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管理海关，就像搞承包。皇帝将粤海关承包给他的亲信，亲信承包先要“投资”，以取得“承包权”，此后“凡应行事宜”，就“不必听督抚节制”了。监督上任，可带家人60名，乾隆朝李永标超标，带了家人73人，包干了海关所有事务，使粤海关成为了他的“家天下”。不过，“家天下”只能为期三年，三年以后，就要换人包干。
“规礼”之类的分肥，按规定，粤海关监督本人要占到三分之二左右，其他海关办事人员——书吏、贴写、头役等，多为他家人，也有聘用之人，还包括各炮台官兵，大约占了剩下的三分之一。洪仁辉告状时把这些都捅了出来，他不知道这些都是“常规”，属于“亚财政”，虽无明文规定，却是历来如此，成了习惯的，所以叫做“礼”。
这块有定数的“规礼”收入，即使是监督本人分得的那部分也要拿出来“报效”，而报效皇上则要通过和珅。“报效”银每年不下100万两，“规礼”所得，大部分用来进京报效，一小部分还要用来跟当地督抚搞好关系，“打点”各色人等。如此分赃，无法可依，但合礼。
粤海关收入，“正课”虽非正式国家财政收入，但王权之下，家国一体化，但凡王权所得，无不合法，谁敢问其合法性来源？“规礼”是合礼收入，属于“礼尚往来”的范围，监督本人贪与非贪，主要看他对“规礼”收入如何处理。他一人所得便占了“规礼”收入的三分之二，要拿出来报效的主要就是这一块，剩下的三分之一，是其他人的职务收入，原则上，他不能拿出来报效，但他的手下要报效他，这样的人情收入，他会笑纳。由于决定他贪与不贪的不是别人，正是和珅，所以他要报效和珅，有可能连他本人都是和珅的代理人。
然而，监督油水何在？在于“陋规”。“陋规”非礼，没有定数，也查不出来。“陋规”之行，主要是索贿。如船钞一项，据船只大小收费，究竟收多少需要丈量，这就为索贿提供了运作空间。丈量者手里拿着尺子，行贿了，大船可以量小一点，不行贿，小船也可以量成大船。类似项目有100多项，每项都要搞点名堂，所以很忙。还有货物，因质量和价格起争议，也是常有的事，但只要争议一起，海关就能调整税额，这里面名堂很多。粤海关究竟有多肥？比肥得流油的崇文门税关还肥。崇彝写《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写他做崇关帮办委员时每年约可得四五千两银子，就自以为很肥了。可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罢关征议》中提到粤海关，说海关看门人月薪都有800两银子，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
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出千年世界首富50名，其中有6名中国人，清朝有两人，即和珅、伍秉鉴，一官一商，差别很大。差别有多大？和珅的财产数以亿计，折合成银子少说有2亿多，多说有11亿，这些数字是根据抄家清单估算出来的。而伍秉鉴的身家仅有2000多万两白银，相比之下，可谓区区。此二人者，或为官敛财，或经商致富，各自登峰造极，一个做官做到了“二皇帝”，一个经商成为“十三行”首席。
然而，同为世界首富，他们的差别为何如此之大呢？和珅个人收入居然超过了国家财政收入，他是如何创收的？贪官创收，人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贪污。他管过兵部，难免克扣军饷；他主持吏部，能不卖官？但这些，还不足以使他成为世界首富。那么崇文门税关呢？那可是天下第一税关，像大裤衩一样矗立着，而和珅就是这个大裤衩的总监，监督着每一位来往商贩、赶考士子和进京官员，无论你多大的官，都得从它胯下过去，当然是以“纳税”的名义。“纳税”纳到什么程度？只有人头不纳税！本来，清朝税务规定，往来者随身携带物可以免税，可税关照收，连京畿商民入城，为了省事，都在帽檐边插上两文制钱，由税吏自取，否则就要扣下所携之物，极尽刁难之能事。有一位山东布政使进京，税吏要他纳税，他没钱，一气之下干脆将行李都放在税关外，说：我赤条条一人，还要纳税吗？
这些税收没有收到户部，而是收到内务府。如果说粤海关是“天子南库”，那么崇文门税关就是“天子北库”，一南一北，两条财路，都握在和珅手里.。
皇帝虽然“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可皇帝有皇帝的难处。皇家开销大，皇帝难免有捉襟见肘时，又不好动用国家财政，往往有苦难言。而乾隆排山倒海似的花钱，不动国库还总有钱花，这就可见和珅的功夫了。自从和珅将户部尚书和内务府大臣两个职位一肩挑，皇上从此不差钱。万岁寿诞，和珅发起“奉献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都要“奉献”，一场寿诞办下来，创收不少。还有经常项目，如“折罪银”一项，也源源不断流入内务府。用银两可以折罪，还是经常项目，能不大开罪源、广立罪人？以罪源为财源，天下安得不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