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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洪其
作为"权贵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最大既得利益者，"权力超富"群体不但是官员财产公开改革的最大阻力，同时也是其他诸多领域改革的最大障碍---只要某些官员及其子女同时占据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双优势的格局不打破，包括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在内的许多改革，恐怕永远也不会自动到来。
在近日召开的全国政协十一届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中国财富的“集中度”问题受到高度关注。政协委员蔡继明援引一份由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部门联合完成的调查报告透露，截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超过5000万元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的有3220 人，后者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占超亿元富豪人数的91%。(《时代周报》6月25日)
对月收入从几百元到两三千元不等的普通老百姓而言，拥有超过5000万或超过1亿元的个人资产，几乎是一件不敢想像的事情。而今，中央权威部门完成的这份调查报告，不但披露了普通老百姓不敢想像的财富分布现状，而且还揭示了中国财富高度集中背后的惊人秘密———大量高干子女依仗其父辈的权力影响，通过在资源产业、垄断行业和资本市场的纵横捭阖和整合运作，迅速积累下了令人咋舌的巨额财富，组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超级富豪”俱乐部。于是人们看到了一幅意味深长的画面：左边，各地各级高级干部掌握着绝对多数的政治资源；右边，高干子女占据了“超级富豪”中的绝对多数席位。
虽然中央和地方一直有对官员子女的禁止性规定，如中央纪委曾下发关于“省(部)、地(厅)级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不准在该领导干部管辖的业务范围个人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的规定，有的地方规定“省、市两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在该领导干部任职地区不准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广告代理……等行业的经营活动”，但只要官员善于安排，总能利用权力为子女经商提供特殊的方便，带来超乎法律之上的庇护。正如上引调查报告所言，考证超级富豪中高干子女们的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更确切地讲，他们是一群有着超级权力背景的超级富豪，可以简称为“权力超富”。
看到“超亿元富豪中91%为高干子女”的消息，突然明白了一个此前始终不甚明了的问题：早在1988年，中央高层就提出过实行官员财产公开公示的方案，近年来众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奔走呼吁，要求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但有关方面一直强调说，实行官员财产公开的阻力太大，时机尚不成熟。为什么？因为按照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的要求，官员不但要申报和公开自己的工资收入，而且还要公开自己的房产、存款、投资收益等财产状况，以及配偶、子女的从业及财产状况。如果真要严格实行这项制度，占超级富豪人数91%的高干子女的高干父母们，就必须把他们的超级富豪子女的从业及财产状况一并申报、公开，如此一来，他们作为“权力超富”的秘密就要大白于天下，但他们的财富积累过程大多属于“绝对隐私”，能经得起公众的质疑和法律的审查吗？
也许，官员财产申报公开面临的阻力太大，最大的阻力就在这里，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公开的时机尚不成熟，最根本的原因也就在这里。事实上，作为“权贵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最大既得利益者，“权力超富” 群体不但是官员财产公开改革的最大阻力，同时也是其他诸多领域改革的最大障碍———只要某些官员及其超级富豪子女同时占据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双优势的格局不打破，包括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在内的许多改革，成熟的时机恐怕永远也不会自动到来。
“权力超富”再次警醒我们，只有坚定地走“以公开保障权利、以权利制约权力”之路，逐渐破除政治资源、经济资源被少数人垄断的失衡格局，才能看到改革成功的希望。
作为"权贵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最大既得利益者，"权力超富"群体不但是官员财产公开改革的最大阻力，同时也是其他诸多领域改革的最大障碍---只要某些官员及其子女同时占据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双优势的格局不打破，包括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在内的许多改革，恐怕永远也不会自动到来。
在近日召开的全国政协十一届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中国财富的“集中度”问题受到高度关注。政协委员蔡继明援引一份由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部门联合完成的调查报告透露，截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超过5000万元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的有3220 人，后者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占超亿元富豪人数的91%。(《时代周报》6月25日)
对月收入从几百元到两三千元不等的普通老百姓而言，拥有超过5000万或超过1亿元的个人资产，几乎是一件不敢想像的事情。而今，中央权威部门完成的这份调查报告，不但披露了普通老百姓不敢想像的财富分布现状，而且还揭示了中国财富高度集中背后的惊人秘密———大量高干子女依仗其父辈的权力影响，通过在资源产业、垄断行业和资本市场的纵横捭阖和整合运作，迅速积累下了令人咋舌的巨额财富，组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超级富豪”俱乐部。于是人们看到了一幅意味深长的画面：左边，各地各级高级干部掌握着绝对多数的政治资源；右边，高干子女占据了“超级富豪”中的绝对多数席位。
虽然中央和地方一直有对官员子女的禁止性规定，如中央纪委曾下发关于“省(部)、地(厅)级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不准在该领导干部管辖的业务范围个人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的规定，有的地方规定“省、市两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在该领导干部任职地区不准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广告代理……等行业的经营活动”，但只要官员善于安排，总能利用权力为子女经商提供特殊的方便，带来超乎法律之上的庇护。正如上引调查报告所言，考证超级富豪中高干子女们的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更确切地讲，他们是一群有着超级权力背景的超级富豪，可以简称为“权力超富”。
看到“超亿元富豪中91%为高干子女”的消息，突然明白了一个此前始终不甚明了的问题：早在1988年，中央高层就提出过实行官员财产公开公示的方案，近年来众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奔走呼吁，要求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但有关方面一直强调说，实行官员财产公开的阻力太大，时机尚不成熟。为什么？因为按照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的要求，官员不但要申报和公开自己的工资收入，而且还要公开自己的房产、存款、投资收益等财产状况，以及配偶、子女的从业及财产状况。如果真要严格实行这项制度，占超级富豪人数91%的高干子女的高干父母们，就必须把他们的超级富豪子女的从业及财产状况一并申报、公开，如此一来，他们作为“权力超富”的秘密就要大白于天下，但他们的财富积累过程大多属于“绝对隐私”，能经得起公众的质疑和法律的审查吗？
也许，官员财产申报公开面临的阻力太大，最大的阻力就在这里，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公开的时机尚不成熟，最根本的原因也就在这里。事实上，作为“权贵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最大既得利益者，“权力超富” 群体不但是官员财产公开改革的最大阻力，同时也是其他诸多领域改革的最大障碍———只要某些官员及其超级富豪子女同时占据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双优势的格局不打破，包括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在内的许多改革，成熟的时机恐怕永远也不会自动到来。
“权力超富”再次警醒我们，只有坚定地走“以公开保障权利、以权利制约权力”之路，逐渐破除政治资源、经济资源被少数人垄断的失衡格局，才能看到改革成功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