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信息时代，数字经济作为新的经济体系，目前正成为各行各业关注的目标，在世界格局与大国竞争方面，数字经济也因为具备跨行业、跨地域、跨领域等特征而逐.渐成为新的国际竞争点。
这是因为，数字经济较之蒸汽机、电力、计算机等工业革命时代而言，其有着更高效率的生产要素特征，对于提振产业迭变、经济规模增长有着不可估量的变量作用，因此也有媒体认为数字经济是新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这种认同也并非空穴来风，在目前的国际竞争与较量中，就已有不少国家将发展数字经济当成国家战略规划，其中一些国家甚至还将发展数字经济当成国家发展的阶段目标。
德国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在其2021年11月由德国联邦经济与能源部发布的《数字主权——现状总结和行动领域》报告中，其就对数字经济产业的未来作了详细规划与认知布局——这份报告显示，德国有意在企业硬件/基础设施、软件/应用、人工智能、IT安全、数字平台和数据等方面逐渐减少对非欧洲国家的依赖，这篇非欧洲国家中，中国和美国是其中两个较为重要的国家渠道。
这份报告开启了数字经济作为国际竞争标志的新篇章，也昭示了数字经济在未来国际格局中将承担的重要角色。
数字经济“割裂”国际竞争
2023年5月，乌镇数字文明研究院、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数字治理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等机构联合发起的中德“数字互信”专家研讨会在北京乌镇两地线上线下同时举办，大会出了围绕中德“数字互信”面临的挑战和对策展开深入探究、系统性的将中德“数字互信”问题呈现在公众视角里之外，还推出了《大国数字互信系列之中德“数字互信”挑战和对策》报告（下文简称《中德数字互信》）。
这份报告清晰地指出，在以往的经济合作中，中德一度保持着良好、密切的合作方式，在过去数年时间里，双方相互在政治、经济等众多领域实现了紧密合作，并通过大量对话机制进行的定期高层政策协调等昂视，带来了贸易关系、投资、环境合作，以及来自文化和科学领域的合作。在这些合作经历中，双方都在各方面取得了良好的合作成果。
在这个合作过程中，中方对德方一直保持高信任度方式，尤其在企业发展方面，德方企业已深入中国国民经济一系列关键领域。但随着世界经济体系的变化，中德双方的合作开始出现不信任的苗头，其中由德国绿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达成了联合执政协议后组成的新一轮政府团体，对中德双方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反制措施。
除了禁售或高难度要求OPPO、vivo手机等中企品牌外，德方还对涉及数字经济体系的其他行业展开了大手笔动作，比如2023年3月，德国主管部门要求德国网络运营商对所有已安装在网络中的关键部件进行检查；3月9日，多家媒体报道德国计划禁止使用华为的5G设备及部件。除此之外，德方还考虑限制对华出口用于制造半导体的化学品——这将切断中国获得先进半导体生产所需商品和服务管道，届时默克（Merck KGaA）、化工巨头巴斯夫（BASF SE）等德国公司将不能向中国出售部分半导体化学品。
不同的招数，相同的理由。
而德方之所以对中方采取从密切合作到反制、对抗的单行道，《中德数字互信》明确指出这是德方针对中国的战略政策升级，究其原因，中国近年来在信息技术、产业经济等方面的高速发展，以及让包括德方在内的一些欧美国家对中国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感。在这些国家眼中，中国将是其不可忽略的“系统性竞争对手”，因此最大限度地改变德国经济对中国日益增强的依赖，也因此成为德国政府的重要考量因素，这其中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增强经济弹性的干预措施，便是最明显的体现。
德方针对中方进行的经济干预举措，已经超出正常的商业竞争防御范畴，在《中德数字互信》枚举的德方为此推出的政策中，德国政府以中国投资影响国家安全为由修订了《外国投资监管条例》，将监管审查的股权比例从25 %降至10 %的举措尤为明显，这一举措的推出，也意味着中欧双边关系在政治、经济、战略安全等领域出现不同程度的摩擦、竞争和对抗。
这对于全球经济体系正在全力推进数字经济体系的节奏而言，无疑是一个对双方都有百害而无一利的错误选择。尤其是德方近两年受国与国间数字化转型竞赛影响，试图通过此举与中国割裂经济联系、产业合作的方式，也全方面透露德国在数字经济战略方面的短视——其目前着意于推动数字主权上的“去中国化”战略，只能中国及德国两国的数字化转型进程带来巨大隐患。
“相互脱钩”阻滞数字经济产业
基于新的世界格局与千变万化的经济体系，德方想方设法与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相互脱钩”，这种设想不仅毫无科学依据，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德国在数字经济领域方面缺乏深入的认知与对中国的信任。
中国拥有广袤的前景市场及充沛的劳动力，这对于缺少市场前景和人力资源的欧美市场而言，中国市场才是数字经济大展宏图的不二之选。根据《中德数字互信》的调研报告显示，目前在“数字经济驱动下，中国市场为全球企业在数字化领域提供了万亿发展空间，德国企业在核心软件和工业装备和器件上具备优势地位，中国是德国企业不可或缺的市场。”
而且，《中德数字互信》的调研报告还显示，在目前的数字经济领域，中德的数字互嵌存在着显著的不对称关系，比如在华的德企经营业务方面，很多业务分支已经深入到中国的国民经济领域，但中国却一直秉承开放、便利、友好、包容的营商环境为在华德企提供了稳定的、值得信赖的投资选择。而相反地，中企在德国的数字经济领域的技术和产品除了华为5G、联想PC和移动终端等少数领域外，并无多少领域进入德国市场。
《中德数字互信》的调研报告显示，目前德国软件厂商SAP在中国ERP市场占据龙头地位。在中国市场上，包括中石油、中石化、国家电网、中国商飞等大量营收规模超过1000亿人民币为基准线的超大型企业均是其客户，而其在中国市场年收入则超过70亿人民币之巨。在市场潜力方面，SAP还建立了千亿级存量市场，从中收取的软件年费占比高达60%以上，成为其在华软件收入的核心组成部分和主要利润来源。
《中德数字互信》的调研报告还显示，在CAD领域，西门子在中国CAD与CAE软件产品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市场份额均为第二（16%左右）。而在PLM软件系统领域，西门子在中国市场份额占比第一，超过20%。除此之外，汽车和工业功率器件、芯片卡和安全应用等提供半导体和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英飞凌2022年度在大中华区(含港澳台)的营收达到52.5亿欧元（370亿元)、占其总营收比例37%，超过在美(13%)德(11%)日(10%)营收之和。在交通出行方面，博世中国汽车与智能交通技术业务2022年在华销售额达到约1036亿人民币（约146亿欧元），同比增长约7%；另外，《中德数字互信》的报告还嫌德系车在中国市场占有率为25%左右。大众、奔驰和宝马在华销量占公司整体的30-40%。
从上面枚举的案例来看，不难看出在这场以数字经济为核心的双方市场方面，德国在中国市场上收获的经济价值远远胜过中国企业在德国收获的价值，中国开放、广袤、多元、公正的市场环境及营商政策，正是德国企业在数字经济拓展、全球新格局战略下的不二之选。但如果德国在这样占尽利好红利的情况下试图与中国市场“相互脱钩”，此举无疑将直接伤害德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事实上，中国市场的营商环境不仅仅是德国企业的最佳选择，即便放眼全球领域，中国的营商环境和市场前景也是所有着力数字经济体系的国家和企业的最佳选择——在由世界银行推出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中，中国市场的营商环境已从全球排名从2013年的第96位上升至第31位。结合德国在中国市场上的数字经济回报价值与世界银行推出的排名机构来看，中国的规模化市场、多元化文化、包容性创新等等特色都将为德企提供发展机会、为创新技术提供落地生根的土壤。
“相携并进”应成数字经济的新载体
近年来，随着世界新格局的形成和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等元素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对数字经济有了全新的认识，在维护国家利益与市场保护方面，这些国家都不约而同地将数字经济视作为科技强国、振兴数字经济的首选。同时，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型技术的趋势下，很多国家也开始将数字经济视作为其不可或缺的“数字主权”，并试图在新的世界格局与体系中构建自我封闭的堡垒、试图与外界隔离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争夺数字主权价值、构建贸易堡垒、孤立与世界的联系等等状况，也因此逐渐成为这些国家的自发选择。
但这种恪守“一亩三分田”的做法，早就被历史证明是不可取的小农经济眼光。从当今的世界格局来看，无数秉承开放、合作、创新的国家都已在繁荣富强方面进入到了新节点，而恪守封闭、落后、孤立的思想体系，只能让自身孤首在信息茧房甚至被世界抛弃。
而且，如果将数字主权抬升到超越数字经济的范畴，这对于发展真正的数字经济毫无价值。
从《2022年数字经济与社会指数》报告一文来看，数字经济价值对于德国等欧美国家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在这份报告中，数字经济在德国的国民经济中占其GDP的60%以上，成为重要的经济主导地位，而德国数字化发展程度在欧盟27国中位列第4名，远超其他一些国家发展水平。这就意味着，如果德国率先与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展开“相互脱钩”的的举动，直接结果也将无疑率先影响德国在数字经济领域方面的发展。
世界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当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就可能在两周后的美国德克萨斯引起一场龙卷风时，德国在数字经济领域与中国“相互脱钩”的举动，也无疑将引发不可估量的后果，而德国在这其中也自然无法独善其身。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已经对欧盟与中国“脱钩”的后果进行了推演，其结果显示一旦欧盟选择与中国“脱钩”，按照2021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计算的话，德国届时将每年损失360亿欧元。同时，德国伊弗经济研究所（Ifo）公布的数据也显示，德国如果与中国实现完全脱钩的话，德国GDP将损失10%；而如果中国与欧盟爆发贸易战并且中国采取反制措施的话，德国承受的经济损失将是英国脱欧的六倍。
此类案例，不胜枚举。
从这些不同视角和维度的结论来看，在当今的世界新格局中，“相携并进”或可能才是数字经济的新载体，参与其中的每个国家和企业、甚至个体，只有在这种理念下精密合作、开放创新，才有可能会在数字经济领域开创全新局面。而如果动辄采取“相互脱钩”的策略，一定程度上只能给自身带来数字经济领域的阻滞甚至倒退。
《中德数字互信》报告也指出，全新的世界格局体系中，数字经济是不同经济体之间合作的契机，在数字化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不同经济体对数字主权有充分认知，对开放创新有全新理解，这或许才能促进参与经济体在国际竞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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