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曾经发达，但市场原则却未确立，为什么？正如俗话所说，中国的市场经济“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原因就在于市场经济难以突破大一统的王权，市场原则无法改变指令性权力支配经济的局面。
市场原则能在欧洲确立起来是因为各国独立，形成“小国寡民”，因而资源匮乏，依赖市场，这就令市场大于国家，市民多于国民，使得以“军事—商业复合体”为原型的城市和市民社会13世纪就萌芽了。约15世纪，它已有了自己的政治体制，近代国家围绕它而兴起。
反观中国，因大一统而自足，不依赖市场，反而成为最大的市场；而权力支配经济，以反市场原则来运作市场，反而能在市场上占上风。戴逸《中国经济的千年态势与复兴之路》一文指出，乾隆时，中国的GDP最高，占世界32％，英、法、德、俄、意五国仅占17％。还说，唐宋以后，直到18世纪，中国经济实力都居世界榜首。他依据的是英国经济学家麦迪森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一书。以此为据，我们可以认为，中国以大一统的政治体制，曾建立了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且以凌驾于市场之上的天朝朝贡体系左右了世界市场的格局。然而地理大发现后，西方出现了全球化的帝国主义，足以动摇天朝体系，可天朝还被蒙在鼓里。马嘎尔尼来中国时，正是英国全面战胜荷兰，作为全球化的帝国主义崛起之时，而晚清丝毫不知。
如此巨大的经济体，竟然只开粤海关一口与海外贸易。即便如此，它撑着天朝的架子，看上去还是绰绰有余。马嘎尔尼也好，乾隆也罢，他们都没有对这个巨大的经济体产生怀疑，一个极力想把本国的贸易捆绑在这个经济体上，一个以天朝口吻拒绝自由贸易。
为什么不增加通商口岸，扩大对外贸易？最堂皇的理由便是国家安全。不过，那时对安全构成威胁的还不是海外之夷，起码还没意识到是夷，而是如晚明故事——中国民间海权重新崛起。民间海权，那是反清复明的发动机，而英夷当年就与代表民间海权的郑氏缔约，所以要限制对英夷贸易。
还有更深层的理由：王权之下，家国不分。例如粤海关，康熙帝设立，设立时还招募了十三家牙行经纪人，专营外贸和征收关税。我们知道，宋朝市舶司收入还要上交国家财政，而清朝粤海关收入则交到内务府，专供皇室之需。如果皇室要完全垄断海外贸易，最好是“利出一孔”，只开一口。康熙初设海关时，设了四处，且由所在巡抚兼管；雍正时设专职海关监督，直属内务府，与巡抚无关；到了乾隆帝只留了粤海关一口。
对王权来说，家与国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替乾隆两手抓的人便是和珅。他不仅管着户部，还管内务府，最擅长的是做搬运工，将户部职能搬到内务府去，将国家财政收入搬到皇室去。这方面，他善解“天意”，能揣摩皇帝隐私，做起来乖巧而又得体。
粤海关除了收税，还收“规礼”，“规礼”数额比正税还多。一艘洋船入关，先要交丈量费、通事费、管事费、库房费、稿房费……在一份《乾隆二十四年粤海关征收洋船进出口各项归公规礼清单》中，列举的收费名目竟达100多项！这100多项加起来，统称为“规礼”，油水多半从“规礼”上榨取。
乾隆时规定，一艘洋船“正课”为1950两，另有“洋船规礼银”，进关要交，出关还要交。在英国人洪仁辉告状提供的费用单上，一进一出，“规礼”计有68项。进关规礼30项，收银1125.96两，出关规礼38项，收银533.8两，“规礼”银共计1600多两，“正课”与“规礼”加起来3600余两。这68项只是针对船的，还有针对货的，货有“分头”，即外商买货所付货款按银两算，每两都要由粤海关抽头。起初一两货款抽0.054两，后来抽到0.06两。通常，海关上缴“正课”，“规礼”和“分头”之类则由监督和他的家人以及其他聘用人员分享，这是一种制度性分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