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是残酷的。
达尔文用尽一生的时间来告诉我们，“竞争”在生物进化中的重要作用，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而我们已经习惯于看着自然界食物链的吞噬与牺牲，同类战争中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似乎，利己，才是秩序运转的大前提。
“我们身上的每一根骨头，都只受自我利益的驱动。我们身上的基因都是自私自利的。不过，在生物进化的过程中，除了竞争之外，应该还有一些更加深刻的东西。”在《超级合作者》中，作者马丁·诺瓦克、罗杰·海菲尔德指出。
这个更深刻的东西，就是“合作”。在两位作者的论述下，“合作”，被提升到“生物进化”的高度，成为与“竞争”难分主次的另一核心驱动力。
由于他们的主张，对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提出了一定的挑战，他们收到一系列生物学家和理论学家的批判与抨击。但他们依旧坚持己见，并与对立方展开一场旷日持久、针尖对麦芒的学术大论战。
“正是由于人类惊人的合作能力，使得我们可以在地球上各种生态环境下生存，从烈日炎炎的沙漠，到万里冰封的南极，再到有着千钧压力的深海。人类协同一心的超凡能力，也让我们冒着巨大的风险，向地球大气层外迈出了第一步，到月球甚至更远的星球上去旅行”。
无论，竞争与合作谁更主导“进化”，但我们都不可忽视“合作”对于我们的重要意义。而这两位作者则倡议以“超级合作者”的姿态，解决我们当下全球范围的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等问题。这也是我们所乐于看到的。
那么，既然在《超级合作者》作者提及了“合作”对于生物进化、产业进化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我们不妨就以一个更加具体的、更贴近大家生活的行业为例，来看下“超级合作者”的重要作用。
我们选择的小视角是，五十年间，人类通信能力进化史。
非常有趣的是，这个行业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且我们几乎每一个人都亲历了它进化历程的代际更迭。而它的进化过程又非常明显可区分，它被明确地标志为五个时代：1G、2G、3G、4G，5G。“G”即generation，1G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哥大时代，5G就是现在正在火热推广中的6s一部电影的5G通信时代。
由于它所涉及的产业相关方甚多，我们试图简单以通信标准、基带芯片方、终端方三者的竞争合作，来简化地理解这一发展脉络。
你会看到，“合作”对于“进化”的重要性，以及它的一二特征。
虽然共同源起于贝尔实验室，但1G时代的通信标准各自为政、山头林立。
美国主导的AMPS、北欧主导的NMT、德葡奥的C-Netz、法国的Radiocom2000、意大利的RTMS、运行于非洲南部的C-450等等。这时的网络也是区域网络，各区域之间无法连通。
而此刻最懂得合作的一个企业占据了七成天下，它就是摩托罗拉。
它对AMPS进行修改，形成TACS，为欧洲设计了ETACS、为日本设计的JTACS。并将目光看向头部强国之外的小国，以及发展中市场，其中消费者最巨的中国市场，可以说是它命运的关键之一。（我国邮电部于1987年确定以TACS制式作为我国模拟制式蜂窝移动电话的标准）
在这波浪潮中，我们所熟知的爱立信也不可忽视。而它的崛起的原因，正是由于背靠着“NMT450”，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多国使用的蜂窝网络标准。
可以说，对于一家通信企业，外部的合作主要在于快速为通信落后的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而内部的合作则源于产业一体化的精益配合。
在1G时代，通信产业从零出发，仅能“通话”的功能也决定了产业远没有多么复杂，头部企业通常技术标准、芯片、终端设计一肩扛，三位一体配合得最好的，就是赢家。
就像全球第一款手机摩托罗拉DynaTAC 8000X，以及最早出现在中国市场的摩托罗拉3200，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产品。
2G
2G时期，欧洲团结了，摩托罗拉分裂了，诺基亚等来了机会。
意识到各自为政所带来的失败教训，在1G时期有四五个标准的欧洲决定联合起来，共同推动GSM，在欧洲完成部署后，迅速在全世界范围上攻城略地。
而美国和日本则分别坚持了自己的技术标准进化，美国采用了高通倡导的CDMA，而日本则选择了仅在国内普及的PDC。
联合起来的欧洲，为诺基亚提供了产业化、规模化生产的土壤，诺基亚得以创造了历史上一款手机销量的巅峰。而得益于GSM，同源的爱立信、阿尔卡特、西门子也都收获了胜利的果实。
诺基亚之所以摘得头名，依旧与内部合作密不可分，据说当时诺基亚在全球拥有最多的研发工程师，12个分支机构，数以万计的研发工程师在精诚合作，才让诺基亚在一款款2G产品中引导潮流。
而摩托罗拉的失败也在于内部。最大的分歧，是研发和终端。一直处于研究前沿的摩托罗拉科研部门早已掌握了数字通信标准能力，但由于终端部门对此研发部门的成果不理不问，依旧享受在模拟时代带来的荣光内，迟迟未推出2G手机。据原摩托罗拉工作者描述，这种分裂严重到，研发部的人即便使用诺基亚2G手机也不愿使用自家的1G手机。
伴随着1989年GSM统一标准的商业化，欧洲起家的诺基亚与爱立信开始攻占美国和日本市场，仅仅10年功夫诺基亚力压摩托罗拉，成为全球最大的移动电话商。如仅2003年发布一款诺基亚1100，就全球销量2.5亿部。
事实也证明了，失去了强势终端配合的美国CDMA标准，以及仅仅在一方土地上发展的PDC，在2G时代都难敌多维合作的GSM。
3G
一个标准能笼络的人数多少，往往就决定了这个标准的成败。因此，3G时代标准依旧延续着合作联盟的形式，而我国也终于懂得利用国内这“数亿个体合作”的优势，孕育了自己的通信标准。
从标准数量来看，3G时代的主流标准依旧是三足鼎立：美国在CDMA的基础上发展了CDMA 2000，欧洲在GSM的基础上推出了WCDMA，而中国则推出了自己的TD-SCDMA标准。
一个巧妙的变化在于，手机的复杂性正逐渐提升。2G，手机多了文本功能；3G，手机提升了上网冲浪能力；从此，这不再是一两个机构和厂商之间的游戏，而是一场产业协同的竞争。
苹果取代诺基亚的很大一个原因，也在于产业合作与生态构建。
苹果不是什么通信标准主导方，也不是芯片标准制定方，它甚至自己也不生产芯片和任何一颗镜头，但它却能以自己的规则，将产业中最优秀的各方联合起来。
一部iphone4s，基带及通信技术专利来自于高通，芯片采取的是ARM架构，A5双核处理器生产于三星，存储芯片来自海力士、东芝，摄像头来自索尼，Wi-Fi/蓝牙/频率调制(FM)模块来自村田制作所和博通，屏幕来自三星、夏普，组装自富士康。
而苹果App Store得益于应用开发商所共建的应用繁荣，更不必多说。
每一代通信标准的竞争，都在申诉着合作的重要性。因此，当4G来临时，通信标准数量继续减少，从“3”降到“2”。
2012年1月，LTE-Advanced和WirelessMAN-Advanced被确立为4G国际标准，与此同时，我国主导制定的TD-LTE-Advanced同列其中。
而随着产业高度成熟化，手机厂商逐渐成为手机产业中的牵头者，谁更懂市场、更懂得分享与合作，谁就能带领手机产业链中的同盟军共进退。
这时，原来受制于技术能力的国产手机终于冒头。十年间，国产手机逐渐从others成为头部，并在近两年拿下全球市场份额的半壁江山。
(counterpoint:2019Q2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及市场份额)
一方面，中国市场的集体效应给予他们足够的底气，让产业链中的各领域头部厂商为与之合作，芯片方、应用生态方的加持无疑是他们起飞的翅膀。
（2019年Q2手机方芯片方主要合作关系图）
另一方面，他们也在不断加大科技团队人数，以及更加强调团队内科技研发与市场渠道的着力配合。
最典型的，就是诞生于中国市场的拍照手机理念，与快充上的不断加码，这都是根植于中国特色的需求洞察，而在区域成功后又伴随着国产手的脚步，影响推进着全球范围的手机功能进化。
5G
如今，5G正以不可阻挡的势头袭来，全球运营商、手机产业方都以远超历代的方式快速发展。
而不可割裂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5G时代，全世界只有一个标准：这一标准由3GPP研究，经国际电信联盟认可、颁布后，就成为国际5G领域内的唯一标准。统一的标准营造出了全球规模化的坚定信心，更破除了以往常常令人哭笑不得的兼容难题。
值得关注的是，3GPP是有超过550家公司作为会员公司参与，同时它由16个工作组组成，负责制定终端、基站和系统端到端技术的标准规范。这正是5G时代的“超级合作者”组织之一。
而在前不久的全球通信大会上，国际电联“掌门人”也强调，“不可忽视的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现在的通信系统中，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够在所有方面保持技术领先，企业的发展需要产业链合作，5G的发展更需要社会各方加强合作。”
“超级合作”，将全面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