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乙肝疫苗和B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已经和上面的三重联合疫苗相结合，从而开发出一种包含五种活性成分的五重联合疫苗。GAVI同时提供单独疫 苗和五重联合疫苗，这已经使得新生儿乙肝疫苗的接种率达到68%，而B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在最贫困国家新生儿中的覆盖率达到了24%。
成本花费仍是个问题。今天，一整套这样的五重联合疫苗比三重联合疫苗的成本高出8美元。但是当制造商可以生产更多、且有更多竞争引入的话，成本 在未来一年里应该可以减半。这就是为什么全球健康社区的目标是到2015年，B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的覆盖率可以达到80%。到那时，每年在最贫穷的国家将 可挽回25万条生命，避免许多的苦痛和残疾的产生。
在这些疫苗工作取得进展的基础上，GAVI还将把两种已经在富裕国家使用的疫苗列入工作重点：一种针对会导致痢疾轮状病毒的疫苗，另一种是针对 肺炎球菌的疫苗。你可以从那个儿童期死亡图标上观察到，如果有新的疫苗将会发生多么巨大的影响。每年，轮状病毒疫苗可以挽救22.5万到32.5万人，而 肺炎球菌疫苗则可以挽救26.5万到40万生命。
在去年的年信里，我曾说我认为我们可以在六年内让一半以上需要轮状病毒疫苗的孩子都可以接种上。我仍然认为我们可以在未来五年内达到这个目标， 但是这工作要比我想象的难许多。很多国家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未曾添加任何一种新疫苗。难以置信的是，一些国家甚至没有一个决定是否应该增加一种新疫 苗的政策机制。在另一些国家，该机制只存在于纸面文件上，没有人记得谁是负责该工作的。我们在推广B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和乙肝疫苗时回避了这样的问题，是 因为创造了五重联合疫苗。但是，目前把轮状病毒疫苗及肺炎球菌疫苗和其他疫苗相复合还是无法实现的。此外，除非有特别的证据证明一种疾病在该国的负担特别 重大，国家通常对于是否增加一种昂贵的新疫苗心存犹豫。这一点不难理解。有时候，它们也会接受那些类似国家的数据，有时候则不会。
今年，基金会将帮助启动一种新方式，旨在鼓励大批量、低成本地提供肺炎球菌疫苗以满足贫穷国家的需要。这个方式叫做“预先市场承诺”，一组捐助 者将承诺15亿美元来帮助穷国支付疫苗费用。我们预计在该资金的激励下，制造商将比正常市场情况下更早地建立工厂来竞争该市场。在2010年，与生产制造 商的谈判将取得结果。我们相信这将带来重大影响，一方面，可以向人们展示该种疫苗能够以如何之快的速度到达那些贫穷的孩子手里；另一方面，怎样可以让这种 方式应用到其他药物领域。
疟疾
两年前，梅琳达和我曾挑战健康领域的专家们，建议设立一系列的目标以期最终消除疟疾。针对疟疾这种大范围泛滥的疾病，基金会已经资助了若干不同 类型的创新。在2005年，我们资助了一项中等风险程度的试点项目——在赞比亚进行尝试，让某个地区的多数人在防蚊处理的蚊帐里睡觉并且在房间内喷洒防虫 剂。这些发明被证实大幅度地降低了疟疾的产生。由于来自于个人(有些是通过教会组织以及“只要蚊帐组织”)、全球基金、富裕国家的捐赠，对蚊帐的使用有了 显著地增加。那些在近几年大范围使用这些干预手段的国家里，由疟疾引起的死亡数已经有了大幅下降：卢旺达下降了45%，赞比亚50%，柬埔寨50%，埃塞 俄比亚的厄立特里亚达到了80%。这些干预措施被迅速地推广，这无疑将带来巨大影响。
但是疟疾是一种特别棘手的疾病。目前的工具手段不足以彻底消灭它，所以我们还在资助一些新的中度和高度风险的创新项目。比如，我们在资助开发新 的可以用于蚊帐上的杀虫剂，因为某些蚊子已经开始对目前使用的药物产生耐药性。而且因为有些地区蚊帐并不为人所接受，我们也在投资开发新的室内杀虫剂—— 或许可以利用蜡烛或药物棒的形式。我们同时还在努力让现在使用的药物以及未来的新药更加便宜，因为我们知道寄生虫会对目前的治疗药物产生耐药性。
最后，如果要根除这种疾病，我们几乎毫无疑问地需要一种疟疾疫苗——而这也是我们在抗疟疾工作中所资助的最高风险的项目。关键是，研究者需要探 索许多不同的方案，这样即使一个失败了，还有其他一些机会存在。一个部分有效的疫苗备选方案RTS,S已经进入了第三步实验阶段，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其他的尝试尚处于早期阶段，不过看上去都很有希望。科学家们正在把其他一些疫苗方面的努力结合应用于RTS,S，从而提高它的有效性和适用期，这种方法可 能会在未来8到15年的时间里开发出高度有效的疫苗。
脊髓灰质炎的根除
脊髓灰质炎在过去20年里已经下降了99%，目前保持在每年少于3000例左右的水平。但是如何消除这最后的1%从而根除该疾病却是最难的部 分。当基金会两年前投资于这种疾病时，我们认为这只是个方法、药物的实际应用推广方面的问题。因为口服疫苗已经很有效，貌似我们并不需要再开发一种新的工 具。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在某些地方，口服疫苗并非完全有效。于是，我们资助开发了一种针对三种不同脊髓灰质炎病毒的新型疫苗。该疫苗在今年取得的进展中发挥 了关键作用。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在寻找最佳解决问题方案的时候，我们应该保持开放的态度。
在去年的年信里，我提及有四个国家集中了大部分的现存病例。一个是尼日利亚，特别是在其北部省份，脊髓灰质炎尤其严重。2009年，由于来自一 些省份、地区和传统领袖的新的资源投入和政治支持，尼日利亚在大多数省份里对更多的孩子实行了免疫。这使得病例数下降了50%，而最致命的菌株类型病例下 降了90%。2010年，尼日利亚还需要提高每个地区的免疫率。
在另外的三个国家——印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受该疾病影响的地理区域已经缩小。疾病最严重的地区是那些安全状况恶劣的地方，比如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一部分。
当疾病暴发时，国家的反应与以往相比更加迅速和有效。去年，脊髓灰质炎病毒自尼日利亚和印度扩散到超过15个被认为已经消除该疾病的非洲国家。 但是，由于很多国家已经开始应用更好的实验室技术，他们迅速诊断出了病毒并立即开始了免疫，因此控制了疾病的传播。但是，我们仍然未能将这些国家的案例数 重新归零，特别是西非和乍得——在那里，疾病仍在广泛传播。我将会去访问这些国家，会见那里健康方面的领袖。我相信在来年里我们可以汇报更多的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