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国内这个VC发展和硅谷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我拿几个事情来说,联想投资有些东西是变了,有些东西是没变,从联想本身一直强调的这些求实、进取,以人为本,以人为本这几条,所谓的文化没有太大的变化,基本上没什么变化,但是有些形式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2003年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一期基金。
到了年底,二期基金是7500万美元。那个时候是要求打卡的,每个人上班都要打卡,我也一样。上班打卡,其实我很不愉悦,不是特高兴这个事,你要不打卡,得写清理由,一条一条。在其实发生了变化实行了弹性工作制,也与VC这个性质相适应,我觉得这是一条。
另外还有一条,在那个时点上,其实大家有一点点关注于这个项目是不是死掉了,死掉了之后,感觉到压力极大,后来不是说现在说死掉了就无所谓,不是这个意思,只是现在的心态变成了,我们有死掉的项目,但是我们更追求成功的项目,这些死掉的项目,这些不好的项目,就是成功的那些项目的代价,这个思路,思维方式发生很大的转变。我觉得非常科学的,这一条是与什么有关系呢?是与过去非常大的一个,我们曾经引进过一些VP和投资助理,来了之后,我跟他聊,他说投不投好项目咱们不说,咱们不能把项目都投死。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应该说死项目是可以的,但是是不是能够有好项目出来?这对王建庆刚才说的,对风险的容忍度。联想投资我们会进一步扩大风险率,往前还要走,那可能这个风险可能更大了,但是我们追求更好的项目。这是刚才说的变化的事情。
还有刚才说文化不变,还有一些事情,比如说这个决策体制,其实在中国这个VC的行当里边,决策是很复杂的,各家都不是特别一样,有一个朋友因为出了一些事就问我,在中国这个体制下,是不是必须有一个老大,老大认为这个项目OK,这个项目才能行呢?我说这事在联想还真不是这样的,确实不是这样的,包括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总裁朱立南也不是。风险投资这个行当各自发挥各自的优势,承认另一个合伙人比你懂得更多,在另一方面互补的精神。
我觉得这个还是很不容易的,所谓集体决策,团队致胜,这一条真是这样的东西,而且是有约束的。我来了在联想投资工作六年多的时间,还真是没有看到过哪位同志拍案而起,说这个事情非要说了算,很少。有,你可以,但是你只能决定你自己那一部分分数,那别人有其他的权利。所以你刚才问我的问题总结下来就是说,有一些确实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形式上很多,实质的内容上,这种学习的精神,这种民主决策的体制,互相信任的这样的一个团队,这个是一直传承下来的,没有太大的变化。基本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联想投资确实从2001年我们3500万美元的基金到了第四季基金去年募集完毕的,在管基金7亿美元,一级基金内部收益率基本上是25%左右,二期基金应该比这个还好,也就是一期基金总体3.5倍,二期基金比这个倍数还要高一些,取得了这些成绩与一些要素有关系,一个就是团队里边的决策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
一种学习的精神,像德鲁克所说的,今天是一个知识型的社会,需要更多的风险投资这样的行当,需要更多的知识人才的参与,而知识人才又需要不断的学习,所以学习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情景。在学习过程中也总结出了刚才志斌所问的问题,比如说“事为先,人为重”这样的事情,这是什么样的情形呢?其实在硅谷大家都知道,一般谈起来就像造房子一样,位置位置还是位置,人、人还是人,我们提出的 “事为先,人为重”,为什么不就直接提人就行了呢?过去讲好人好事,一个重,一个先,啥意思,这里头有这么几个要点,等会儿王建庆可以补充,一个是显然你在中国要做事情,它要强调一件事情,是和人之间的匹配,这个人很能干,一个医生做手术很专业,那你写作不一定很专业,人家写了专栏不一定很好,或者说你让他手术干其他事了也不行,他得干手术这件事情,他有积累,所以讲究匹配,这个层次里讲“事为先,人为重”是有一个匹配的概念在里头。这个非常重要。
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在中国这种情况下,我们有时候会想到说,你首先还是要看到一个大的行业,我们讲就是历史成就英雄,还是英雄创造历史,这两个相辅相成,但是首先你看到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出现了英雄,我们也说,在一定行业背景下和一定的中国的机遇情况下,你选对了合适的行当,至少这个大方向你差不太多,这就是我们说你要把这个事有一个范围。
在有这样的情况下,人就成为了极其极其重要的因素,所以谈这件事情,我们谈到了,一、互相匹配。第二、行业非常重要,这个事情本身实际上所锁定的范围是首先你得考虑的事情。在这样的几个情况下,人是最关键的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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