依然存在。

无论是张文宏,还是钟南山,相继呼吁大众未来开展第四针疫苗接种。

根据张文宏的解释,目前国内人群接种的第一批次疫苗来自于原始病毒株,如今,病毒经过多次变异,疫苗的保护效果越来越弱,很难阻止新冠病毒的再次感染,因此,未来还要普及加强针。

需求仍在,但新冠疫苗的供需结构,却发生了根本性变革。

疫苗爆发之初,新冠疫苗短缺,主要拼“速度”,科兴先发占位。

如今,赛道拥挤,玩家众多,产能过剩,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

制药巨头强生公司,就因为判断新冠疫苗产能过剩,暂停了对疫苗全年销售额的预期。

到了10月,因为美国新冠疫苗过剩,一家疫苗企业取消订单,而损失了1.85亿美元

疫苗企业,要开始拼“效果”了。

目前,国内有近20家企业涉足新冠疫苗。

其中,与辉瑞Comirnaty路线一致,综合效果更优的mRNA赛道,也分外拥挤。

根据《财经故事荟》统计,入局者包括沃森生物、艾博生物、艾美生物、斯微生物、康希诺生物、石药集团、嘉晨西海、欧林生物、复星医药、天境、康泰等等。

一旦上述企业的产品如期上市,接下来的加强针接种中,mRNA疫苗等很可能会接棒灭活等传统疫苗,担当主力。

mRNA疫苗作为最前沿的第三代疫苗,尽管在中国基础研究不算成熟,但业界公认,其医学价值更高,是对灭活等传统疫苗的降维打击。

其一,不带有病毒成分,没有感染风险。

灭活疫苗是通过注射完整的被杀死的病毒副本,使其无法复制而不引发疾病。

相比传统的灭活疫苗、减毒活疫苗,mRNA新冠疫苗中不含有完整的病毒,故不存在感染风险。

其二,mRNA疫苗具有双重免疫机制,免疫原性强,不需要佐剂。

传统疫苗研发过程中,常常需要添加佐剂来增加疫苗的免疫原性。

然而,佐剂利弊兼有,增加疫苗疗效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安全性问题,增加了潜在的毒副作用。

而mRNA新冠疫苗的作用机制,则完全不同,既可诱导人体产生体液免疫,又可引发人体产生细胞免疫,具有双重免疫作用,如此一来,可以提高效免疫原性,同时具有长效持续性。

 

其三,在捕猎变异毒株上,mRNA疫苗优势明显。

mRNA疫苗能将精确修饰的mRNA分子,送入人体细胞质,指挥细胞质内的核苷酸,生成所需蛋白质。因此,理论上,技术可以对抗所有基于蛋白质的疾病——包括新冠病毒与其各个变异毒株。

当然,mRNA疫苗虽然优势明显,但研发难度大,技术门槛高。

复盘1986年至2020年核酸疫苗专利申请数据,不难发现,全球mRNA疫苗的专利数量寥寥可数,年专利数量,一直徘徊在100个之下。

不过,一旦掌握了其基础技术,包括mRNA、DNA在内的核酸疫苗,其研发进度更快,且生产周期短至40天。

生产周期短的好处在于,可以快速响应病毒变异,满足大众海量需求。

成于灭活,困于灭活。在疫苗接种的上半场,科兴凭借先发速度优势,可以轻松取胜,也为中国抗疫立下汗马功劳,但在下半场的供给侧改革中,主场切换,成了科兴的客场。

20年历劫,一年升天

在这波新冠疫情中,“赚麻了”的科兴,其实命运多舛,并没有一直赢。

专注灭活的科兴,过去曾多次与疫情“擦身而过”。

2003年非典时期,科兴曾是疫苗研发的主导者之一,结果疫苗产品刚研发成功,非典疫情却在中国宣告结束。

到了2009年H1N1流感,以及2013年H7N9高致病性禽流感出现之后,类似一幕再次上演,两次疫情匆匆结束,科兴疫苗同样没来得及上场效力。

因此,直到2019年新冠疫情之前,科兴的业绩,相对乏善可陈,拿的出手的常规疫苗产品,也只有甲肝疫苗等,屈指可数。

不过,业绩虽然不好,但科兴的“故事”却相当精彩。

成为新冠疫苗氪金王之前,科兴最大的“名声”,来自实控权大战。

曾经的科兴投资人、大股东潘爱华,与当下科兴生物的实控人尹卫东之间,已经酣战多年。

为此,在美国上市的科兴生物(SVA),被迫于2019年停盘,直到今日,科兴依然没有复牌。

为了与反目成仇的潘爱华方前行切割,在布局新冠疫苗时,科兴特意成立了独立的公司。

双方激战的最新剧情,发生在今年12月8日。

潘爱华一方的未名医药发布公告称,已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散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且案件已被受理。

激战还牵出了科兴的行贿丑闻。

2018年,潘爱华联手北京科兴原监事长罗德顺,举报北京科兴总经理尹卫东涉嫌行贿、职务侵占以及涉嫌身份造假等。

虽然上述举报,至今未在法律层面,对科兴造成任何显性困扰,但尹卫东本人却被打得措手不及。

此前,尹本人曾担任北京市海淀区人大常委委员、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席和北京市政协委员,举报信之后,尹卫东低调行事,辞去了后两项职务。

上述举报,虽有泄愤之嫌,但并非完全空穴来风。

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其有所披露,比如通过行贿,加快取得疫苗产品审批等等,贿赂医护人员,提高渠道销量等等。

对于科兴而言,当时“做低伏小”,其实和其实力也息息相关——科兴的产品只是同质化的可选项,而非必选项,并无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因此只能铤而走险。

这与其在新冠疫苗短缺之下,一时手握主动权完全不同。

如今,在新冠疫情风口过去之后,科兴再次失去了绝对话语权。

其实,科兴对此应该也有所预料。

今年5月,去年净利润900多亿的科兴,却身陷裁员、扣押年终奖、减少辞退赔偿金等传闻。

裁员的主体北京科兴中维,作为科兴生物控股的公司,正是科兴新冠灭活疫苗克尔来福的研发和生产主体。有员工透露,裁员涉及七成员工。

或许,彼时,科兴就已经意识到,属于它的900亿传奇,注定不可持续了。

相比国内布局第三代核酸疫苗的玩家,多年专注灭活的科兴,本质上是一家追求“稳妥”、活在当下的保守公司

专注传统的灭活,还是All in 新兴的mRNA,战略分野,是选择当下,还是押注未来。

当科兴赚得近千亿利润时,直到如今,mRNA国产疫苗还没有一家拿到上市批文。

它们对于当下的失守,某种程度上可能因为押注了未来。

而在短暂的“升仙成王”之后,面对灭活疫苗有效性争议和需求缩量,以及纠缠不休的控制权权大战等,科兴可能又一次踏入了“历劫”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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