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给他女儿分析的最初时期，弗洛伊德也为AbramKardiner作分析，在一次为Kardiner分析的时间里，弗洛伊德提到了Anna及她的未婚状况，请Kardiner为他参谋。Kardiner已经听说了Anna接受他父亲精神分析的传闻，但他并没有问这个问题。Kardiner相信弗洛伊德的很多男性追随者都企图成为他的女婿。Anna一生未嫁，她一直陪伴她的父亲度过他的余生，作为一个同伴、打字员、合作者、保姆。尽管她未受过大学教育，但作为一名精神分析师，她还是得到认可，而且非同一般。到底是怎样的不平常呢?那就是她的分析非常实在。在她获得学位时，弗洛伊德已62岁高龄了。他认为Anna的分析非常有效体现在两篇理论性文章里，那就是“一个被打的孩子”(1919年)和“性别之间解剖学差异的若干精神结果”(1925)。在1935年弗洛伊德给EduardoWeiss的信中，他显然是用成功来形容她的治疗。
2研究成就编辑安娜的父母都是犹太人，父亲是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
精神分析学相关书籍人，也是 S.弗洛伊德六个子女中唯一继承父业的人。在她出世以前，S.弗洛伊德曾希望她是个男孩。自幼不受父亲重视，她自己曾在与朋友信函中称当时如果有避孕药，她是不会来到这个世界的。
但她并未让父亲失望，自幼对学术有兴趣，15岁以前已经开始阅读父亲的论文，自行研习精神分析。14岁即出席旁听父亲主持的精神分析研讨会。23岁曾因连夜恶梦而陷入情绪困扰，经由父亲连续分析治疗达4年之久，这时她才真正接触心理学。当时她每周接受6个小时的分析，时间在晚上10点钟，直到 1922 年中断，但从1924 年开始后的几年中，她仍断断续续接受其父的精神分析。1920年，父女两人一块儿参加了在海牙举行的国际精神分析学会，1922 年安娜获准参加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并取得正式会员资格。1924年首次在学会提出研究报告，题为《击败幻想与白日梦》，引起精神分析学界重视。该报告内容时她对白日梦患者的个案研究，实际上那个患者就是她自己。
1923-1938 年，她在维也纳私人开业，从事精神分析治疗工作。1925-1928年曾担任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主席，并担任维也纳精神分析教育学院院长，她还积极参加了国际
微精神分析学书籍精神分析学会的活动，并担任过该会的名誉主席。1938 年，纳粹德国入侵奥地利之初，安娜曾被德军逮捕，获释后陪同父亲赴英国伦敦避难，一面照顾已患口腔癌多年的父亲，一面继续在伦敦从事儿童精神治疗工作。
1939-1945年，她在维也纳创办了一所私立小学，将原来用于病人的精神分析理念扩展用在教育上以研究儿童。后来成为著名心理学家的 E.艾里克森，当时即在该校任教，并跟随安娜从事儿童精神分析研究。与此同时，她还在英国伦敦创办汉普斯特战争疗养院。机构创办初期，照顾在战争中和双亲失散的小孩，战后她改为儿童诊护所[1]，开设儿童心理治疗课程，并对精神紊乱的儿童和成人进行临床诊断和分析治疗。这一时期她还走遍欧美，作专业和通俗的精神分析讲演，并担任耶鲁大学法学院和儿童研究中心的访问教授。此外她还开办了一个健康儿童科，一个因社会案件而设的幼儿班和一个专收盲童的幼儿班。1952年起她担任汉普斯特诊疗所的所长直到逝世。
安娜未接受大学教育，无正式学历，学术成就全靠自修，她终身未婚。一般认为，安娜在心理学上最大的贡献乃是她对父亲的牺牲奉献，当S.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尚未得到重视，唯安娜仍坚守在父旁。1923 年弗洛伊德患口腔癌，开始依赖安娜的照顾及看护工作。当他需远赴柏林进行治疗，陪伴他的只有安娜。因为弗洛伊德患重病，一个保护心理学的秘密组织成立，安娜是其中一个组员，她要求其它组员捐出一只指环以示信任。那年开始，安娜便成为弗洛伊德的秘书及代理了。而当奥地利被德国纳粹入侵时，安娜还为了保护父亲，代父接受盖世太保的侦讯。此外，她协助S.弗洛伊德使其晚年著作得以出版，并编纂了24卷的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安娜本人在心理学的成就，主要有以下几点：
自我心理学
安娜·弗洛伊德对儿童的心理分析与她的自我心理学说很有些关系。弗洛伊德把自我当作“本我的佣人”来看待，自我把绝大部分能量消耗在对本我的控制和压抑上，因而自我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本我影响的，安娜·弗洛伊德则不同，她反对过分强调本我，而强调要给予自我以应有的重视。她认为从临床的角度，更应该重视自我。
