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宙：我在这次达沃斯会议期间碰到了伦敦市长约翰·鲍尔森，我本人也是伦敦市长顾问委员会成员，我们谈到了伦敦迎接奥运会的技术设施改造问题。我说，伦敦基础设施很好，地铁四通八达，但是地铁下面没有手机信号。这对老百姓生活很不方便，而且在应急状态下也是很麻烦的事情。
我对他说，中国移动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提供了非常好的通讯服务，中国移动的手机在地铁、电梯和地下室等都有信号，他对此很感兴趣。我给他建议了两个方案，一是让一家电信公司来做地下网络覆盖，其他电信公司来分享；二是让第三方来做，比如地铁公司，各家电信公司来负责建设这个地下网络。
《财经国家周刊》：你对国内的手机市场前景如何看待？是否还有进一步扩大的潜力？
王建宙：毫无疑问，手机市场还会扩大。但是与前几年相比，城市绝大部分人都有手机，这个市场成熟了很多。从新增用户来说，大部分来自农村，农村有着巨大的市场。
中国移动还可以开发很多新的业务。3G业务现在已经开始，在手机报、短信和手机音乐等领域我们也开展得不错。现在，中国移动还要开展手机支付业务，如用户使用手机来乘坐地铁和购买商品等。手机支付已经在重庆、湖南和广东等地开始推广，还将在上海"世博会"上大量推广和使用。
对企业而言，应该去创造一些新的消费形式，这也是这次"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谈论的题目。
比如电子书，中国移动在技术上已经具备了推广电子书的能力。在达沃斯，我们不仅跟IT行业，还跟出版商和媒体进行了如何做大电子书市场的探讨。目前，中国移动就电子书的开发就有一个200多人的团队。电子书的出现，增加了新的消费形式，从节约纸张角度考虑，也是非常符合节能减排的一种消费方式。
《财经国家周刊》：中国移动如何在保证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王建宙：这是企业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企业承担它的社会责任很重要，在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之后，这个问题比任何时候都重要。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企业的领导力受到很大冲击，其中最主要的是公信度大幅下降，投资者对企业不放心，对分析师的报告也不放心。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移动除了加强领导力和进行技术创新之外，很重要的就是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我们认为，承担社会责任更加有利于企业的发展，这也是金融危机之后我们需要"重新思考、重新设计"的重要方面。
另外，平衡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为投资者创造价值之间的关系是不太容易的。我们常说，中国移动不仅要为投资者创造价值，而且要为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也就是说，中国移动也要为非股东创造价值。这两者就可能出现冲突，但我们觉得，中国移动还是可以做到这两者的平衡。
比如，5年前中国移动大举进入中国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地区。当时，很多投行分析师就直接对我说，不要去做农村网络覆盖，因为那儿用电话的人少，而且成本很高，不利于为投资者创造价值。但是，中国移动把开发农村网络作为一种社会责任，不管有没有人用，我们都有责任去覆盖农村地区。
经过5年的努力之后，我们看到，开发农村地区是可以跟企业的经济效益结合起来的。第一，覆盖增加本身就可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提高公司网络的吸引力；第二，农村地区包括偏远地区，一开始用的人少，以后会逐渐增加，中国移动现在的农村用户已经越来越多了。由此可见，开发农村市场，不管从社会效益出发，还是从企业经济效益出发，都是值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