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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肖华 发自南非德班、北京
为了让人少吸烟，把“腐烂的肺”等警示图片印在烟盒上，并且全面禁止任何形式的烟草广告、促销与赞助，禁止烟草行业干预政府政策。这是中国在最近一次国际控烟大会上艰难接受的控烟公约三条新准则。
但是，国内长期从烟草中受惠的中央税收与部分地方经济，能因此与烟草脱敏吗？在专卖制下的中国烟草，能做到不去干预政府的公共卫生政策吗？
腐烂的肺、发黑的嘴、浑身插满输液管的婴儿……从明年1月9日开始，这些弥漫着死亡气息的警示图片将出现在全世界的烟盒上，以警示吸烟者。
这是11月17-22日，全球130多个国家在南非德班的国际控烟大会上艰难通过的重要标准之一。会议还通过了另两个实施标准：全面禁止任何形式的烟草广告、促销与赞助；禁止烟草行业干预政府政策。这三条实施标准已被各国的烟草控制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其中烟盒警语最为直接，而禁止烟草行业干预政府则最为根本。
但对中国来说，同意这三个准则却颇费周折。因为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烟草种植国、第一大消费国并实行着世界上唯一一个烟草国有专卖体制。一位中国代表团的发言人在会上感慨：“对我来说这像是经历一种酷刑。”
这是《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第三次缔约方会议。中国在2003年签署该公约，2006年1月正式生效。在此期间，中国作为烟民最大国的政府表现一直受到国际认可，在泰国会议上还曾担任过主席。不过随着谈判不断深入，公约触及更多深层问题，中国尽管在最后接受了本次会议讨论的三条实施标准，但履行仍会困难重重。
11月24日，上海卷烟厂在媒体显要位置刊登声明，通知烟民其旗下品牌近日将改变包装。国内各卷烟厂近日都将纷纷刊载类似声明。但南方周末记者从多家烟草公司获悉，出于对销售的担心，他们的新烟盒目前依然不打算印刷警示图。
中国控烟难在何处？
“如果失去烟草，中国拿什么替代烟草税收”
没有一种商品，像烟草这样既能致命又被允许四处种植与贩卖，这被称为烟草工业的“原罪”。
科学证明烟草中所含的尼古丁会让消费者上瘾，而各国的烟草历史则证明它也会让种植、贩卖甚至一切能从中取得财富的人“上瘾”。中国农民李盛平就是受益者之一。
52岁的李盛平是湖南省浏阳市龙伏乡人，自从10年前开始为长沙卷烟厂种植烟叶后，他再也离不开这种大叶植物。
去年，李盛平家种了16亩烟叶，纯收入3万多元，是种植水稻收入的10倍以上。而收完烟叶，夫妻俩还能赶上再种一季晚稻。
在烟草公司与地方政府的精心组织下，从种植到收购，烟农都“备受呵护”。一位长年研究农业的著名学者曾经感慨：“烟草是中国农业中规模化程度最高、效率最高的，如果都能做到烟草这样，中国农业跟中国农民都不用发愁了。”
但毫无疑问，烟草公司才是最大的获益者之一。连续数年，烟草业都跻身于十大暴利行业之中。
另一个世界公认的获益者则是政府。从4个世纪前英国发现烟草这个新兴商业明星能带来源源不断的税收收入开始，烟草就成为了课税最重的一种消费品。
在中国，烟农每种植一亩烟叶，就必须要上交20%的农业税。加上烟草销售环节征收的计算复杂的各种形式的课税，卷烟的综合税率约在40%左右（为了控制烟草，西方国家通常实行60%—70%的高税率）。
烟草工业每年为中央财政贡献的税收超过1000亿元，尽管近年占整体税收的比重有所下降，但依然占7%左右。
为地方政府所作的贡献更大。烟草税收支撑了烟草第一大省云南财政的48.8%，第二大省湖南的28.9%。再细分到一些地市，烟草甚至成为绝对支撑，贡献了财政收入的六七成。
在这些地方的村舍屋间，处处刷着大幅标语“种烟致富”、“少生孩子，多种烟”。
“如果失去烟草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烟草公司人士反问，“中国拿什么替代烟草税收？拿什么让农民脱贫致富？”
谁来替代经济上的尼古丁？这是在控烟的国际潮流之下，治疗中国经济“烟瘾”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为了让人少吸烟，把“腐烂的肺”等警示图片印在烟盒上，并且全面禁止任何形式的烟草广告、促销与赞助，禁止烟草行业干预政府政策。这是中国在最近一次国际控烟大会上艰难接受的控烟公约三条新准则。
但是，国内长期从烟草中受惠的中央税收与部分地方经济，能因此与烟草脱敏吗？在专卖制下的中国烟草，能做到不去干预政府的公共卫生政策吗？
腐烂的肺、发黑的嘴、浑身插满输液管的婴儿……从明年1月9日开始，这些弥漫着死亡气息的警示图片将出现在全世界的烟盒上，以警示吸烟者。
这是11月17-22日，全球130多个国家在南非德班的国际控烟大会上艰难通过的重要标准之一。会议还通过了另两个实施标准：全面禁止任何形式的烟草广告、促销与赞助；禁止烟草行业干预政府政策。这三条实施标准已被各国的烟草控制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其中烟盒警语最为直接，而禁止烟草行业干预政府则最为根本。
但对中国来说，同意这三个准则却颇费周折。因为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烟草种植国、第一大消费国并实行着世界上唯一一个烟草国有专卖体制。一位中国代表团的发言人在会上感慨：“对我来说这像是经历一种酷刑。”
这是《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第三次缔约方会议。中国在2003年签署该公约，2006年1月正式生效。在此期间，中国作为烟民最大国的政府表现一直受到国际认可，在泰国会议上还曾担任过主席。不过随着谈判不断深入，公约触及更多深层问题，中国尽管在最后接受了本次会议讨论的三条实施标准，但履行仍会困难重重。
11月24日，上海卷烟厂在媒体显要位置刊登声明，通知烟民其旗下品牌近日将改变包装。国内各卷烟厂近日都将纷纷刊载类似声明。但南方周末记者从多家烟草公司获悉，出于对销售的担心，他们的新烟盒目前依然不打算印刷警示图。
中国控烟难在何处？
“如果失去烟草，中国拿什么替代烟草税收”
没有一种商品，像烟草这样既能致命又被允许四处种植与贩卖，这被称为烟草工业的“原罪”。
科学证明烟草中所含的尼古丁会让消费者上瘾，而各国的烟草历史则证明它也会让种植、贩卖甚至一切能从中取得财富的人“上瘾”。中国农民李盛平就是受益者之一。
52岁的李盛平是湖南省浏阳市龙伏乡人，自从10年前开始为长沙卷烟厂种植烟叶后，他再也离不开这种大叶植物。
去年，李盛平家种了16亩烟叶，纯收入3万多元，是种植水稻收入的10倍以上。而收完烟叶，夫妻俩还能赶上再种一季晚稻。
在烟草公司与地方政府的精心组织下，从种植到收购，烟农都“备受呵护”。一位长年研究农业的著名学者曾经感慨：“烟草是中国农业中规模化程度最高、效率最高的，如果都能做到烟草这样，中国农业跟中国农民都不用发愁了。”
但毫无疑问，烟草公司才是最大的获益者之一。连续数年，烟草业都跻身于十大暴利行业之中。
另一个世界公认的获益者则是政府。从4个世纪前英国发现烟草这个新兴商业明星能带来源源不断的税收收入开始，烟草就成为了课税最重的一种消费品。
在中国，烟农每种植一亩烟叶，就必须要上交20%的农业税。加上烟草销售环节征收的计算复杂的各种形式的课税，卷烟的综合税率约在40%左右（为了控制烟草，西方国家通常实行60%—70%的高税率）。
烟草工业每年为中央财政贡献的税收超过1000亿元，尽管近年占整体税收的比重有所下降，但依然占7%左右。
为地方政府所作的贡献更大。烟草税收支撑了烟草第一大省云南财政的48.8%，第二大省湖南的28.9%。再细分到一些地市，烟草甚至成为绝对支撑，贡献了财政收入的六七成。
在这些地方的村舍屋间，处处刷着大幅标语“种烟致富”、“少生孩子，多种烟”。
“如果失去烟草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烟草公司人士反问，“中国拿什么替代烟草税收？拿什么让农民脱贫致富？”
谁来替代经济上的尼古丁？这是在控烟的国际潮流之下，治疗中国经济“烟瘾”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